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高校园区教育资源共享现状分析及对策研究

对南昌高校园区的建设及管理的现状进行深入的调查、分析和研究,就如何做好南昌高校园区教育资源共享提出了实施方案和对策建议,目的是引起政府暨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各高等学校对园区内教育资源共享的重视,并推动教育资源共享方案的落实,实现教育资源的整合与互补,提高教学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江西省的实证

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有利于促进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以及城乡收入分配结构优化。利用江西省11个地级市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建立固定效应模型,采用泰尔指数测算城乡收入差距,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并替换核心变量以检验结果的稳健性。采用聚类分析法,依据城镇化率将江西各地级市分为Ⅰ、Ⅱ、Ⅲ三类城市,探究各类城市数字普惠金融水平在缓解城乡收入差距上的作用,分析不同城镇化率城市之间的异质性。结果表明,近年来江西省各地级市的数字普惠金融总体水平不断提升,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有效缓解城乡收入差距,使城乡收入差距普遍缩小。此外,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显著缓减了三类城市的城乡收入差距,在城镇化率越高的地区,表现越显著。因此,要大力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统筹城乡经济发展,实现各地产业转型升级;普及数字普惠金融教育,提高农村居民金融素养;建立健全互联网基础设施,加强网络安全监管。

论合同履行请求权普通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时点

与对诉讼时效制度的程序法理解和实体法理解相应,普通诉讼时效期间起算客观时点的确定方法有权利被侵害与请求权可行使之别,但在各自的理论脉络下两种确定方法的实质均为权利可行使。权利被侵害的确定方法无法适用于合同履行请求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八十九条、第六百九十四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一分句采纳了请求权可行使的确定方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二分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八十九条的规定相悖,属于司法解释的败笔。具有行为请求权性质的履行请求权普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主张权利时起算,但代偿请求权具有不当得利的性质,应适用不当得利债权的起算规则。继续履行请求权属于履行请求权的延续,不存在独立的诉讼时效期间。作为次请求权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不受履行请求权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制,存在自己独立的普通诉讼时效期间起算时点。我国民事立法关于普通诉讼时效期间起算时点的规定呈现出二元结构,体系化不足。

论行政限制从业与刑事从业禁止的衔接

作为行政处罚一般种类的行政限制从业,应将其定性为“行为罚”而不是“资格罚”。在行政限制从业与刑事从业禁止的衔接上,学界围绕《刑法》第37条之一第3款中的“从其规定”,存在对刑事从业禁止适用的“扩张解释”和“限缩解释”两种面向。应将“从其规定”作为一种“限缩解释”和行政尊重规定来理解,从而平衡和理顺两种机制间的不顺畅。

江西省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及空间分异研究

从城镇化建设和生态环境相协调的视角,构建了包含双重复合系统的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研究了江西省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综合水平等方面的发展差异及二者的整体耦合协调关系。结果显示:江西省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程度较低,协调指数约为0.43,目前整体处于过渡状态中的濒临失调阶段,城镇化发展整体滞后于生态环境水平。省内各地区二者的耦合协调情况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除省会南昌市外,其他地区均处于失调衰退和过渡阶段,城镇化进程与生态环境水平不同步且表现出较为严重的区际不平衡,在空间上呈现出"中间高—四周低"的分布态势。

第三人侵害债权理论:理论创新还是法学歧途?

被很多人视为民法理论的发展和创新的第三人侵害债权理论,泯灭了物权与债权之分,赋予债权普遍的对世效力,破坏了大陆法系概念法学的传统,导致逻辑体系的混乱。该理论混淆了权利与利益的差别,借用大陆法概念机械地解释英美法的财产法理论,在逻辑概念上陷入自相矛盾之中。债权人代位权制度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理论,足以为债权人因第三人的行为遭受的损失提供充分救济。第三人侵害债权理论非但不是理论创新,反而陷入了理论歧途。

人身危险性之界定及其与主观恶性、社会危害性的关系——基于刑法学与陈兴良教授商榷

人身危险性如何界定及其与主观恶性、社会危害性的关系是刑法理论中两个极为重要而复杂的问题,因为这两个问题直接关系犯罪的本体构成,进而关系刑法正义与刑法功利的实现。而只有立于刑法正义和刑法功利,我们才能对这两个问题作出正确解答:人身危险性独立于主观恶性而包容于社会危害性。

江西省乡镇卫生院收支两条线管理试点分析

对江西省上栗、吉安、南丰三县乡镇卫生院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试点前后的对比分析表明,收支两条线管理取得了"四增一降"的成效,即:县财政对乡镇卫生院人员工资补助、业务量、业务收入、固定资产和债务增加,医疗费用下降。

论“双碳”目标下碳市场监管和解合规制度

对碳市场的行政监管有利于营造良好的市场氛围,推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但碳市场在传统高权行政监管模式下存在立法层面激励机制的缺失、执法成本过高、过程性监管措施缺位等实践困境,亟需做出调适。企业行政合规治理在我国的探索发展为我国碳市场监管提供了一种理想且可行的路径,对碳市场的监管思路应当由高权行政转向行政和解合规。在导入和解合规理念的基础上,碳市场和解合规应遵循依法行政、公益优先、诚实守信、可持续发展原则。碳市场和解合规制度的体系建构,应围绕标准制定、合规计划的实施与监督三个方面具体展开,进而推动碳市场和解合规实践发展。

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的司法适用困境及其化解

《民法典》中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总括性条款的增设,标志着我国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体系的建立。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知识产权民事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进一步细化了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具体适用,为司法实践提供了更加明确的指引。然而,该制度的实际司法运行却面临着主观要件不统一且常与客观要件的判定相重叠、惩罚性赔偿同法定赔偿关系不明、倍数计算出现分歧等多重适用困境。全面解读“故意”与“情节严重”的具体内涵与认定因素,使法定赔偿重回补偿性赔偿之本位,重塑倍比系数之立法区间,才能更好地适用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

独生与非独生子女大学生心理压力及应对方式的比较

对高校372名独生子女及1252名非独生子女的心理压力事件及应对方式进行了调查分析,发现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在总体压力及落伍感等一些具体压力事件上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与家庭经济状况、对专业的满意度等因素相关。

知耻教育:大学生荣辱观教育的新视角

社会主义荣辱观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知耻是"八荣八耻"的核心精神之一,知耻教育是大学生荣辱观教育的新视角。分析了当代大学生荣辱观意识缺失的原因,提出了开展知耻教育的重要性,认为知耻教育的内涵应包括道德底线教育、主体性教育、针对性教育等;开展知耻教育,要从培养耻感意识、内化道德情感、培养社会责任感等方面进行。

大学生时间管理现状调查及对策

经过对许多大学生的问卷调查,不难发现有好多人存在时间管理方面的问题,如感觉时间不够用或自己深陷于琐碎之中不能自拔,重要的事情常常被耽搁等等。这说明大学生需要时间管理,如果没有科学的时间管理,即便你很有能力也无济于事,最终也难逃失败的恶果。本文的目的就在于揭示一些时间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并予以分析和讨论,以求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从而对大学生们有所帮助。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现状调查分析

随着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和毕业生就业方式的多样化,开展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指导,有助于大学生增强主体意识,明确目标,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多种能力,把所学的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结合社会需要开拓美好前程。我们对部分高校700位大学生进行"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问卷调查,调查结果表明,大部分大学生对职业生涯规划"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只知其名,不知其意",现状令人堪忧。我们为此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自己的拙见。

通过合同实现算法行政问责

以机器学习算法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正推动算法行政的兴起。伴随着数字政府建设浪潮,当前算法行政面临多重问责困境,具体表现为算法黑箱加剧行政决策的不透明性、商业秘密阻碍算法问责、算法行政拒斥行政机构专业判断以及褫夺公民参与决策和获得救济权利。面对算法行政问责困境,合同规制进路因具有回应性、灵活性等优势,不失为一种可供选择的补充性算法治理方案。宜从总体原则、重点内容和组织保障三个维度来建构算法行政问责的合同规制进路:遵循以风险为基础的采购原则,将算法问责作为协商重点内容,建立专业算法系统采购小组,确保政府采购具有透明性和负责任的人工智能算法系统,从而实现算法问责,重塑算法行政合法性。

合规视野下我国企业犯罪的刑事归责

伴随着合规制度的发展,企业犯罪的刑事归责方式也发生了一定的转变。在“放过企业,严惩自然人”的政策导向下,以合规为依托的法人风险管理情况日益成为企业刑事归责的重要考量。归责依据逐渐向“法人”转移,归责重心也日渐向“法人之于自然人的影响”方面倾斜。相比之下,我国单位犯罪的归责方式无论是在实体法方面还是在程序法领域,都难以真正迎合合规制度的发展需要。对此,有必要立足于企业刑事归责方式的宏观转变,厘清合规视野下实体出罪与程序出罪间的内在关联。在确立法人拟制的基本立场下,寻求合规制度在主客观归责模式下的融合可能。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探索、发挥刑诉法对涉诉企业的程序出罪空间。

系统论视角下平台用工劳动关系认定研究

平台用工是信息技术应用于用工领域的新产物,极大提升了用工的便利性,但平台用工劳动关系定性的不明确给平台与从业者权益的平衡带来了难题。平台用工在用工组织方式上明显不同于传统用工,社会和科技的进步使得原有劳动关系认定标准变得不合时宜。从系统论视角看,平台用工定性应摆脱传统劳动立法阶段性标准的束缚,回归劳动法倾斜保护定位源头考察,以劳动关系系统从属特性审视,平台用工存在劳动关系定性空间。适应平台用工从属方式不拘一格的特点,劳动关系的认定可从“细致、固定”的标准转向“概括、弹性”的标准,依动态系统论思维在多元从属元素框架下综合考量劳动关系的存在与否。

数据产权新范式下的企业数据持有者权

企业数据权属不清给数据产品市场化交易带来巨大障碍,延用传统产权保护模式已经捉襟见肘,如何寻求更为合理的产权配置方案已成为学界日益关注的焦点。《数据二十条》创新性提出构建数据产权“三权分置”的新范式,赋予企业数据持有者权,是促进数据社会化流通和数字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但该政策指引并不能直接与法定权利作等价转换,需要通过立法程序予以法定化,个人利益和共同善则为其权利建构提供了正当化依据。从本质上看,企业数据持有者权是一种对数据的“弱支配权”,其淡化了所有权的绝对排他支配性,强调企业对数据的事实支配控制。在权利内容上,包含持有、处理、收益和处分权能,旨在实现数据的使用与交换双重价值,以此化解企业数据上承载的多元主体利益冲突,保护企业合法权益,实现数据要素价值。

生成式人工智能对个人信息保护的挑战与治理路径

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给各行各业带来颠覆性变革,但也引发个人信息泄露、算法偏见、虚假信息传播等个人信息侵权危机。传统“基于权利保护”的路径过于强调个人信息保护而阻碍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基于风险防范”的路径则更加凸显个人信息的合理利用价值,价值选择上更优。但以权利保护和风险保护共同治理,才能实现利益平衡并建立个人信息的长效保护机制。在个人信息处理规则上,以“弱同意”规则取代僵化严苛的知情同意规则;在目的限制原则上,以“风险限定”取代“目的限定”;在个人信息最小化原则上,以“风险最小化”取代“目的最小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强生成式人工智能数据来源合规监管,提升算法透明性和可解释性,强化科技伦理规范和侵权责任追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