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明国九义士”观念与朝宗岩地景的历史建构

中国人士流离朝鲜历代有之,至明末清初又形成迁移的高潮,其中追随凤林大君回朝的“明国九义士”历来被学界视为遗民逃难朝鲜的代表。但“九义士”观念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自17世纪末至19世纪前半叶,经历了一个追溯、指认与建构的过程。“九义士”作为一个整体被予以纪念,始于“九义士”后裔王德一、王德九兄弟以及朝鲜华西学派文人柳重教、金平默等人的著述。在传记、家谱与地志的文本编纂之外,朝宗岩的开拓与九义士祠的创立,不仅固定了“九义士”的名称指涉和“九贤一心”的政治与情感内涵,更将“九义士”的历史记忆铭刻于现实的地景。考察“九义士”观念的形成与朝宗岩的创建,不仅可以一窥中朝交流史上此段独特的文化因缘,也有助于理解传统儒家义理思想在当代韩国社会的演变与存留。

“兵战”后之“学战”:清季日本女性教习涉华学前教育活动析略

甲午一役以降,清廷决意忍辱“师法日本”曲线借镜泰西文明,于此同时明治日本亦跻身世界强国梯队并顺势夺取到中国学前教育的主导权。双重背景交揉下日本女性教习群体应时而生,她们以“海国妇人雄飞者”的高姿态亲临中国学前教育场域,积极开展“兵战”后之“学战”活动,指导蒙养院拟定章程、承担多门蒙学科目,一时间中国日式学前教育独领一隅。然而这看似“无私襄扶”的背后却掩蔽着日本对华“温柔”的殖民教育渗透要素,即:通过“施恩”感化、授课日化之策略介入中国学前教育事业改革、掌控中国学前教育发展路向,进而颉颃西洋,为确立东亚新秩序的主宰者地位积极铺路。

甲午战前日本对东三省的侦察及政策演变

日本的恐俄心理是引起明治政府关注进而觊觎东三省的原因之一,也是马关谈判期间使明治政府决策层在割占东三省领土问题上相对收敛野心的重要因素。1879年日本成立东京地学协会,为日本谍报人员提供了学习交流的平台,促使其谍报成果质量逐步提高。甲午战前明治政府在何时略取东三省的问题上意见分歧较大,暂缓略取的意见占主流。随着日本财政状况的改善、军事实力的提升、国内矛盾的缓和,第二次伊藤博文内阁在重新评估中国军事实力和研判东亚国际形势之后,将略取计划重新提上日程并在甲午战争中付诸实践。

清末日本教习补遗与式微因由考析

日本教习是近代中国教育体系建构过程中应时出现的特殊群体,自1902年开始正式受聘清国,至辛亥革命爆发、满清覆灭历经十余载,渡清人数达至千人以上。他们在中国尚处萌芽期的蒙养院,各类初、中、高等学堂从事教育活动,教授多门近代科目,不过在日本教习与学堂间催生的各类龃龉、赴日留学生渐次归国、西方教育势力涉入及明治政府态度漠然等诸重背景的交糅下,日本教习最终由盛至衰退出中国教坛,成为影响中国教育近代化发展的历史群体之一。

张謇与郑孝胥诗歌交往考述

张謇与郑孝胥是清末政治运动的同路人,也是辛亥革命后影响民国历史进程的重要人物。两人不仅在清季实业创办与政治改革上拥有密切的合作,也留下了诸多互动的诗文创作。以抒情言志为主要功能的诗歌在展现个人才华的同时,更能显露作者深层情感的轨迹。考察张、郑的诗歌交往,既可以重新发掘相关公共的历史细节,亦可深入了解双方私人的交往世界。

明代苏州下塘徐氏家世艺文考

苏州阊门下塘徐氏家族在明代中后期的江南吴地拥有重要的影响力。徐氏家族不仅累资巨万、广置产业,而且族内子弟在嘉靖、万历间更是相继以进士列卿位,科名鼎盛。家业的繁荣使得徐氏一族营造、维护了留园、拙政园等名园,培育了一批出色的诗人。梳理重要徐氏族人的家世传承与艺文活动,厘清了前人研究中相关族人的世系籍贯、园林营造以及图书刊刻等问题。

忏悔的诗学:钱谦益《投笔集》中的用事和隐微写作

《投笔集》为钱谦益晚年最后的诗歌结集,也是其入清后“廋辞■语”之晚期风格的集中体现。组诗暗藏典故的创作方式兼具遗民“诗史”与隐微写作的双重特征,其书写策略即不断借助历史中的“客观对应物”将个人、家庭与时代讯息进行交织编码,诗歌也由此成为历史话语的迷宫。由于钱氏身列贰臣,其颇具争议的身份暂时剥夺了《投笔集》中传递复明意志与遗民情怀的可信程度,而绵密的用事与互文使钱氏得以借助他人业已典律化的历史经验,赋权自我尚未被时代认可的困境与痛苦,此亦可视为一个忏悔的变节者欲以“诗魔”(诗性表达的痴迷)拯救“心魔”(身仕二朝的心结)的诗学尝试。

郑孝胥驻日时期的文化交往与心态

本文以清朝驻日本外交官郑孝胥驻日期间纂写的日记及相关诗文进行了考察,分析了其早年日本观的形成,也可借此一窥郑孝胥对维新、民主与帝制等诸种意见的雏形,以为研究其晚年的人生转折提供某种线索。可以说,身处变革的时代,早年身处异乡的郑孝胥虽然在不断学习新知,然而相比同辈缺少探究新时代的兴趣,说明传统士大夫的生命情境仍然是郑孝胥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文化寄托。

拟话本小说中的城市秩序与孝烈观念——以任孝子与宗二娘故事为中心

明清拟话本小说的出现、繁荣与城市空间的开拓以及市民文化的发展息息相关。正因如此,小说中往往间接透露着城市空间可能存在的动乱与危机。在《任孝子烈性为神》与《江都市孝妇屠身》这两篇话本小说之中,作者以失序的城市为背景展现了都市空间、情感结构与叙事策略之间的同构关联。被困的城市往往作为一种契机激发人物内在情绪及理性的困顿、失衡与升华。主人公们一方面投入到自我放任的实践之中;另一方面又在孝道的规约之下合法化这种行为,并希图借此将破坏的潜能转化为城市空间、伦理秩序及个人修为的建设性力量。

日本女性教习对中国清代女子教育的渗透及影响

日本女性教习是清末中国女子教育体系建构过程中的特殊群体,自1902年开始正式受聘中国,至清朝灭亡退出中国教坛历经十载,来华执教人数多达140余名。这一群体在中国尚处初创期的蒙养院、各类型女学堂从事教育活动,教授多门近代科目,对以“德”“卑”“顺”“慎”为一生准则的儒家传统训诫式女子教育给予了猛烈的冲击;同时她们也成为了清末中国实施日本“贤妻良母”教育理念的助推剂与近代中国女子教育观更迭发展的催化剂。一时间清末日式女子教育独具一派,然而这看似“无私帮扶”的背后也同样裹匿日本对中国“温柔”的欲殖民要素,以教育浸心,谋求“合纵”,最终妄图霸揽东亚、阻遏西方。

钱谦益“香观说”中的感官隐喻与明诗批评

“香观说”为钱谦益晚年所倡诗论。以香气的感官经验与隐喻表达为契机,钱氏不仅系统地批评了声色迷乱的七子派诗风,也建构了可以对抗时代、逆风远熏的理想诗学。他将徐波、旦公等人的诗歌推为内蕴香气的代表,以对照于时人创作中熏染著香、偷词窃句的“伊兰恶臭”。借助香法来疗救病入肺腑的恶道诗魔,可谓钱氏的核心关切之一。“香气诗学”的诠释旨趣,便是希冀通过对抒情诗“灵晕”的追寻,使诗歌创作摆脱近代诗论的诸多桎梏,从而回归更为纯粹的情感与诗学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