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早期文献中的一个根本问题——《太史公书》“藏之名山,副在京师”考

司马迁《太史公书》"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两种本子及其在西汉藏、传情况,是该书早期文献中的一个根本问题,它与《史记》文献诸多方面的研究密切相关。客观地说,"藏之名山"本当为正本,实藏于国家书府太史公府;"副在京师"本当为副本,传于司马迁外孙杨恽。正、副两本皆作者生前录写,俱为百三十篇完帙,是具有同等文献价值的原始文本。《太史公书》正本密藏不宣,副本在宣帝时由杨恽宣布。西汉民间流传的《太史公书》若干篇卷,乃出自副本系统。两汉末年世乱,京师典籍迭遭浩劫,由于《太史公书》有藏、传两种本子存行于世,该书虽有少数篇缺佚或局部文字错乱,但其文本总体上仍保持稳定。

“司马谈作史”说质疑

司马谈作史,初唐时提起,之前并无此说。此后直到清代以前,学者只凭想当然,予以断定。清人方苞、俞正燮等根据对《太史公自序》的理解,从《史记》中寻找司马谈遗文,开考证之先河。王国维根据《刺客列传》等三篇的赞中提到公孙季功、董生、他广、平原君子俱与“余”有交往,而此数人行辈“远在司马迁之前”,推测文中的“余”是司马谈。以顾颉刚为代表,后世学者据此认定司马谈作史,并不断推衍,持论也更加肯定。其实,此说立论的文献依据有问题:其一,《太史公自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其中的“先人”所指并非司马谈,而是世为史官的司马氏先祖和孔子。其二,“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只能是司马氏先祖和孔子“所次旧闻”,并非司马谈作史之断限,更非《史记》著述的目标。其三,即使《刺客列传》等赞中的“余”就是司马谈,也不能证实司马谈作史,而只能说明司马迁引父语入赞,班固著《汉书》即依此例。总之,“司马谈作史”说,因文献不足征,只可存疑,不能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