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金融政策是否提升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是国家促进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举措,有利于激励创新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准确地认识和评价科技金融政策实施对科技型中小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利用2010-2019年中国576家中小板、创业板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面板数据,采用逐年PSM-多期DID模型分析科技金融政策对第一批和第二批试点地区科技型中小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显示:科技金融政策显著提高了试点地区科技型中小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该政策主要通过资金融通机制、成本降低机制提高科技型中小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且对不同地区、不同所有权性质和不同行业科技型中小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具体而言对东部地区、民营企业和信息技术业的效应更大。

信息透明度、分析师关注与实体企业金融化

本文基于2008-2019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信息透明度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分析师关注对这种影响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信息透明度的下降会显著提升实体企业金融化的程度;第二,信息透明度通过融资约束作用于企业金融化,即信息透明度降低会加剧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从而提高企业金融化水平;第三,分析师关注、分析师观点异质性可以调节"信息透明度—企业金融化"关系,且这种调节作用具有地域层面和所有权性质层面的异质性,主要体现在非国有企业和中西部地区的企业。上述研究结论的政策启示:一是要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提高资本市场的信息透明度,加强对企业管理层的监督;二是要缓解实体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切断"信息透明度—企业金融化"的传导途径;三是要鼓励和支持证券分析师行业的蓬勃发展,保护资本市场上卖方分析师的独立性。

美联储政策对全球经济的溢出效应与国际货币政策协调机制研究

美国货币政策是全球宏观经济波动的重要扰动因素之一,这种扰动同时具有隐蔽性和异质性特征,由此使得各经济体货币政策制定面临复杂的协调难题。鉴于此,本文在测算美国货币政策对全球29个经济体溢出效应基础上,构建国际政策协调或非协调模型,同时通过逆推的方式识别在协调或非协调情形下的各经济体货币政策规则,并以此为基础测算各经济体货币政策规则协调与否的福利损失。研究结果表明:第一,美国紧缩货币政策并不能有效降低全球通货膨胀,但却导致部分经济体产出缺口下降和宏观杠杆周期上升;第二,美国货币政策向受其货币政策牵引更大的经济体输出金融风险;第三,当受美国货币政策牵引更大的经济体采取国际货币政策协调时,美国货币政策对该经济体经济周期的负面影响以及货币政策福利损失都得到较大改善。结合各经济体特征可以发现,加强政府对经济体内部的干预能力,增强货币政策独立性可以降低美国货币政策对各经济体的负面效应,并以较低政策成本维护内部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这也为各经济体应对外部货币政策冲击的政策制定提供有益的决策参考。

低空经济产业:大湾区何以领先?

“低空经济”术语最早是由中国科学院大学周巧红研究员于2010年提出。随后的十余年间,研究者们开始从不同视角、采用不同方法对低空经济概念和产业构成等进行定义和阐述。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首次将“低空经济”概念写入国家规划,为我国低空经济产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策支持和引导。

粤港澳大湾区数字消费市场分析与前瞻

数字经济作为新发展形势下的重要引擎,重构了社会经济的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各个环节,对居民的消费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数字经济发展高地之一,蕴含巨大的数字消费潜能。本文从数字经济概念出发,阐释了数字经济时代下新型消费呈现出的新内涵,消费内容的多元化、个性化和虚拟化,消费模式的网络化和平台化,以及消费模式呈现出的新型特点。进一步分析粤港澳大湾区的数字消费市场,粤港澳大湾区具有坚实的数字经济基础,强劲的消费需求、消费能力,以及对网络消费的偏好性。在粤港澳大湾区数字消费市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粤港澳大湾区数字消费未来的发展思路,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利用消费券释放内需潜力,完善数字经济治理机制,推动数字消费可持续发展,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实现高质量发展。

“稳增长与防风险”视阈下的最优宏观调控政策搭配——基于政策效果评估和反事实视角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防范金融风险也成为近年来政策实施的重要目标。通过构建多目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模型系统以及宏观调控政策模型,结合时变参数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和马尔科夫链蒙特卡洛方法估计价格型和数量型货币政策以及财政政策盯住经济周期、通货膨胀和金融风险周期三类目标的时变政策取向和政策效果,并基于反事实方法得到调控三类目标的最优宏观调控政策搭配。结果表明:(1)货币政策有逆周期调控经济稳定、物价稳定和金融稳定的政策偏好,而财政政策对三类目标调控的政策取向会随着三类目标在某一时刻的重要性不断进行调整;(2)从政策效果看,价格型货币政策对三类目标有明显的调控作用,而数量型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随着政策目标的转变,效果会有强弱差异;(3)从反事实结果看,总体上,只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才能够使得调控经济周期、通货膨胀和金融风险周期目标的政策效果最大化。因此,应充分发挥不同货币政策规则的优势和财政政策在调控宏观经济运行上的主动性和灵活性,注重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搭配。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会议精神”座谈会主旨发言摘编

2022年10月22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胜利闭幕。为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会议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广东经济学会与《南方经济》编辑部于2022年10月24日组织召开了“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会议精神”座谈会。参会的13位广东经济学界知名专家与优秀中青年学者代表围绕“二十大”报告中有关“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现代化产业体系”、“区域协调发展”、“共同富裕”、“平等就业”等重要论述进行深入学习,展开热烈讨论。现将参会代表发言要点刊登如下,以飨读者。后续《南方经济》杂志还将陆续推出“学习阐释党的二十大会议精神”专题系列文章,敬请关注。

金融科技与金融创新研究进展

现代新型信息技术与金融业的深度融合势头方兴未艾,金融科技驱动的金融创新已经并将继续对金融业和传统金融体系产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但它在广受褒誉的同时,也出现了不少让人疑惑、诟病的现象。金融科技驱动的金融创新对金融体系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其影响路径和机理如何,特别是它能否更好驱动金融业发展?此类问题已经成为金融科技领域广受学术界关注和讨论的重大问题。本文从金融科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辨析,金融科技驱动金融创新发展的动因、路径和理论机制以及金融科技对金融业的深层次影响与内在机理等方面对相关文献进行了系统梳理。据此,本文展示了金融科技驱动金融创新发展研究的新进展。

经济增长目标、宏观杠杆周期与货币政策的非对称区制效应

为了研究提升货币政策调控效果,选取我国1996年第一季度至2022年第二季度的数据,在货币政策模型系统构建的基础上采用LSTVAR模型研究了货币政策在不同宏观杠杆周期状态下的宏观经济效应,以及不同经济增长状态下的杠杆效应。结果表明,不同冲击方向的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速和通胀的影响非对称性较弱,而在不同宏观杠杆周期状态下非对称性显著,其中高宏观杠杆时期的影响更强。在不同冲击方向、不同经济增长状态下,货币政策的宏观杠杆效应均有非对称性,其中低经济增速时期的宽松型货币政策效应更强。对比三部门,货币政策对企业杠杆周期的影响最强,对家庭杠杆周期的影响最持久,且不同经济增长状态下的非对称性也最显著。对比两类货币政策,还发现数量型相对价格型的效果更强。

国际金融周期共振传染与全球货币政策规则识别

考虑到国际风险具有隐蔽性、蔓延性和跨国别高维特点,本文设计了高维网状溢出矩阵,并考察了国际金融周期的共振传染路径,在此基础上,采用递归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识别了全球货币政策规则的动态演变规律。研究发现:①近年来国际金融周期共振传染现象愈发明显,美国是全球最大的金融周期净溢出国,其次是西班牙、意大利、日本;中国、俄罗斯、荷兰则是主要吸收国。②在应对国内金融周期波动上,全球中央银行倾向于采取主动治理策略,从长期熨平国内金融风险;对于国际金融周期冲击则采取防御性策略,即通过注入流动性的方式提高经济行为主体抵御外部风险冲击的能力,力求短期内消除外部冲击对国内金融系统的影响。这种政策取向在开放程度较高的经济体中表现更为明显,但开放程度较低的经济体并未对国际金融周期冲击做出显著反应。③从全球开放程度较高经济体看,美国次贷危机后期货币政策盯住经济增长目标的强度明显增强,而盯住国际金融周期冲击的政策取向在美国次贷危机期间迅速从逆周期调控切换为顺周期调控,表现出显著的适时调整特征。最后,本文从国际金融风险及其传染路径的有效识别以及如何增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应对国际金融风险冲击的能力的角度提供重要的决策建议。

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股市风险的影响研究——基于ESA方法的跨市场检验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各地不断蔓延,实体经济遭受到了20世纪初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冲击,金融市场也遭受到史无前例的重大影响。本文采用事件分析法,研究了新冠肺炎疫情对中、美、欧股市的影响。结果显示,新冠肺炎疫情对中、美、欧股市风险造成了显著的正向冲击,导致风险水平显著上升。在同一时间窗口下,境内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对股票市场的影响大于对境外市场的影响,首次冲击对股票市场的影响大于二次冲击,且其影响程度与时间窗口的长度相关。随着时间窗口的延长,疫情冲击的影响逐渐减弱。同时,疫情对风险的跨市场传染强度存在差异,对美欧之间的影响最大,对中美之间的影响次之,对中欧之间的影响最小。进一步研究还发现,在疫情的冲击下,欧美股市之间存在风险共担效应,其风险随着对中国股市溢出效应的增加而进一步放大。

金融投资和贸易地位影响国际金融权力吗?——基于网络中心性与货币权力的延伸分析

依据大国金融发展战略“货币国际化→国际货币权力→国际金融权力”的递进逻辑,本文从网络中心性的视角探讨金融资产投资和贸易地位对国际金融权力的影响。本文借鉴Heep (2014)的研究成果,运用熵值法系统测算了相关国家或地区的国际金融权力,结果表明:中国的国际金融权力在波动中上升,2019年中国国际货币权力排名第六,国际金融权力排名第四。本文运用系统GMM方法检验贸易地位和总体及分类金融资产发行国地位对该国或地区国际货币权力的影响,并进一步延伸分析金融资产投资和贸易地位与国际金融权力的关系。实证研究发现:第一,贸易和金融资产投资网络中心性的提高有助于提升一国或地区的货币权力,且一国或地区长期债券投资网络中心性对一国或地区的国际货币权力的提高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第二,贸易网络中心性对国际金融权力有非线性的影响,在一定范围内,贸易网络中心性的提高能够显著提高一国或地区的国际金融权力。

国际金融风险传播机制新变化及防范策略——以新冠肺炎疫情为背景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国际金融风险突增,同时其传播路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风险传播路径表现出显著的中心化特征,即存在“中心溢出国→周围吸收国”的单向传播机制。“中心溢出国”之间存在显著的相互影响和交互溢出的传播机制,并形成更大的风险规模,最终对其他新兴经济体或其他发达国家输出风险。防范化解国际风险冲击必须从实时有效识别国际风险的传播链条和传播路径入手。

渐进式改革、双支柱调控转型与财政政策效果研究

宏观审慎政策和货币政策如何配合促进财政政策提质增效是中国宏观调控关注的重点,本文以实证为基础,构建了嵌入双支柱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通过数值模拟分别评估家庭和企业两类信贷约束变化的财政政策乘数效应。研究表明,基于不同微观主体的信贷约束对财政政策效果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而宏观审慎政策由强变弱和货币政策盯住产出系数变小能够增强政府消费和转移支付的乘数效应,但同时也会导致所得税和广义消费税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变大。本文进一步探讨了“以信贷约束为代表的宏观审慎政策+混合型或价格型或数量型货币政策”等双支柱调控转型对财政政策效果的影响效应,认为家庭信贷约束由弱变强对财政政策乘数效应的影响极小,但是,如果针对企业的信贷约束由弱变强则必将极大削弱财政政策效果。

法律起源、金融制度与宏观杠杆调控的政策抉择

本文利用PTR和LSDV方法从法律起源、金融制度角度探讨宏观杠杆的历史成因,测度货币、财政和宏观审慎政策调控宏观杠杆的效果。研究发现:(1)相较于民法体系国家,更倾向于保护投资者的普法体系国家宏观杠杆更高,前者的财政政策效果更优,而后者的货币政策效果更优;(2)发达的金融制度提高政策传导效率,有助于降低宏观杠杆;(3)控制法律起源和金融制度后,紧缩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搭配在利率较低、赤字率较高时调控效果更强。此外,将具有逆周期调节作用的宏观审慎纳入政策框架中也有助于提高调控效果。

横琴合作区打造国际金融枢纽新支点

中央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高度重视,从世界全局和国家战略高度对大湾区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横琴合作区将在大湾区建设国际金融枢纽进程中,发挥独特的作用和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本文分析了在建设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进程中,合作区打造国际金融枢纽新支点的必要性和多方面的可行性,并提出建设国际金融枢纽新支点应当着力打造六个"新"的政策建议。

Stacking框架下Boosting算法融合模型量化投资策略设计及应用

金融市场瞬息万变,对于量化投资策略,需要及时地调整和优化.融合模型可以根据市场变化动态调整模型的权重和组合方式,实现自适应的调整和优化.基于此,本文尝试从融合模型的角度来设计量化投资策略.本文基于LightGBM、Adaboost、XGBoost三种不同的Boosting类算法构造了三个不同的融合两层Stacking模型,通过沪深300成分股上进行选股回测实证分析来对比择优来得到最合适的基学习模型和次级模型最佳的融合效果.实证结果表明,三种不同的融合模型在股票市场的预测表现均优于单一算法模型,其中表现最为优异的是基学习器为XGBoost和LightGBM算法,AdaBoost算法作为次级学习器的融合模型.在持仓数量为20只时,平均年化收益为13.57%,夏普比率为1.23,最大回撤为0.48.此外该回测结果表明,融合模型在市场波动性较大时有更好的适应性和有效性.本研究能够为投资者提供一种新的投资思路,也对如何推动融合模型在金融实践中运用具备一定的启示意义.

规制性壁垒、异质不确定性与企业过度投资

产业组织理论与博弈论研究表明,在存在策略性进入壁垒或市场性进入壁垒条件下,不确定性上升可能促使企业过度投资。在当前多重风险叠加、企业面临不确定性加强的背景下,本文重点考察存在规制性壁垒条件下,异质不确定性可能影响企业过度投资的内在机理。通过构建企业与政府的两阶段动态期权博弈模型,并以2002-2016年房地产上市企业为样本,本文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考察了受规制性壁垒约束时异质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存在规制性壁垒条件下,企业的过度投资与先行期权的战略价值密不可分;(2)市场不确定性和政策时机不确定性均可能导致企业的过度投资,政策强度不确定性则会抑制企业的过度投资;(3)在规制性壁垒较严重的地区与行业,政策时机不确定性对企业过度投资的刺激作用更加显著;(4)供给侧改革,尤其是结构性的供给侧改革措施,对企业过度投资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稳增长”与“防风险”双目标的宏观调控政策抉择

“防风险”和“稳增长”是当前宏观调控的两大政策目标,为此,本文构建一个平衡兼顾双重政策目标的门限理论模型框架,基于反事实方法评估了动态平衡上述两大目标的最优财政货币政策组合。研究表明:(1)2008年以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表现出较强的稳增长政策功效,但国际金融危机后,政策取向更倾向于动态平衡“稳增长”与“防风险”目标。(2)财政政策对三部门杠杆的影响呈现显著增强态势,数量型货币政策效果则在经历“增加—下降”周期后趋于稳定,利率政策效果显著而且近年来呈现增强态势,由此表明利率的传导效果正在不断得以强化。(3)从反事实结果看,宏观调控的最优政策搭配抉择取决于政策当局在动态平衡不同目标中的政策取向,特别是,依赖于精准调控“稳增长”与“防风险”目标的偏好强度。

信贷流动性约束、宏观经济效应与货币政策弹性空间

有效动态平衡稳增长和降杠杆是近年来我国宏观调控的主要政策任务,本文以2004年以来我国实施渐进式永久性信贷约束的典型事实作为研究对象,构建一个嵌入家庭、企业、政府和央行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通过设定模型参数具有时变性,研究了永久性信贷约束和暂时性信贷约束收紧对模型系统均衡影响的宏观经济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永久性信贷约束在长期上能达到不影响产出且有效降低杠杆的目的;而暂时性信贷约束长期上造成产出损失,且降杠杆的政策效果也较弱,在面临技术进步或政府支出冲击时亦是如此。特别是,永久性强信贷约束的宏观经济效果优于永久性弱信贷约束,但长期看,信贷约束强弱在稳增长和降杠杆上并不存在显著差异。反事实模拟分析表明,实施永久性信贷约束能够增强货币政策调控经济增长目标的弹性空间,但同时需要搭配较强盯住杠杆目标的货币政策才能起到更好稳增长和降杠杆的作用。鉴于当前我国贷款价值比远低于70%,此时央行可采取更强盯住杠杆目标的货币政策取向,但不宜在此后过度放宽信贷约束条件。因为,如果当下我国在经历长时期的信贷约束紧缩后逐渐放松,转而实施暂时性信贷约束,则容易引发杠杆规模的快速反弹,而这些政策组合却未能在长期中起到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