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视野下网络语言的语体特征

语体作为一种适应交际需求而产生的语言运用体系,有鲜明的时代性。网络语体是在新媒体网络语境中产生的为实现信息交流而兼具口语语体和书面语体特点的新的混合性语体。语体仿拟、跨体写作、网民年龄层次的跨越性都反映了网络语体的多样性;渗透与交融手段的运用促成了网络语体的混合性特征;数字语篇的互动性回应模式使网络语体区别于纸质文本而具备了动态性特点。

汪曾祺小说语言的诗化

汪曾祺致力于小说文体的革新,他的小说在文体上融入了诗的因素,由此相应地带来小说语言的诗化。其表现形式大致有以下几种:一、以密集的意象扩大审美空间;二、讲究文字的组合,从"关系"中产生意味;三、在语境中变异和增殖;四、省略语句,创设"空白",增加诗意空间;五、语言富有音韵美、节奏感。这些都使他的小说语言具有了诗的神韵,从故事的附庸和载体变成了读者的欣赏对象,具有了本体论的意义。

中国宫词观念之嬗变

历来对宫词的解说多有歧义,本篇梳理宋元以来序跋等有关原始文献,清理各时代人对宫词涵义、起源、功能、性质、价值等的不同理解,并揭示其应有之义。

庄子论乐:领悟人本的愉悦

庄子把乐看作是体悟“道”而产生的审美愉悦。道是无为的,因而,观照道而产生的愉悦(乐)也是无为的。所谓“至乐无乐”,并非说不要快乐,而是说不要世俗的那种片面和狭隘的功利主义快乐。在庄子看来,乐的最重要的特性是它的超功利性;他注重乐和真的关系,强调“悟真而乐”,以求在“安时处顺”或“随变任化”的过程中达到主体(自我)心性的畅达、宁静和圆满,获得绝对的精神自由;庄子的“自适其适”,也就是自得其乐,这既是一种审美意识,更是一种人格理想。与儒家那种在自强不息的奋斗中安贫乐道的乐观精神不同,庄子乐论表现出对个体的自我意识的觉醒,象征着中华民族早熟性格,对中国古代艺术产生了巨大影响。

苏俄与广州关余事件

孙中山与苏俄结盟后,再次进行了争拨关余的努力。此次关余事件自始至终受到了苏俄的深刻影响。苏俄与孙中山的结盟,鼓舞了孙中山和广州政府的斗志;苏俄援助的既少且迟,促使广州政府因窘迫的财政再次争拨关余;鲍罗廷的到来帮助孙中山稳定了广州的局势,推动了事件的进展;苏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积极参与的政治宣传和群众运动,提升了争拨关余的意义,赢得了民众的广泛支持,亦使列强态度从强硬趋于缓和。同时,苏俄主要出于国家利益的考量,促使广州政府在事件后期趋于缓和,最终与列强达成妥协,再次验证了苏俄对华政策的两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