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模型时代的社会科学,何去何从?

文章探讨了大语言模型(如GPT)对社会科学研究带来的革命性影响。首先介绍了大语言模型的原理,而后举例并论述了大语言模型在文献综述、提出理论观点、研究设计、数据收集与分析等环节为社会科学研究带来的改变,最后提出了大语言模型将产生的新的研究范式与导向,以及社会科学研究者面临的新挑战。

新旧动能转换下产业政策动态演进研究——基于广东战略性新兴产业案例的机理解析

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不仅是培育发展新动能、获取竞争新优势的关键之举,也是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的必然要求。近年来,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逐步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力引擎”。本文以政府“超前引领”理论为出发点,梳理、归纳、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在新旧动能转换背景下如何制定产业政策、助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实践问题。研究发现,广东省产业政策体现制度超前引领、组织超前引领、技术超前引领及理念超前引领的机理特点,在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方面走在全国前列。本文研究对各地结合自身要素禀赋制定产业政策,推动重点产业加速转型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新加坡华商企业的商业跨国主义:族群网络与治理策略

在中国崛起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大背景下,各界日益关注华人企业的治理模式与运营策略。重新审慎地评估族群性和文化在新加坡华人企业的跨国治理模式、行为与网络中的作用,旨在超越主要源自西方经验的商业和创业的主导范式,进而推进现有的国际企业与管理研究。虽然,族群性和文化仍然是塑造华人跨国企业的重要因素,但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时期,东南亚华人企业在与中国市场的跨国互动中采用了新的企业治理模式和经营策略。在作出评估时不应通过东西方二元对立视角来看待华人的企业治理、管理与策略,使其要么向西方的商业模式靠拢,要么与之背道而驰;要强调共同的华人族群性和文化是支持新加坡华商不断采用新的企业管理模式和跨国战略的根本,也是推动其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时期构建与中国之间跨国网络的重要内在动因。

侨易学理论与华侨华人研究:维系、演变与创新

侨易学这一概念最早是由叶隽教授于2014年出版的著作《变创与渐常——侨易学的观念》中所提出的。他指出侨易学的基本理念就是因“侨”致“易”,其中包括物质位移、精神漫游所造成的个体思想观念形成与创生。其思路则在于如何通过一种有效的观念、理论、方法的整体形成,通过实证性的可操作性,来考察具有关键性的文化、思想、精神的具体形成问题(尤其是创生)[45]。受侨易学这一概念的启发,笔者曾于2017年发表文章《侨易学之思考对海外华人研究的启示》,探讨侨易学对华侨华人研究领域所提供的启示[46]。当时,笔者倾向于将之作为一种思考方式,对于这一领域中的一些现象如迁移、交互、变迁等,能够提供思考和解释的方向。

在“未来世界”中推究人类的生存方式和生命意义——吕杨杕小说《寓言家:赌徒、侦探与使者》阅读札记

2021年,“元宇宙”概念一下吸引了全球性的广泛关注。在高度发达的信息技术的支撑下,人类生产、生活、交往方式全面、深度地实现了媒介化表达与操控,这不仅意味着产业领域的巨大变革和新机遇的出现,而且人类未来的社会秩序和生活方式等等也将发生深刻变化。然而元宇宙概念所潜含的科学命题和关于人类的本性与人类社会运转规律的认知等问题,很早就进入了人类的科学探索和文艺创造的悠久历程之中。文学新人吕杨杕创作的《寓言家:赌徒、侦探与使者》可以看作是对时代最前沿的元宇宙话语的一种小说想象与反思;作品用元宇宙时代的思维方式、世界景观来演绎、模拟人类未来社会生活,对世界人生的一些重大命题如“精英”治理的合法性、生命的意义、爱情与理性的关系等给予了富有深度的演绎、探求。小说不仅展示了新一代小说家们新颖的想象世界,而且显示了他们对人类社会和人生重大命题的严肃关切和别样思考。作品具有寓言、推理、科幻、言情等多重小说艺术元素。

数字基建驱动区域创新的作用机制——基于中国省份面板数据的实证

评估数字基建的创新动能作用,分析数字基建对区域创新的作用及其程度、条件,并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探讨基础设施结构转变与创新模式演进的关系。运用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进行实证考察,结果发现: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显著促进区域创新水平提升,并通过自主研发、技术引进、知识供给和创新转化的渠道实现,其中对东部创新的作用大于中部且对中部创新的作用大于西部、对基础研究创新的作用大于应用研究、对高质量创新的作用大于低质量创新;随着要素禀赋、市场化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水平的提升,数字基础设施投资对区域创新的促进程度不断增大;另外,数字基础设施投资还可推动创新模式由引进模仿向自主研发转型升级。据此,进一步激发数字基建驱动创新的作用要加强配套建设并因地制宜、因结构施策。

新时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估--基于供需端视角

为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提升全国各地区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基于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从供给侧与需求侧出发,构建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对我国2013~2019年各地区农业高质量发展情况进行评估,并得出结果:从综合水平来看,我国农业整体高质量发展水平都处于增长趋势,有7个省份各年综合得分年均增长水平为负增长。从各个维度来看,供给侧与需求侧评分较高省份之间比较优势差异显著,区域农业发展不均衡。从地区差异来看,我国东部与西部地区农业高质量发展差距较大,呈现出由东部向西部逐渐衰弱的趋势。通过聚类分析发现,我国仍有9个省份,各项指标得分较低,属于农业发展欠发达地区。最后,根据分析的结果给出对应的政策建议。

当代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嬗变及其动力与特征--新政治经济学的视野

论文以新政治经济学的视野为分析架构,简析了新加坡近十年来的重要社会政治变化以及新常态的主要内涵,探讨了新人口结构、新移民社团的发展策略及其社会认同的变迁,分析了政府的相关政策的逻辑、实践、机制及其运作模式,并阐释新型“多元一体”族群发展模式。旨在以新政治经济学的视野探讨全球化日益深化以及中国在东南亚影响力日益增强的背景下,当代新加坡华人社会,尤其是新移民社会的嬗变和特征。

多维指标视角下我国社会科学的国际影响力研究——基于经济与商业管理SSCI论文的文献计量分析

以近20年(2001—2020年)我国经济与商业管理领域发表的SSCI论文为样本,分别从学术影响和社会影响的角度对比分析了我国国际合作与非国际合作文献、主导文献与非主导文献的影响力差别。研究方法,指标设计上选择了WoS引用次数和Mendeley阅读人数作为学术影响指标,选择Twitter、Blogs、News outlets和Policy documents数量作为社会影响指标;分析方法上分别从国际合作维度(与美国合作、与其他国家合作和非国际合作)和主导性维度(中国主导、美国主导和其他国家主导)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我国在经济与商业管理领域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对国际合作的依赖性在降低,国际合作中的主导性也在加强。就非国际合作文献与国际合作文献、以及中国主导文献与非主导文献对比来看,学术影响差距在缩小,社会影响差距仍然很大。

农业供应链金融构建模式研究——基于甘肃蓝天马铃薯淀粉加工企业的案例

文章以甘肃蓝天马铃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的供应链金融实践为例,介绍了蓝天公司的发展历程,从产品供应链管理、金融供应链管理方面分析马铃薯供应链金融架构,从农产品生产供应的不确定性、分散化农户潜在发生信用危机方面探讨其供应链金融风险防控机制,提出创建“龙头企业+合作社联社+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银行”多位一体的农业供应链金融模式、拓宽农业企业与农户的融资渠道等相关对策建议。

侨批贸易及其在近代中国与海外华人社会中的作用——对“跨国资本主义”的另一种阐释

侨批贸易是以侨批的汇寄为主要业务,是一种集商业贸易、金融货币、政治经济、交通运输、人文信息等为一体的多重性综合服务行业。有些研究认为侨批贸易是一种现代形式的"跨国资本主义"。这种观点认为侨批贸易依赖于对非个人化规则体系的信任,而非一种依靠文化或家族血缘关系的"‘华人资本主义’的一种独特形式",在这种体系中侨批商人通过有效的经济实践来实现跨国经营。本文针对这样一种观点,旨在寻找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的另一种解释,这些世界主义的解释认为现代是一种多元的而非模式化的概念。族群和身份认同对海外华人的商业文化影响重大,成为华人企业家的适应能力和创造力的来源,这种影响在海外华人社会形成初期尤为明显。商业家族主义。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影响

近年来,中国城乡消费差距越来越大,传统金融重效率轻公平的特点更加剧了城乡消费不平衡的问题。作为新一代金融服务的数字普惠金融能否缩小中国城乡居民的消费差距呢?选取2011-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动态面板模型和GMM估计方法对全国范围内不同地区不同消费类型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存在区域异质性和消费类型异质性。为了使数字普惠金融更好地发挥出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作用,使用门限模型做进一步分析,并提出政策建议。

微信里的陌生人:一项数字社会的人际关系研究

作为国民级社交平台,微信深度渗透进中国人的社会关系网络中。既有研究将微信界定为“强关系”社交平台,遮蔽了微信好友列表里的“陌生人”。本研究聚焦微信好友中的“陌生人”,研究发现,作为数字社会的社交礼仪,微信“加个好友”成为中国人交往的数字名片,导致微信里的陌生人占比不断增高,并催生功能性标签备注的受众标识和关系管理。面对微信里的陌生人,用户“亲而不信陌而信”的倒置心理催生“逆差序信任”关系格局;从陌生人、拟熟人到熟人,微信陌生人关系是动态流变的,并分化为社会资本型、社交型、功能型等不同类型。对微信陌生人进行显微观察,不仅可以修正既有研究对微信的刻板理解,也丰富了数字社会中的人际关系研究。

中国城市财政透明度与政府信任——基于多层线性模型的宏微观互动分析

论文以中国36个主要城市为研究样本,运用宏微观交互多层线性模型,检验城市政府财政透明度对市民政府信任的影响及其条件。论文发现市级政府财政透明度与市民政府信任度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一关系在不同模型,以及控制经济水平和公共服务等变量的情况下依然成立。论文还发现,教育程度对财政透明与政府信任的关系有显著的负向调节效应。高教育程度者对财政透明度的预期更高,随着公民教育程度的提高,财政透明度对政府信任的正面影响不断减弱,当市民的教育程度达到本科学历时,财政透明对政府信任的积极影响微弱。

名校学历:求职敲门砖还是升职踏脚石?--基于中国公募基金行业的实证研究

名校学历到底有多重要?为了克服过往“名校效应”相关研究中任务异质性和业绩难衡量的难题,考察名校和非名校基金经理职业经历和业绩的区别,结果发现:名校毕业生首份工作是基金行业的概率较高,从进入职场到首次成为基金经理花费较短的时间,以及首次当基金经理时所管理的基金规模较大,收取的管理费较多,所在基金公司资产管理规模排名前10的概率较高.名校基金经理在平均业绩上没有表现得较好,但他们的早期职场仍更加顺利,这更可能是信号效应的结果.在职场后期,是否毕业于名校对基金经理升职降职或加薪减薪均没有显著影响,业绩和能力才是决定基金经理后期职业发展的因素.这些发现表明名校学历只是入职的敲门砖,而它本身并不足以成为升职加薪的决定因素.研究丰富了基金研究中关于基金经理职业发展的文献,对于客观理性看待“名校热”这一现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方案”的世界贡献

"中国方案"中体现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外交理念,"不搞强权独霸、超越零和博弈",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是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的"正能量",为建立国际机制、遵守国际规则、追求国际正义,形成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世界新秩序奠定了基础。

归国科技企业家的“跨国文化资本”结构、特征与作用

随着中国经济模式从劳动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的转变,归国科技企业家在中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之一。以往的跨国性研究多从移民与祖籍国之间的跨国互动来进行探讨,论文则揭示了看待海归跨国实践的反方向视角,提出"跨国文化资本"这一概念,重点探究中国如何将这一群体纳入中国的全球化进程中,以及这一自上而下的互动关系所显现的机制与特征。与传统类型的华人企业家相比,科技型企业家在教育、社会背景、移居国等方面具有一些显著特点。在科技型企业家归国创业的过程中,跨国文化资本成为一个凸显因素。中国政府努力将这些科技企业家所携带的跨国文化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挖掘跨国文化资本所蕴藏的潜在的经济价值和市场竞争力。而归国科技企业家所获取的政治资本是其将跨国文化资本成功转化为经济资本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三重压力”下的经济发展:表现、根源与路径

中国经济在严峻的内外部环境下,展现了强大的经济韧性和长期向好的经济发展趋势。同时,也面临着来自“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减弱”三重压力的冲击和挑战。文章在分析我国经济存在的周期性、结构性、体制性和外部性问题基础上,提出探索中国经济发展的新路径:增强科技创新能力,提升供应链和产业链的韧性;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释放数字经济新动能;调整人口政策,推动“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完善预期管理体制,加强对预期的引导和塑造。

改革意愿、议价能力与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改革的路径选择

国家经济安全超越经贸利益动机,推动了国家间展开新一轮的规则博弈。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从偏向投资者保护向东道国监管权回摆,但国家(地区)参与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及其成因之问仍待回答。基于全球治理视角,文章提出以“改革意愿-议价能力-制度改革”为核心的分阶段解释框架,并发现基于国内主要行为体互动的改革意愿和基于国家间力量对比的议价能力是影响一方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改革路径选择的关键变量。文章将路径选择按改革程度划分为渐进式改制、激进式转制和重构式建制三种类型,并分别选取美国主导的《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欧盟主导的《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和巴西主导的《合作与促进投资协定》为案例,对成员方制度策略选择落实到国际制度的改革和演进上的影响机制进行验证探讨。在新发展格局下,中国要更加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积极推进海外利益保护机制创新,为兼顾国家政策自主权与增强投资者信心提供制度保障,推动全球投资治理向更有效方向发展。

大数据之殇:对人文、伦理和民主的挑战

大数据技术改变了我们的商业模式、生活模式和政府的公共管理。大数据技术的支持者相信通过采纳大数据技术,企业可以提供质量更好、价格更便宜、更符合消费者需求的产品;政府通过收集和分析大数据,打造智慧城市,可以更有效地提供公共服务,促进社会公平和社会民主。从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视角研究指出,上述观点可能都是对技术及其指向的浪漫的技术乌托邦想象。大数据及其技术本身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如果没有制度、法律、文化的支撑,大数据技术本身是对人文、人类生存、社会伦理和正义以及民主的巨大威胁。发展中国家必须对其有深刻的认识,检讨自身发展模式和路径,做好顶层设计,未雨绸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