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大生纱厂被债权人接管缘由解析

通州大生纱厂并非是逐步走下坡路的,而是在经营顺利之时,甚至是在其发展的顶峰时出现逆转的。深究其原因,既有张謇认识上的局限,也有经营管理上的偏颇,更有充满变数的外部环境的影响。在当时的情况下,外部的环境因素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在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大生纱厂内外交困,在张謇辞世前不得不由债权人上海银团接管。

《离骚》层次结构探索

众多楚辞读本往往回避章节之学、层次分析的原因为:研究对象的丰富性、研究史的复杂性、研究内容的特殊性。《离骚》分段争议颇多,大略分为二、三、四、五、八、十、十二、十三、十四段以及“二分法”或“三分法”与“多段法”的结合等。从结构层次的合理性而言,“两分法”最经得起推敲,古人“前半”“后半”之说,“人境”“神境”之论,颇切辞旨。延续“两分法”的王邦采的“三分法”,在较多学者认同的基础上不断发展,构成了“三分法”与“多段法”的结合,从宏观与微观的结合上达到统一。

“三闾”渊源考

本文综合考古发现与出土文献、传统文献、民间传说以及学术史等多种信息,考述昭、屈、景三姓渊源以及“与楚王同姓”的过程。本文结论的是:战国三大姓昭、屈、景均源于楚王族,“与楚同姓”,昭氏源于楚昭王,屈氏源于楚武王,景氏源于楚平王。

苏俄与广州关余事件

孙中山与苏俄结盟后,再次进行了争拨关余的努力。此次关余事件自始至终受到了苏俄的深刻影响。苏俄与孙中山的结盟,鼓舞了孙中山和广州政府的斗志;苏俄援助的既少且迟,促使广州政府因窘迫的财政再次争拨关余;鲍罗廷的到来帮助孙中山稳定了广州的局势,推动了事件的进展;苏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积极参与的政治宣传和群众运动,提升了争拨关余的意义,赢得了民众的广泛支持,亦使列强态度从强硬趋于缓和。同时,苏俄主要出于国家利益的考量,促使广州政府在事件后期趋于缓和,最终与列强达成妥协,再次验证了苏俄对华政策的两重性。

返观家园:王维灵魂深处的特别眷顾

王维的山水田园诗中,有一种非常突出的精神元素,就是他对于家园的特殊眷念。漂泊感,使王维经受着寄居与无根的精神折磨;挫折感,使王维生成了孤独与避难的生存忧郁;负罪感,使王维具有了忏悔与救赎的灵魂煎熬。因此,返观家园,则成为其一生主要的精神支点,成为其精神逃逸与灵魂救赎的有效形式,也最能够映照出诗人的生命本色和艺术原质,最能够生成一种诗思的幻觉,诗化为独特的问梅情思、故园重造的诗歌形态,艺术再现诗人在困顿而矛盾的异化状态下渴望精神回归而无以复归的心理冲突,其诗中也便氤氲起了一种欲隐欲显、似有似无的沧桑人世的悲情和忧郁。

《全元文》中程文漏收文拾辑及生平著作小考

程文有《程礼部集》三十八卷,已佚。《全元文》辑程文文32篇。今从《永乐大典》、元明人别集及杂著中复拾辑其遗文17篇,并考程文生平及著作版流,以补《全元文》之缺。

怎样拯救堕落的文艺批评

文艺批评和批评家的堕落已经是显在的事实,而对文艺批评与批评家的拯救却屡救屡败。造成批评与批评家的堕落最主要原因是,当下批评环境的"恶劣"。而所有的"拯救"往往注目于批评家的个人"素养",却不在批评生态的改善上着力。笔者以为,批评生态的改观其实最容易不过,就是需要媒体敢动真格的作为。

灵魂之舞的自由维度--王充闾的历史散文与散文观研究

解读王充闾的散文文本，需要文学、历史乃至哲学与其他诸多门类的知识共同参与的情感与智识的活动。因为，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飘逸而自由的思想精灵，一个矫健而灵动的灵魂舞者，我们是在观赏一幕出演于历史与未来之间的广袤时空里的灵魂之舞。

八股文探源--《诗义集说》中元代“股体”诗义著者考略

由于文献资料的缺乏,学术界对宋、元时期"股体"时文的演变过程至今不甚了然。现存论及元代"股体"时文作法的材料在元代一些《诗经》注本中有所展现,而这些注本的主要内容都集中保存在明初孙鼎编辑的《诗义集说》中。本文对《诗义集说》中引录的元代谢升孙《诗义断法》、彭士奇《诗经主意》、林泉生《诗义矜式》、曹居贞《诗义发挥》四家著者和著作进行了一些考辨,确认四位著者都是元代进士,他们的著述以及他们的科举活动与元代科举及元代"股体"作义的发展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