制度赋权、技术赋能与社区能动治理——中国式社区治理的三元里经验及其实践逻辑

社区治理情境复杂多变与社区治理能力有待优化的现实张力要求社区治理创新发展,党建引领和数据驱动成为创新和优化社区治理不可或缺的主导力量。结合既有学理探讨,以广州市三元里社区为研究样本,通过构建“制度—技术”框架提炼社区治理的内在逻辑,即制度赋权下的“核心—组织”逻辑和技术赋能下的“多元—行动”逻辑。从三元里社区的治理实践中发现,通过条块整合、跨界合作、多元参与的组织化治理和数据驱动、算法驱动、需求驱动的粒度化治理,实现了对社区本体、组织群体和居民个体的制度赋权和技术赋能。在这一过程中,以党建引领为核心的制度建构和以数智驱动为核心的技术支持的双重叠加赋能,构建了中国式社区治理实践的未来图景,从而在治理方式、治理结构和治理效能层面实现社区治理智能化、简约化和效能化,促进社区能动治理的生成。

数字时代的新文科教育:何以为“教”?何以可“育”?

新文科教育作为新文科建设中极其重要的一环,是新文科建设能否成功的关键一步。在数字技术蓬勃发展与普及应用的智能时代,数字技术正成为新文科教育变革的中介力量,对新文科教育的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数字技术赋能下的新文科教育呈现出教育场景可视化、教育手段智能化、教育过程可溯化和教育资源平台化的总体特征和发展趋势。因此,从实现新文科教育中的“教”功能来看,需要在教学主体上注重“有教无类”和“因材施教”并重,在教学方法上实现“授人以鱼”和“授人以渔”结合,在教学过程中达到“寓教于乐”和“教学相长”的效果。从实现新文科教育中的“育”功能来看,需要通过数字技术驱动思政育人、教书育人、科研育人和实践育人。

组织动员、社区学习与应急治理——社区公共卫生应急治理的响应范式与实践逻辑

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末梢,是国家政权能够触及和抵达基层行政系统的微观治理。社区应急治理是社区遭受重大公共危机和突发事件而采取的非常态治理,是社区末梢治理中的突发性治理和非程序性治理。由于社区公共事务治理具有主体的多元性、事务的琐碎性、服务的细微性、管理的末梢性等特点,因此,社区应急治理则是一个自上而下快速行动的动员-响应过程,是一个包含组织动员、社区学习和全员参与的非常态运动式治理。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过程中,组织动员成为社区公共卫生应急治理中知识传播、疫病防范、应急演练的重要途径,社区学习成为了公共卫生治理中社区居民理解、认同和参与的重要前提。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介入的全数时代,数字技术赋能组织动员和社区学习越来越便利化、精准化和高效化,社区公共卫生应急治理走向全面治理、全程治理和全员治理成为可能。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数字技术赋能组织动员和社区学习,构成中国特色社区公共卫生应急治理的响应方式,对于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以人民为中心: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的动力机制与行动逻辑——以广州市西村街为例

由于能够秉承"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理念,在改革创新中坚持以人民的参与为核心、需求为导向、利益为根本、满意度为中心,致力打造人人参与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近年来广州西村街的社区治理创新取得了显著成效。究其原因,他们主要通过政治性吸纳、参与式治理、民主性协商、重复性博弈,以基层党建引领社区创新、以电梯驿站创新民主决策过程、以多元主体实现社区利益共享、以多种途径化解社区治理矛盾,真正实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然而,在创新的过程中,也面临如何平衡少数人与多数人的利益、如何妥善解决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冲突、如何恰当处理居民自治与群众领袖的关系等困惑,应在进一步坚持人民导向的基础上,有温度地关怀少数人的利益;在贯彻人民监督的基础上,强化多元协商,确保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统一;在兼顾人民检验的基础上,关注群众满意度,处理好居民自治与群众领袖的关系。

青年流动中的乡村治理危机及其数字化应对

随着经济转型与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产生了一股规模巨大且持续不断的乡村人口流动大潮,形成了从“离土不离乡”到“离土又离乡”的渐进式远离。大量农民尤其是青年人外出务工的事实客观上造成了乡村社会的低龄化、老龄化、空心化等现实困境,引发乡村治理危机。对数字乡村建设的研究发现,外出村民尤其是外出的青年村民借助数字化平台能够以更低的成本远程参与乡村治理,解决之前因为外出而导致的“不在场”困境;数字平台的开放性所推动的去中间化,扩展了村民间的横向联系,缩短甚至打通了基层治理架构的纵向层级;数字平台的可视化特性也提高了基层治理中的透明度和公平性。在数字乡村建设中,数字平台将为发现和满足社会需求、化解基层社会矛盾、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提供重要科技支撑,更有助于提高乡村治理效能,推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为乡村振兴夯实治理体系保障。

全域型社会治理及其运行逻辑——来自深圳市坪山区的考察

全域型社会治理的内涵,不仅包括治理领域的协同、治理空间的融合、治理手段的多元、治理内容的全面,而且意味着“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在基层得到有效落实。深圳市坪山区的“六治融合”实践,以“政治、法治、德治、自治、智治、心治”为核心要义,坚持把握治权下沉的权责匹配逻辑、精细管理的理念重塑逻辑、智慧服务的技术支撑逻辑、项目连接的资源配置逻辑,竭力打破职能、部门和领域边界,尝试实现跨领域、跨部门、跨层级、全空间的协同治理,是典型的全域型社会治理。要真正将全域型社会治理落到实处,就应打通治权下沉的“最后一公里”、克服技术治理的不确定性、厘清项目嵌入的逻辑思路、构建全域融合的路径。

社会信用体系的创新扩散——基于我国地级市的实证研究

社会信用体系在地级市的建设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有哪些因素影响着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却鲜有研究。以政策创新扩散理论为研究视角,基于我国地级市的实证研究发现:在外部决定因素中,上级行政压力和竞争压力都对社会信用体系创新扩散产生了显著影响;在内部决定因素中,除财政规模对社会信用体系创新扩散影响显著外,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区域位置和行政级别的表现并不显著。

“放管服”改革政策创新扩散的驱动因素研究——基于31个省级政府的实证研究

“放管服”改革是国家重塑政府与市场关系,深化行政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的重要内容。其改革的理论逻辑及实践探索已经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但鲜有学者对“放管服”改革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索,论文采用事件史分析法对2015—2020年31个省级政府影响“放管服”改革政策创新扩散的内外部因素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发现:单因素回归模型中内部因素财政资源对“放管服”改革的创新扩散影响并不显著,但在综合模型中较为显著;人口规模、经济发展程度在单因素回归分析中大部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综合模型中则不显著为正,对政策的创新扩散假设得到了部分验证;外部影响因素中领导者学历因素、府际竞争、中央压力、认知压力都对政策的创新扩散产生了显著影响,其中府际竞争、中央压力因素是政策创新扩散的主要驱动因素,而府际学习中的领导者年龄因素对政策的创新扩散影响并不显著;市场化程度在单因素回归中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而综合模型中不显著为正,对影响“放管服”改革创新扩散的假设得到了部分验证。

共同富裕的正义追寻及其公共守护

社会公平正义的核心内容是分配正义,财富分配的正义与非正义议题贯穿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从古希腊先哲亚里士多德、近代德国先贤韦伯到当代美国学者罗尔斯,都在宏大正义理论的细节之处对分配正义作出了具体的、历史的、逻辑的回答,从理论上建构了市场初次分配、政府再次分配、社会三次分配的实践逻辑。在通往共同富裕美好生活的征程中,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能够有效实现分配正义的生产与再生产。马克思的正义理论回答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正义之问”,为财富和资源的合理配置提供了“按劳分配”的正义观和“按需分配”的后正义观指引。这种分配正义通过由价值共同体、财产共同体和权益共同体所构成的社会共同体而确立统一的制度安排和良善秩序,能够最终实现“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可见,理解共同富裕分配正义的理论范式和实践逻辑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粤港澳大湾区背景下香港地区青年北上的顾虑与对策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香港地区青年北上内地发展已然成为趋势。当前,香港地区青年普遍对北上求学、就业、创业、生活等顾虑颇多。本文通过对香港地区青年的调查,探讨香港地区青年北上却步的缘由,发现就业政策不完善、交流形式大于实质、获取政策信息渠道匮乏、政策适配性不足等客观因素是造成香港地区青年北上顾虑的主要原因。因此,应该通过积极推动湾区内升学互认教育合作发展,完善支持香港地区青年到内地发展的配套政策,做好法治、心理与文化建设,培育香港地区青年国家责任与担当等措施消除香港地区青年到内地发展的后顾之忧。

政策性债券融资:为科技企业注入“金融活水”

加快推进科技型中小微企业(绝大部分为民营企业)发展,对于贯彻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提升我国整体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机制完备、功能啮合、健全完善的金融体系为支撑的良好融资环境,是科技型中小微企业(以下简称科技企业)发育成长的沃土。但就目前来看,债券融资对我国科技企业尤其是处于“孵化”期的科技企业提供的支撑仍较为有限,改善债券融资环境,畅通科技企业融资融资渠道迫在眉睫。

元宇宙:数字时代技术与社会的融合共生

论文在梳理元宇宙发展中的电子游戏、网络社交、产业经济等不同路径的基础上,总结了各发展路径的阶段、特征及其汇合交融机制。论文从技术社会学视角出发,探讨了数字时代元宇宙中的“技术-社会”关系。研究发现元宇宙实践是在“技术-社会”互构基础上构建技术与社会融合共生体系的重要尝试,能够在推动平台互联互通的基础上促进虚拟与现实、社会各维度的融合共生。

大数据时代公共服务下沉的多案例比较分析

以大数据技术为代表的数字要素为政府公共服务下沉的技术创新与理念升级提供了重要契机。大数据赋能公共服务下沉是一个下沉方式优化、下沉过程重塑、下沉通道拓宽,最终实现下沉质量提升的层层递进的过程。多案例分析表明,大数据在下沉通道、下沉方式、下沉技术、下沉绩效、下沉平台多个维度体现出独特的比较优势,并逐渐成为解决基层公共服务“悬浮”,提升公共服务可及性与均等化程度的关键抓手,同时也可能存在公民数据隐私泄露、数据滥用、“数据碎片化”“数据孤岛”等应用风险。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应积极把握大数据带来的重要机遇,并直面其潜在风险,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的数字禀赋优势,提高公共服务下沉能力与下沉绩效。

面向人工智能时代的智慧警务

人工智能既是多种数字技术范式更迭的产物,也是驱动社会治理多重变革的算法工具。在新技术革命条件下,人工智能赋能传统警务迈向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主要特征的智慧警务时代。在智慧警务建设中,人工智能驱动警务决策愈发走向循数、有序、动态与高效,警务组织朝着数量精简型和质量优化型的扁平化结构迈进,警务技术实现了从生理体态感应侦查向科技力感应触摸的蜕变,警务服务呈现出数据、技术与平台的移动化特征,警务监管走向“六位一体”的多元智治模式。总之,人工智能对传统警务的智慧重构促使智慧警务呈现出云端警务、网状警务、智能警务、协同警务四种新图景。毫无疑问,兼具智性与人性、数据与算法的智慧警务建设对于加快数字中国和平安中国建设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对于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样本意义。

公共政策创新扩散的影响因素——基于31个省级居住证制度的数据分析

居住证制度是我国户籍制度改革过程的产物,被认为是现阶段地方政府管理流动人口、引导人口合理流动的第一选择。从2009年湖南省首次采纳居住证制度至今的十多年间,居住证制度已在全国省级政府间完成扩散,对于各省都采纳居住证制度的原因和该制度在全国大规模运用的特征,采用2009—2018年31个省级政府的面板数据,以政策创新扩散理论为研究视角,使用事件史分析法(EHA)对居住证制度创新扩散的内外部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上级压力是影响居住证制度采纳的最重要因素;竞争压力和城镇化率也影响居住证制度的扩散,但存在负相关,与预期相反。对此,中央政府需要通过政策导向,推动下级政府采纳创新;地方政府间需要搭建良好的信息交流平台,拓宽信息交流渠道,加强居住证制度和信息技术的融合,不断优化居住证制度,充分发挥其在管理流动人口和保障公共服务方面的作用。

“区块链+监管”的赋能逻辑、技术路径与未来图景

政府监管职能的有效履行是均衡权力、资源、技术、制度等要素间关系的结果,“区块链+”赋能就演绎为一个激活“睡眠”要素、挖掘优势潜能、重塑组织结构的递进过程,表征为不同阶段区块链从工具到要素再到催化剂的角色转变。具体而言,通过重塑监管信息的存储、流动和消费模式,区块链提高了政府监管的信息质量、重构了政府监管的组织结构、重建了政府监管的制度规范、重塑了政府监管的理念思维,其结果催生出“区块链+监管”的化学反应,驱动新时代政府监管逐步走向全面化、协同化、智能化和精准化。

城市生命线管理的理论命题与实践范式

城市生命线是维系城市生产生活的关键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系统。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人口、资源不断向城市集聚,城市生命线日益复杂,城市生命线的安全面临重大挑战。在全球能源短缺的当下,中国不断增长的城市化率使得加强城市生命线安全管理尤为紧迫。本文基于城市生命线所具有的基础性、系统性、复杂性、关联性和脆弱性特点,从城市生命线的基础性与公共性、关联性与关键性、脆弱性与复杂性、适应性与安全性、韧性与复原性的内在关系,阐述了城市生命线的理论命题,分析了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在生命线管理中的功能耦合,并从城市生命线管理的数据收集、科学决策、风险评估、精确监控、有效协作以及公众参与的角度出发,构建了城市生命线安全的数字化、智能化、协同化治理的实践路径。

学科交叉融合下的计算思维及其对新文科建设的启示

计算思维是人类认识和利用自然规律、进行科学研究的思维方式,是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通用工具与必备技能.随着当代科技前沿技术的迅猛发展,计算思维从科学思维的一般范式逐步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工具.因此,需要从科技与人文深度融合的视角不断丰富和拓展计算思维及能力的内涵与外延.宜深化理解和更好地掌握应用计算思维,以便进一步拓展学术视野,培养和提升新时代的思维认知能力;通过对计算社会科学的学科特点及作为计算思维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渗透结合的样例分析,探讨其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贡献,促进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交融创新,努力推进新文科建设和新文科教育.

母亲受教育水平对儿童健康的影响及其路径

母亲的受教育水平对儿童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但鲜有研究针对其影响路径进行深入分析。本文基于1991-2015年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数据,利用母亲的兄弟姐妹个数作为母亲受教育水平的工具变量,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探讨了母亲受教育水平对儿童健康的影响及其路径。研究表明,母亲受教育水平每提高1年,儿童的年龄别身高Z评分和年龄别体重Z评分分别平均显著提高0.129和0.14个标准差,具体来说,5岁儿童身高和体重对应是提高约0.6厘米和0.3千克。使用九年义务教育的实施作为母亲受教育水平的工具变量时,结果仍然稳健。影响路径的研究结果说明,母亲的受教育水平可通过提高其膳食知识水平和家庭资产指数来影响其儿童的健康发展。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发现,农村母亲受教育水平对家庭资产指数和儿童健康的影响显著大于城市,但对膳食知识水平的影响不存在城乡差异。基于以上分析,提高女性的教育投入,尤其是农村女性的教育投入可以显著改善儿童的健康状况。

我的父母:累积饥荒经历代际影响的疤痕效应与选择效应

利用饥荒作为自然实验,本文探讨父母早年饥荒经历的累积风险对其子女身高代际影响的疤痕效应与选择效应。运用中国预防科学医学院和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人口中心合作完成的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CHNS)数据,利用个体累积风险与出生队列的差异构建双重差分模型(DID),本文发现,母亲的累积饥荒风险对其子女身高既有疤痕效应,也有选择效应,但选择效应大于疤痕效应。该结果意味着,母亲饥荒经历的累积严重程度越高,子女的身高越高。在排除了男孩偏好、选型婚配(assortative mating)等作用渠道后,本文认为,累积饥荒风险通过影响父母的身高而部分作用于子女的身高。本文传递给发展中国家的信息是,发展中的挫折可能使得我们未来变得更加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