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小学爱国教育现状及对策的研究——以江西省南昌市为例

本文基于对南昌市八所农村小学爱国教育的调查研究,描述了南昌市农村小学爱国教育的现状,探讨了农村小学爱国教育的缺陷和不足。本文从小学生自身、家庭和学校三个方面分析了南昌市农村小学爱国教育出现缺陷的原因,并从这三个方面入手,提出了相应的措施。

近现代江西知识人公共交往、传播媒介实践与思想认同的个案——胡先骕、王易交游考述

胡先骕与王易是江西近现代著名的知识分子。两人因乡缘、学缘等多维的社会关系而交游密切。两人在1930年代共同参与著名思想文化刊物《学衡》的编撰工作,抗战情境下把《学衡》精神扩大传播到江西,创办《文史季刊》。胡先骕与王易在诗词创作理念、文学观念、教育观念、文化保守主义思想等方面高度契合。胡先骕与王易的交游,是近现代江西知识人公共交往、传播媒介实践与思想认同的一个典型个案。

作为世界文学实现方式的翻译文学

当今世界文学研究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它不仅涉及到世界文学的内涵问题,而且开始重视世界文学的实现方式。由于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和达姆罗什等人提出的新世界文学概念,国际学者逐渐意识到翻译文学对于实现世界文学的重要作用。其表现为:翻译文学能在全球广泛传播,使本土文学获得国际知名度,成为世界文学经典;翻译文学由于其本质是世界各民族文化共同参与创作的,可以成为新世界文学和复数的世界文学的现实形态;翻译文学能起到反西方中心主义的作用,改变当今世界文学空间的不平等结构。

红色旅游解说系统探讨——以南昌市为例

红色旅游是一种特殊的旅游活动,旅游者要获得满意的旅游经历,旅游解说系统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它能够帮助旅游者加深对红色文化内涵的理解,提高旅游者的旅游体验质量。但是,绿色旅游地不同于一般的旅游地,其解说系统具有特定的对象、媒体、内容、目的、功能和构成。因此,只有遵循特定的构建模式,才能让红色旅游者获得高质量的旅游体验。

南昌市应对外地一日游散客的“4A”要素分析

一日游散客已成为南昌旅游市场中规模庞大的旅游群体,依靠公共交通工具来南昌的一日游散客尤其需要关注。站在一日游散客的视角下,采用"4A"分类法(吸引物attractions、康乐设施amenities、进入设施access、附属设施ancillary services),剖析了南昌作为旅游目的地的核心要素。

叶挺在南昌的革命活动

叶挺在南昌参与组织和领导了南昌起义,为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确保起义的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叶挺在南昌组建新四军军部、将红军游击队改编而成的新四军带上抗日最前线起了独特的作用。

20世纪中国文学里情感的公共性维度——以海外汉学的研究为中心

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视野中,海外汉学家以情感为中心,建构起一种有别于传统文学史叙述的“有情的文学史”。对其具体观念、研究立场和相应的研究成果进行理论反思,可发现他们将情感作为传统、结构及表演展现出公共性的多元面向,呈现出的一种公共性的视角和方法。本文在公共性的问题视域里检视其研究,不仅针对情感的公共性维度作出说明,更意在阐明其研究议题提出的背景和依据,发现其内在的学理机制并辨析其可发生作用的有效范围,以观照当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公共性建构问题。

论刘元卿《贤奕编》的文学教化思想

刘元卿的自我身份认同是理学家和教育家,而文学家只是其业余身份,他将文学视为教化的工具,所以其笔记小说《贤奕编》实际上是一部文学化的教化、修养书。在其中,以小说、故事、寓言等文学形式建构了一个内外结合的以儒学为中心并兼容各种思想的教化、修养体系:内在体系包括怀古、廉淡、德器、方正、证学、叙伦、家闲、官政、广仁、干局等10个方面,外在体系包括达命、仙释、观物、警喻、应谐、志怪等6个方面。

数智时代人文社科学生AI素养及其培育路径——以南昌大学为例

数智时代是“数字技术”+“AI技术”的时代。新文科背景下,人文社科学生AI素养的培育是数智时代的内在要求,是人文社科学生顺应社会人才需求变化、紧跟学科数智化发展和促进个体自我完善的必要条件。以南昌大学为例,通过调查问卷方式,归纳和梳理人文社科学生AI素养现状,深入分析问题成因,进而从顶层设计、学科调整、学生参与等维度提出具有普适性的人文社科学生AI素养培育路径。

中国学派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推进

中国学派基于本国情况和时代需求,建立了一个与法、美学派不同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具体而言,一是在学理资源上,法、美学派启用科学主义来建立自身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满足了他们宣扬本国文化的心愿,也迎合了西方的学术风向,而中国学派则以解构主义为学理资源,建构了以求异为特色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弥补了法、美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存在的缺憾;二是在学术使命上,法、美学派秉持民族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立场,他们所建构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服务于这一点,而中国学派则出于“求新声于异邦”的目的,建构了寻求差异、沟通差异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三是在政治诉求上,法、美学派困于西方中心主义思想,他们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为西方的文化霸权保驾护航,而中国学派则承担起了不同文明之间沟通与交流的时代使命,提出了能够为世界文化多元化发展、世界文明和平共处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

韩愈儒家文化人格的矛盾性及其在文学创作上的表现

政治人格和道德人格是构成韩愈儒家文化人格的两个方面。韩愈的儒家文化人格存在着明显的矛盾性,主要表现为:积极用世、尊道奉君的政治人格要求与无人汲引、屡遭贬谪的尴尬现实相矛盾;中正平和、有益教化的道德人格要求与不平则鸣、好奇善谑的真实个性相冲突。儒家文化人格在这两个方面的矛盾渗透在韩愈的文学创作之中。这集中表现为:批判现实、振兴儒道的慷慨之作与急躁冒进、妥协不安的诗文痕迹同在;文从字顺、高古平正的宗经作品与奇崛险怪、以文为戏的试验之作并存。韩愈儒家文化人格的矛盾性及其在文学创作上的表现,既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唐代文人的普遍共性,又使得韩愈在诗歌创作上形成了“奇崛中见平正”的深层次特点,彰显出他个人的独特个性。

从三个历史维度看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2016年6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固本培元,把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引导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1]2023年6月2日,总书记以贯通古今的文化自觉,鲜明提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2]。总书记对中华文明五个特性的概括,为我们理解中华文明指明了方向。从历史的维度看,正是中华文明的优秀特质决定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黑格尔对现代性问题的剖析与重塑

黑格尔是第一个把现代性上升为一个哲学问题的思想家,他热情欢迎现代性的到来,但同时对现代性中的内在分裂、矛盾和冲突有敏锐的把握,指出其存在着所有权不具普遍性、劳动异化、市民社会伦理丧失、大规模贫困对精神带来消极影响等方面的危机。黑格尔认为,当时的其他思想家对此问题的认识都存在偏差,所以主张对现代性予以政治伦理重塑:在逐步恢复伦理性的市民社会发展的基础上,社会必须继续进展到现代国家,才能真正对现代性加以政治伦理的重塑,即现代国家能够使个人的特殊性与国家的普遍性达到有中介的统一,这样个人的本质就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得到了塑造,所有权、个人的主观性、劳动的异化、贫困等问题都将得到有效解决。黑格尔对现代性的剖析体现了强大的思想力量,但其重塑方案终究只是一种理想化的设想。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新时期红色文艺的传承与创新

伴随着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新时期以来的红色文艺一方面传承着此前“经典”红色文艺中时代性、人民性、党的先进性等核心价值理念,一方面又在主题内容、形象塑造、表达方式、风格呈现等方面开创了审美新质。主题内容上紧跟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律动,脱贫攻坚、反腐倡廉、抗击疫情等主题拓展了传统“红色文艺”的革命题材边界。形象塑造上既有共产党人的先锋模范式英雄,也涌现出大量的平民化英雄。表达方式上从“个人记忆”的前设视角转化为“集体记忆”的后设视角,使作品具有更宏阔的视野和理论审视的色彩。风格呈现上更具有娱乐性和亲和力,更易打动人心,引起共鸣。尽管新时期以来的“红色文艺”在经典传承中有了诸多创新,但仍存在有待提升的空间,如红色内涵与人性规律、审美规律的契合问题,市场化与艺术化调和的问题等,这是在新的历史考验中需要直面回答的时代问题。

抗战时期东南地区的文艺民族形式讨论

抗战时期,闽浙赣粤四省毗连的东南地区,是一块相对独立的抗战区域。发生在这一区域的文艺民族形式讨论,规模足以与以延安为中心的西北地区和以重庆、桂林为中心的西南地区的讨论鼎足而三。东南地区的文艺民族形式讨论,没有形成讨论的焦点,但形成了几个较为固定的论域,且取得了一些较为相近的意见,在“孤悬东南”“区自为战”的情况下,还形成了自己的区域性特征,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语图转换中的“山乡巨变”——论贺友直对《山乡巨变》的连环画改编

贺友直根据周立波小说《山乡巨变》改编的同名连环画,在以图释文的艺术转换中,寓乡村风情于社会变革,运用“明显强烈的处理手法”,凸显人物在外貌、身份和性格等方面的主要特征,成功塑造了邓秀梅、李月辉、刘雨生、盛佑亭、陈先晋、王菊生等一批新型乡村干群形象。贺友直善于在连环图像叙事中“做戏”和“制造情节”,将充满政治指涉的社会化内容纳入乡村家庭伦理生活叙事,生动再现了合作化运动给山乡人物带来的巨大影响。画家在以传统线描笔法构设山乡风情的同时,赋予山水风物以鲜明的时代蕴含,在原本紧张峻切的时代氛围中营构出轻松活泼的诗意空间。

客赣方言研究的又一力作——评《赣西北客赣方言语法比较研究》

罗荣华新著《赣西北客赣方言语法比较研究》对赣西北二十二个方言点的十三个语法专题做了系统深入的比较研究。通览全书,有以下三个突出特点:描写全面直观、内容丰富;解释深入客观、理论贯通全篇;热忱之心溢于言表。

人文主义视野下徐志摩非抒情散文的现代国家意识

20世纪90年代以来,徐志摩的文学成就得到重新评价,但主要在诗歌和抒情散文方面,其杂感、游记等非抒情散文并没有受到足够重视,更缺乏对这些散文所隐含的现代国家意识的深入分析。在人文主义视野下重读徐志摩这些散文,可以窥见其现代国家意识的演变轨迹和基本内涵。从中学投稿校刊开始,徐志摩就表现出忧患国运、希望提高国民素质的思想。出国留学后,他受英伦政治和文化的影响,向往和提倡民主制度。欧游归来,他论辩苏俄问题,反对暴力革命。他对现实失望又不甘于失望,大胆批评时政,追求自由和理想。他的现代国家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代知识分子对现代中国的忧患和愿景,与此同时也存在理想主义的局限。

论当代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观的培育实践

大学生是引领社会发展进步的人才资源。培育大学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安全观,无论是对保证国家道路的运行方向、引领社会的价值取向、巩固党的执政基础,还是对促进高校内涵发展和大学生人格完善都有着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由于主客观条件的交互制约,我国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观培育实践中存在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难题。为此,基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语境培育的视角,积极建构大学生文化认知语境、校园文化生活语境、社会文化管理语境,以期形成有利于大学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安全观的外在环境,切实映照我国各项事业发展的社会主义属性。

林语堂的时空图景与文化理想

与其他中国现代作家相比,林语堂的时空图景注重天、地、人、心,有时甚至呈现出超时空的神秘感与不可知论,显得异常广阔、壮观、博大、深厚,这在其地理时空、社会时空、心理时空、精神时空中得以充分体现。林语堂的文化思想主要包括矛盾中的和谐、生命的循环、诗化人生、融通与对话,这对于克服世界人生中的矛盾冲突、悲观绝望、人心分裂,以及存在的战争风险,都有重要的启示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