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性治理视域下行政审批局模式发展的困境与策略研究——以J省N县行政审批局为例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中的着力点之一,实践中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产生了多种模式,其中行政审批局模式在重构审批体制、整合审批职能、再造审批流程和提高审批效率等方面更具彻底性和集中性,成为探索简政放权与审管分离改革的主要模式。然而,通过对具有代表性的J省N县行政审批局进行现场观察和深度访谈的质性研究后发现,行政审批局模式在层级整合、职能整合、公私整合和信息整合方面面临困境,如:缺乏中央层面的明确业务主管、审管脱节与工作负荷过重、公私合作与服务外包中的监管薄弱、平台重复建设与数据共享困难等。整体性治理理论提供了应对这些挑战的策略,可以从健全纵向管理体制、厘清机构职能定位、配套对外包组织的管理机制与统一信息平台建设等方面改进行政审批局模式以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动力机制研究(上)——农民工返乡创业三次高潮背后的动力机制梳理

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实质是基于对自身条件的分析应对外部环境压力的一种理性决策,是在创业利益和务工收益两者之间权衡后的结果。本文以2008年的金融危机、2013年产业升级转型、2017年乡村振兴为三个时间节点,从当时的经济情况、农民工在城市发展情况以及农村的发展情况入手论述这三个时间节点下产生农民工返乡创业潮的前因后果,论述农民工进城的心理变化,这种心理变化使得农民工在不同时期有不同需求.

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动力机制研究(下)——乡村振兴时期如何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

乡村振兴阶段农民工返乡创业动力机制梳理返乡创业的诱因2017年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而振兴乡村的关键在于农民工的回归。因此,为吸引城市返乡创业人员,中央首先通过农村土地资源的灵活运用吸引大量资本下乡,为农民工返乡创业带来了生产资料同时也消除了农民工返乡创业过程中土地承包权不稳定的顾虑。其次在融资制度上及人才培养上,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友好的政策环境。

整体治理与精细治理:“十四五”“放管服”改革的双向进路

至“十三五”末,我国“放管服”改革取得了巨大成效,但是也面临改革瓶颈和阻滞。“十四五”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两个百年”重要交汇点,“放管服”改革在新时代面临着更为重要的任务。为了建设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十四五”“放管服”改革应在整体治理与精细治理的双向进路上深入开展。整体治理视野下的“放管服”改革是要在体制、机制、平台、机构、环节等各个方面实现协同化、统一化、标准化,构建整合的、一体化的政府监管与服务;精细治理视野下的“放管服”改革是要推进管理过程中的人性化、差异化、精准化、个性化,塑造无缝隙、回应性的治理格局与流程。整体治理与精细治理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顶层设计和整体推动下,依托先进技术融合和数字政府构建,政府管理与服务评价围绕“以人民为中心”开展,整体治理与精细治理是“十四五”“放管服”改革的必然进路。

“放管服”改革中的政府责任及其机制构建

“放管服”改革是当前我国政府改革的先手棋和重头戏,体现了政府的法治责任、管理责任和“治理主导”责任的相互统一。明确改革中的政府责任并形成完善的责任机制是推进“放管服”改革的应有之义和必要保障。实践中还存在一些阻碍政府责任落实的不利因素,影响“放管服”改革的成效。“放管服”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要达到甚至超过预期效果,必须建立健全政府的依法决策机制,提升政府的效率机制,强化政府的“治理主导”机制,不断推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放管服”改革的理性与价值——基于政府改革进程的梳理

"放管服"改革作为当前政府改革的重头戏和先手棋,学界对它的研究较多地停留在具体方法技术的问题与改进上。从政府改革的价值与理性的历史梳理着手,对"放管服"的价值和理性的内涵、关联及导向进行深入挖掘和分析,可以发现当前"放管服"改革的目的和导向是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公平与效率及其衍生价值的兼顾与平衡。

逆境政策与治理重塑视角下的“放管服”改革推进

叶海卡·德罗尔因其在政策科学领域的杰出贡献被誉为"政策科学之父",逆境政策理论与治理重塑理论是他针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和21世纪以来的困境提出的宏观政策制定的对策。我国"放管服"改革自2012年以来进入整体化、系统化阶段,是为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宏观政策应对,体现了逆境政策与治理重塑的特点,但在推进过程中也遭遇了困境和阻滞。运用逆境政策理论与治理重塑思想可以进一步推动"放管服"改革。

新时代“小官巨贪”治理的成效与展望

近年来,我国的制度反腐包括反腐法律规范、相关机制与机构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但“小官巨贪”现象并未根绝,当前,“小官巨贪”呈现发案领域的扩大化、作案手段的隐蔽性增强、群体性腐败仍广泛存在的特点。“小官巨贪”治理不足的行政生态困境主要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仍未完善,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转型仍未完成,官民沟通系统与公民反腐参与度仍待提升,社会廉政教育与廉政文化建设尚需加强,权力配置与监督机制还需理顺。为此,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挥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进一步推进社会转型和政府内部结构转变,改变政府考核指标;进一步推进政务公开,提高民众参与民主监督的意识;重视思想建设和廉政教育;完善国家监察体制,加大审计监督力度等,进一步改善“小官巨贪”治理的行政生态。

江西省“放管服”改革:缘起、困境及其优化路径--基于合作治理的理论视角

自"放管服"改革全面提出以来,各省市在简政放权、优化监督与提供高质量的服务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改革所带来的积极效应证明改革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有力武器。但是改革同时也面临巨大的挑战,以江西的改革为例:改革涉及主体问题突出、服务理念贯彻不彻底以及合作平台的非规范使用等。正是基于对江西"放管服"成就及其困境的梳理,援引合作治理理论,力求在政府和社会组织、企业、中介机构之间构建起合作关系,在培育合作主体、优化合作机制、健全合作制度、依托信息平台的具体实践中,破解改革遇见的难题,实现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党的社会动员模式演进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基于百年历史回顾与新冠肺炎疫情抗击战中的观察

现代动员模式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内容与重要要求。党的社会动员模式经历了传统动员模式、过渡型动员模式与现代动员模式,对应着国家治理的政治统治、社会管理与现代化三个阶段。现代动员模式在动员主体结构、动员途径和载体、动员目标和背景、动员效果和效率等方面都与传统动员模式有着重大差异。2020年春节新冠肺炎疫情抗击战中的社会动员体现了现代动员模式在危机治理中的诸多特点,可以作为党的社会动员模式现代化的标志性事件。现代社会危机丛生、当前世界风云变幻,党在领导国家和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可以通过进一步完善动员主体格局、加大信息公开力度和速度、实现网络动员与实体动员互补、加快新技术在社会动员中的运用、将柔性动员与刚性动员相结合等路径完善现代动员模式、提升动员效果。

非线性公共危机治理中的组织创新

人类面临的公共危机从农业社会时期的静态偶发到工业社会时期的线性频发再到后工业社会时期的动态非线性频发,标志着人类社会进入到了风险社会。无论是单纯依靠政府科层制式的组织形式还是上世纪末以来兴起的多元治理组织模式,在治理非线性公共危机时都面临着瓶颈。组织创新是非线性公共危机治理的重要保障。非线性公共危机应对过程中需要在组织速度、组织广度、组织精度和组织整合度方面提升组织效能。非线性公共危机治理的组织创新策略包括:(一)组织类型创新;(二)组织功能创新;(三)组织结构创新;(四)治理主体内部创新;(五)治理主体组合创新;(六)组织过程创新;(七)运用先进技术提升组织效能;(八)危机领导力提升。

论实现美好生活的双支柱:先进技术运用与政府治理转型

我国政府在很多领域还是大包大揽,只有尽快转变为"有限政府",明确职责,做到术业有专攻,才能集中资源做好应做之事,包括宏观经济调控、公共事务管理和社会资源协调等工作,才能有效防止政府过度干预和官僚腐败等现象。

公共危机治理中的文化突变与引导

文化模式是由文化内核和文化外壳组合形成的系统。生物进化理论与系统突变理论也可以用于解释文化突变。从中国近现代文化突变的几个节点可以看出全局性公共危机是造成文化突变的外力,将促使文化模式的转型。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中的文化突变包括:形成以“隔离”为基础的团体文化、回归基于独处的内省文化、转向基于联系的和解文化、走向基于辩证的兼收文化、产生颇具后现代特色的创新文化。文化突变主要是进化,但是也会有文化基因“返祖”,突变结果有可能是良性突变,也可能产生“恶性突变”现象。在危机治理中应加强对文化变迁的引导,固化作为短期应变的良性突变、辩证扬弃传统文化元素、遏制与杜绝恶性突变,形成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一致的文化内核,实现人类自身及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发展。

后现代主义视角下乡风民俗的困境与重构——以海南乐东“春游”民俗为例

从后现代主义视角解析海南"春游"民俗现状,发现其存在以下现实困境:一是乡风民俗组织者倾向于宏大叙事的表达方式,二是乡风民俗传承非理性依赖技术,三是乡风民俗外形与内核趋于同质化,四是乡风民俗过度追求有序而摒弃无序,五是乡风民俗承载组织与受众者的二元对立。这些困境也是当下乡村习俗传承和发展面临的普遍问题。后现代主义理论为改造旧俗、建设文明乡风提供启示,包括民俗活动中将针对叙事与宏大叙事相结合,乡风重建中寻求人文关怀和科学理性的交融,民俗仪式中兼顾传承精华与特色个性,民俗活动中善用熵值理论平衡无序与有序,民俗承载组织的发展和个体需求相结合,以重塑乡风使其能适应新时代人们多样化、个性化、不断发展的文化需求,进而建设美丽乡村,实现乡村文化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