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需求、治理逻辑与绩效——归难侨安置制度与华侨农场政策研究

论文梳理了中国政府在设立归难侨的安置制度以及制定相应的华侨农场政策中的治理逻辑及其治理绩效。研究发现,政府对华侨农场及归难侨的治理经历了三个阶段:从设立之初强调"政治任务",到体制改革后注重"经济发展",再到后来对"社会和谐"的重视。华侨农场的设立具有安置归难侨、改善其生活的政治属性。但是,政府对华侨农场以及归难侨长期的特殊照顾导致了国家沉重的经济负担。出于提高生产效率、改善归难侨生活的目标,政府对华侨农场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这一政策给华侨农场及其社区内的归难侨群体的生产、生活带来较大冲击,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面临着平衡"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之间张力的两难。国家的这种二元需求与社会结构、中央—地方关系等因素互动,共同影响了归难侨安置制度与华侨农场治理政策的变革轨迹以及治理绩效。

饮食浪漫伦理与“吃货族”的乐趣建构:基于广州青年“吃货”群体的研究

通过对广州"吃货族"的研究,试图从社会学角度探讨在全球化语境与中国转型期背景下"吃货族"是怎样对自己的趣味进行表述与辩护的,并由此建构不同的乐趣类型。研究指出,改革开放以来,饮食已经从一种满足基本的生理需要的手段转变为追求新鲜感的工具,饮食浪漫伦理在中国生根发芽并呈现扩大化趋势。除了社会区隔和分层的因素外,追求新奇、体验、乐趣与舒适的自我导向动机同样是理解中国当代消费者尤其是年轻消费者的消费模式和倾向的关键。

从生产性身体到消费性身体:基于美国福州青年劳工移民的分析

随着生产性资本主义向消费性资本主义的转化,对于身体以及与之相关的主体性研究出现了从生产到消费的转向。本文在借鉴身体理论与劳工研究的基础上,以美国福州移民为个案,探讨这些跨国青年劳工是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通过身体实践来完成主体性的建构,以及他们的生产性身体与消费性身体是如何实现历时性转向与共时性呈现的。改革开放后,市场因素的引入刺激了福州农民的身体商品化过程。投入跨国务工行列的他们被各种结构性力量建构成卑微与廉价的生产性身体。同时他们也采取消费策略积极应对加诸于个体之上的限制,试图重塑一个有价值、受尊重的消费性身体。然而,跨国青年劳工移民的消费性身体的呈现依然受其收入水平、国民资格、种族身份的制约,其在移居地的有限消费最终也无法显著改变被全球资本与移居地社会所塑造的次等的身体形态。

专属经济区制度与军事活动的法律剖析

专属经济区军事活动争端产生的原因在于对专属经济区剩余权利认识的分歧,专属经济区剩余权利不仅包括相关的经济权利,而且也包括了与沿海国家的安全利益有关的权利问题,其权利归属应属于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内行使航行自由不同于在公海内行使航行自由,这个区域的航行和飞越自由要受到沿海国的限制。沿海国对外国的船舶或飞机在其专属经济区内进行军事测量活动享有管辖权,其他国家应当在得到沿海国同意的情况下才可以在沿海国的专属经济区内进行军事测量。

公益慈善、印象整饰与利益交换：基于一个华南侨乡的考察

许多学者讨论了中国传统慈善中道义与资本的双重逻辑,但较少关注这两种逻辑的前—后台转化机制。公益慈善是一种具有印象整饰功能的前台表演,其效果受到慈善的非盈利程度、表演者的投入程度与剧班成员的配合程度的制约。盈利行为则掩藏于公益慈善表演的后台。后台利益交换的实现除了受到前台演出效果的影响外,还与前—后台转换技巧、信任等因素有着密切关系。

台湾当局对加拿大与新中国建交的态度及因应

本文通过考察1968年至1970年台湾当局对加中建交的因应,探讨台湾当局在面对被盟友"抛弃"时的困境和无奈,以及美国对台湾和加拿大的政策变化及其原因。特鲁多政府上台后,基于加拿大自身利益欲与新中国建交,引起台湾当局的高度关注和疑虑。台湾当局鉴于美加特殊关系和美国影响力,遂请美国对加政府施加压力,阻止加中建交。然而,尼克松政府对华政策的调整和转向,鼓舞了加政府与新中国建交的信心。美国虽欲阻止,但自身对华政策的调整限制了其对加政府的影响力。加中建交是加拿大特鲁多政府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体现。美国尼克松政府因调整对华政策,对加政府与新中国建交之举并未决心阻止,对台湾当局的请求和交涉也就敷衍待之。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战略重要性

中国崛起和美国对华关系的调整在全球尤其是亚太地区产生巨大影响。美国为了确保自己的霸权地位、防范中国的竞争而向亚太地区前沿不断推进,地处西南太平洋战略要冲的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战略重要性日渐上升。面对新的形势,巴新不断调整发展理念和战略,积极汲取中国等亚洲国家的发展经验。为此,巴新对外合作迅速发展,不仅在太平洋岛国中首个加入"一带一路"倡议,而且积极参与多边外交,加强了与西方国家的传统合作关系,日益成为亚太合作乃至全球合作链条中的重要环节。

杜特尔特政府对华政策调整及其影响

近年来,围绕南海问题,菲律宾与中国之间摩擦不断。2016年6月菲律宾新总统杜特尔特上台后调整了对华政策,新政策表现出务实性、独立性以及大国平衡性三大特点。这一政策调整是在菲律宾政府对华外交陷入僵局、国内南部恐怖组织与分离组织势力猖獗、国家社会经济亟须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进行的,同时带有杜特尔特的实用主义外交迹象和个人特质。这一调整对南海争端及亚太战略格局正在产生重要影响。

中国的经济影响与东亚国家民众对华评价--经济受惠度与发展主义的调节效应分析

东亚是中国对外经济联系最为紧密的区域之一,对中国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中国与东亚日趋加强的贸易和投资关系将会如何影响其民众对中国的态度?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对该问题的探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作者通过多层线性模型分析发现,中国和东亚国家的经贸依存度与其民众对中国的评价存在显著负相关,即与中国经贸关系紧密的国家,其民众对中国的评价反而低。我们通过建立调节效用模型并对调节模式进行分析,发现这是由于"经济发展受惠度"和"发展主义倾向"的调节作用所致:在这两项调节指标高的国家中,中国对其经济影响越大,民众对中国的评价越积极;而在这两项指标低的国家,中国的经济影响越大,民众对中国的评价越负面。研究结果提示,中国加强对外投资和贸易时应该了解对象国家的这两组民众指标,通过适当舆论引导,减少民众层面的阻力与风险。这一研究从理论上拓展了新功能主义的观念"溢出效应"模型,并从对外经济联系的角度拓展了目前有关中国软实力的研究。

逆全球化态势下金砖国家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制度性解释

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不但是全球气候治理的参与者,更应该积极充当"稳定之锚",以"知识型权威"定位帮助各方建构新的认知,从而引领《巴黎协定》的广大参与方、缔约方共同推动协定的实施,为推进全球气候治理提供金砖力量。基于气候治理体系各方的认知变化、共有信念建立等动态博弈进程,利用泊松随机过程刻画治理失灵的情形,构建缔约方权威选择模型。认为在新形势下,金砖国家作为全球化的支撑群体需要通过转换自身的经验和新的观念,扮演"知识型权威"角色,积极发挥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引领作用,从而促进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向更为平衡的方向演化。

1970年中美大使级会谈关于台湾问题的交涉

1970年中美两国举行了最后两次大使级会谈,即第135次和第136次中美大使级会谈。在这两次会谈中,台湾问题依然是会谈的核心问题。由于两国政府都有意缓和关系,双方在台湾问题上开始展现出不同程度的灵活性。美方在台湾问题上提出了新的主张,希望在不损害美国与台湾当局关系的前提下与中方达成一项搁置台湾问题的谅解,企图使"台湾地位问题模糊化"。而中方在坚持原则立场的同时,也表示台湾问题的解决需要创造条件。双方虽未能在台湾问题上达成具体协议,但双方通过交涉了解了彼此的战略意图,为基辛格秘密访华和《上海公报》的签署创造了条件。

全球化与国家对外经济影响力——基于中国在东亚地区经济影响力的社会经济学分析

全球化如何改变一个国家的对外经济影响力?对中国而言,参与全球化如何改变其他国家对中国经济影响力的认识?这些变化又如何影响相关国家对中国的经济政策?在"逆全球化"趋势上升的背景下,对上述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文章引入社会阶层和全球价值链的视角,得到以下发现:第一,由于全球化导致跨国相互依赖阶层的出现,原有的国别间差异被国家内部社会阶层间差异所取代。东亚国家的专业中产阶级比其他社会群体更倾向于认为中国的影响力大。第二,对一国影响力性质的评价与该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紧密相关。对中国前向链接度越高的国家更倾向于负面评价中国影响力,而后向链接度越高的国家则相反。文章的创新之处在于突破将国家视为一个整体的研究模式,指出全球化在改变国家对外影响力过程中存在明显的阶层差异。另外,引入全球价值链的概念更新了现有以发达与发展中国家二元对立的视角来探讨国家间政治经济关系的基本模式。

巴布亚新几内亚:“南太平洋蓝色经济通道”的支点

2018年11月12-18日,第26次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太平洋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简称巴新）首都莫尔斯比港等地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峰会。2017年6月,国家发改委与国家海洋局联合发布《“一带一路”建设海上合作设想》,提出要重点建设三条蓝色经济通道,其中包括中国—大洋洲—南太平洋蓝色经济通道。太平洋岛国地区是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重要海上运输通道。

从生产性身体到消费性身体:基于福州青年劳工移民的分析

近年来出现了一些研究,开始聚焦于中国国内流动人口的消费行为、身份塑造及其主体性的问题,并将有关这方面的讨论从生产领域拓展至消费领域。

全球化与国家对外经济影响力

全球化及其三个层次“全球化”的定义多种多样,且存在过于宽泛的问题。为了使本研究更加清晰,本文将全球化界定为经济全球化,即各经济体之间通过商品、服务以及资本的跨国界流动所产生的经济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