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力何以可能?——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文化哲学相结合的研究

主要由于马克思提出生产力理论的原初语境的限制,以及与近现代以来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相伴随的知识理性主义的主导,长期以来,生产力何以可能这一前提性、根源性问题被遗忘和遮蔽了。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文化哲学相结合的研究表明,原始文化从劳动中产生并与劳动结合,起着独特且不可缺少的生产力功能,是从自然生产力向人类劳动生产力转变和跃升的基本前提和关键因素,从而开辟了人类劳动生产力的道路,为其历史传承和发展奠定了至关重要的基础。如果没有原始文化,就不能体现人类劳动与动物活动的根本区别,也就不会产生人类特有的劳动生产力。对此,我们应以更开放、包容的心态,以文化与历史相结合的博大视野推进生产力基本问题的深入研究。

大学师生关系理论:从主体间性到主客融通的超越

一、主体间性大学师生关系理论的着力点及问题 传统主客二元对立模式的大学师生关系理论，越来越不适应当今国际和国内社会发展的潮流和趋势，对大学教育实践的制约日益明显，亟待突破。

大力提升网络教学平台在高教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缘由与目的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普及应用表明当今人类社会已步入信息时代，这既为我国高等教育信息化建设提出了迫切要求和巨大挑战，也提供了空前机遇和现实条件。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是教育信息化的基础，而网络课程资源建设则是其核心，没有网络课程资源的强有力支撑，

社会合作视角下的宗教演化与社会变迁:以经济伦理变迁为例

从社会合作视角来看,早期经济系统主要是礼物交换模式,礼物经济模式所形成的均衡并没有脱离整体均衡。近现代社会的经济系统,可以被理解为横向合作(商业或市场)和纵向合作(企业内部权力)所构建的一种局部均衡。与此对应的经济伦理变迁,是与社会合作伦理类型变化、整体均衡变迁关联在一起,由此也存在多样性与路径依赖。韦伯解释了,西方近现代经济伦理作为一种“局部均衡”,如何从“整体均衡”中分化和独立的原因与过程。然而,中国社会存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经济伦理变迁,两种变迁都始终与各自“整体均衡”保持着密切关联,两者最终也走向了融合。其中,微观层面的经济伦理表达与象征,经历从社稷神到城隍神再到全国性大众普遍神的变迁过程。

李景林:《教化的哲学--儒学思想的一种新诠释》

在这文化多元、价值多样的时代,各种思想学说间的接触、碰撞、借鉴显得尤为活跃。在多元文化的时代背景下,作为数千年中华文化基干的儒家学说,其价值、作用、地位、前景等诸多问题就成为每一位中国学者挥之不去的心头之结。要想对儒家学说的未来有一种真切的理解和客观的把握,我们就须回转身来,对其本来面目进行一番深入探究,以期从中汲取有益的资源,应对当下生活。

近年来朱子四书学研究述评

对朱子思想的探讨多年来一直是中国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朱子思想体系博大精深,他对儒学的最大功绩就是通过注释四书,创立了四书学,使得四书取代了五经,开创了中国思想文化的'四书时代',推动了理学的向前发展。回顾近年来学界(以大陆为主)朱子四书学的研究现状,反思其中存在的问题,对朱子四书学的未来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朱子四书学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以下几方面:研究朱子四书学的专著;

关帝信仰的宗教社会学研究——社会合作视角下的敕封运动

从社会合作视角来看,关帝信仰于唐宋之后兴起与兴盛,有其必然性。一是民间社会出现了对普遍性“横向合作伦理”的诉求,亦出现了对能同时表达个体福祉与地方社区、团体、国家多层面集体福祉之信仰象征的诉求。二是主流社会形成的儒、释、道“三教圆融”为关羽神祇发展提供了外部环境,从而使他能够集合三教优势伦理,由一个社区神逐步发展为全国性全能神。关羽具备普遍性“横向合作伦理”的构建潜质,是关帝信仰能够发展成为大众宗教之典型形态的决定性因素。

服从与道德的稳定性——大卫·高塞尔行为类型重构的伦理分析

协定道德一直是契约论的主题,然而如何解释人们服从道德的理由而维系其稳定性,一直是人们需要面对的解释难题。大卫·高塞尔在承继一种"不受欢迎"的霍布斯传统的基础上,力图通过行为类型的重构,以一种"有约束的最大化者"来确证服从问题的非政治性的"道德解",在实现实践理性与效用最大化的一致性的同时,确立道德的理性基础而抵御怀疑主义。然而这种区别于"康德-罗尔斯"的解释路径,通过"透明性"的假设来解决稳定性问题,同样面对如何通过理性测试而克服行为倾向的条件性,以弥补在理性自利与道德之间的距离。

从社会合作视角试探道教在多元一体宗教格局中的功能与变迁

基于社会合作伦理及其整体均衡的视角,本文尝试探讨道教在中国社会中的功能及其变迁。从“社会合作伦理”类型来说,道教在代际合作、纵向合作、横向合作等方面均不甚清晰,其优势社会伦理是人与自然合作。从“社会合作伦理的整体均衡”来说,中国社会是在儒、释、道三教“菜单式”社会合作伦理基础上,以“三教圆融”方式构建出“整体均衡”。此外,道教还深度参与了具有“三教圆融”特征的大众普遍神构建。进而,儒、释、道与多样性大众宗教共筑了“多元一体”宗教格局。

从“百家争鸣”到“独尊儒术”——一种社会合作视角的尝试性解读

从社会合作(伦理)视角来看,春秋战国时期的“礼坏乐崩”是意味着周代“礼乐制度”的失灵和无效,不能有效维系当时的社会合作体系。此时,诸子百家都试图从某些(种)社会合作伦理类型着手,提出自己的主张与解决方案。比较而言,儒、道、墨三家学说的解释力更强,在“百家争鸣”中也更具影响力。在汉代,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适时吸收各家,能为社会提供更多样类型的社会合作伦理及其一致性解释,从此,“独尊儒术”也就成为了中国社会的选择,并为之后的中国文明形态奠定了基础。

朱子書信年代新考

朱子書信年代考察關乎其思想定位，本文將思想判定與事實考察相結合，重新考證數十封書信年代，試圖提出幾個共性問題：一是《朱文公文集》雖爲原始文獻，然經後人之手，難免存在書信的雜糅、重出；二是《朱子語類》同樣由後人删補而成，未可全據記録者來判定其年代；三是作爲確定書信年代中心綫索之一的朱子《四書》處於不斷修改過程中，將其作爲判定年代依據時當採取靈活、審慎態度；四是判定各書信之年代應相洽而無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