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尺牍选本中的文人困境书写

清初在以选本聚合时人的文化生态中,尺牍编选刊刻十分盛行,现存选本约计20种,收录尺牍近万通,在出版史上具有现象学意义。选本生成带来尺牍由私密空间走向公共场域,贯穿着选家复归风雅的苦心孤诣和价值取向,衍生出立言和传名的功能,最大程度地保存了清初文人真实的精神影像,文学史因此变得日益丰满。大量内容充实、情感真挚的尺牍高度还原了传统文人的日常,不乏其他现存文献阙载或言而不详、录而失真者,其中的“困境书写”十分突出,映射了一代文人深刻的精神创伤。尺牍是社会交往的产物和知己交谊的见证,文人在日益扩张的人际网络中寻找突围,谋求物质救济、生命关怀以及文化理想的实现。

鲁迅与章太炎传奇小说观之差异及其流衍——重审20世纪以来唐传奇文体的升格

清末章太炎提出“唐人始造意为巫蛊媟渎之言”,唐传奇背弃了汉代小说开创的街谈巷议、有益于政教的传统,当被视为变体,持类似观点的还有吴虞、朱希祖、浦江清等人。然而在西化小说观和文学观的冲击下,古典小说在20世纪以来逐渐失去了传统底色,重“情”、尚“美”、提倡虚构等“现代因子”逐步成为小说的内在要义。在这一背景下,传奇小说的地位被不断抬升,鲁迅所提出的唐人“始有意为小说”的观点广泛传播并占据主流,章太炎等人的观点则逐渐隐没,成为边缘。

《我爱这土地》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目的:《我爱这土地》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首经典诗歌,它写于1938年,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表达了诗人对祖国的热爱之情。方法:文章通过分析总结国内相关文献,从文本解读研究与教学研究两个方面评述这首诗歌,探讨其意义和价值。文章梳理了学者们对《我爱这土地》的文本解读和教学研究,总结了不同学者的解读和理解。结果:通过分析研究,文章发现学者们对《我爱这土地》的文本解读主要集中在诗歌意象、写作手法和情感三方面,其中分析诗歌意象的文献占绝大多数。艾青在《我爱这土地》中创造了一只饱含热泪的鸟的形象,通过描述鸟与土地的关系来传递自己的情感。关于“鸟”这一意象的象征意义,学者们观点不一。此外,诗歌巧妙转换叙述视角和写作手法,从虚拟视角转换为实写视角,从比喻转换为直抒情感,情感真挚、意境深远。教学研究主要集中于教学内容、教学形式和教学设计三方面。诗歌《我爱这土地》的显著特点是篇幅短小、构思精巧,在教学实践中,可以通过分析诗歌中的意象、语言、节奏、韵律等,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和文学素养。结论:《我爱这土地》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和历史价值。对其进行深入研究,不仅可以更好地理解其内涵和艺术特色,也可以更好地将其运用于教育实践中。

基于历史文化语境的中学文言文教学策略

历史文化语境是指能够帮助理解文言文深层意义的外部思想文化、价值观念等概念的集合。借助历史文化语境,学生能够更好地把握文言文带有文化意味的表达形式,进而理解其深层文化意义。基于历史文化语境的中学文言文教学策略主要有:准确把握某些文言字词的特定文化含义,深度理解文言文表达方式的文化意蕴,深刻领会历史语境中的思想文化。

张謇诗歌中的南通风物及张謇的民生视角研究

目的:“风物”有三重含义,一是风光景物,二是风俗特产,三是特指风俗、习俗。清末文人张謇一生围绕南通这座城市创作了大量诗歌,其中关于南通风物的描写随处可见。这些风物既呈现了南通独特的气候物泽,又记录了张謇在这片土地上造福民生的活动印记。文章以《张謇全集》为中心,从自然物产和建筑民俗这两个方面梳理张謇诗中的南通风物,并探究其民生视角。方法:以《张謇全集》为中心,用分类学的方法初步对张謇诗歌中出现的南通风物进行分类,并与《柳西草堂日记》中部分张謇诗歌的写作背景进行比对印证,分析张謇风物书写的民生视角。结果:通过对张謇诗歌中的南通风物进行归类,并与《柳西草堂日记》中部分张謇诗歌的写作背景进行比对解读,发现张謇的南通风物书写出现在各种题材的诗歌中,并体现出“忧农时”“与民同乐”等民生思想。结论:张謇的诗歌中出现了大量南通风物,描绘了时代交替之际,南通从雨水丰沛、民生艰难的江野风貌到工厂林立、校舍俨然的近代第一城的转变。与此同时,张謇的诗歌中对南通风物的白描与侧笔,多从中下层民众的生活苦乐展开,表达自身的悲悯或欣慰,这种对中下阶层农民、渔民、市民生活状态的频频观察及有意无意的着笔,自然流露了他对民生的关注,而这种民生视角的形成原因仍待进一步探索。

让语文课堂上的学习真实可见——以《司马光》为例

“可见的学习”理论要求学生的学和教师的教清晰可见。将其落实在教学设计、实施、评价的全过程,可以有效促进学生“可见的生长”。以《司马光》一课的教学为例,教师可通过句式仿说、正音明义、聚焦画面、情感分析、星级评价等策略,来实现“可见的学习”,让学生提升语文素养。

北宋文人政治遭际与诗歌创作的标本——苏舜钦“进奏院案”前后诗歌之比较

"进奏院案"是苏舜钦政治生命的转折点,也是促使其诗歌创作转折的重要事件。苏舜钦前后期诗歌创作,无论在取材视角、情感状态、还是在诗歌观念、创作方法上都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这一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整个北宋文人党争与文学关系的一个缩影。

新形势下中国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探索研究——以南通大学为例

中国传统文化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具有重要作用:有助于提高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增强大学生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以及提升精神层次、净化社会不良风气等。然而,根据对南通大学学生传统文化素养的调查报告的梳理和分析,可以发现大学生虽然普遍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但认知的程度有限,接受的积极性也不高。其主要原因有大学生缺乏有效的接受传统文化的途经、传统文化价值有别于功利性社会价值、社会重视程度低等。这种情况警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从课堂、教师、学校、社会四个方面入手,引导当代大学生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书院与清末民初南通教育的转型

书院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一种重要的教育组织形式。作为中国书院的一个缩影,在清末民初南通教育转型的艰难历程中,书院的作用不容忽视。首先,由书院脱胎而来的学校,经民国初年之发展,逐渐成为当地普通教育体系的重要支柱;其次,书院公产为南通新式教育的兴办和发展提供了大量经费;第三,部分新学化书院的肄业生为南通新式教育的创办做出了重要贡献;第四,大批新学化书院的肄业生任教于新式学堂,并从中涌现出一批教育名家,其中不乏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占据一席之地者。

金泽荣与近代南通文人群体交往考评

南通文人群体是指近代以南通籍文人为主组成的一个区域性优秀知识分子群体。金泽荣客居南通期间,因与之在诸多文化因素方面存在相近之处,导致双方产生了互吸作用;而金泽荣的长期客居又将交往的可能性变成了现实。金泽荣与南通文人群体联系密切,所交覆盖各式人等。其交往大致经历了一个由编校业务需要到慕名互访,由少到多与由个别到群体的发展过程。以文会友或因文结缘是金泽荣与南通文人群体交往的主要形式,具体则区分为对应的五种形式,均具有浓郁的汉学文化色彩。这一交往为双方带来了积极的效果。

《南通范氏诗文世家》评介

《南通范氏诗文世家》收录了南通范氏十三代二十一位作者的诗文作品，时间跨越明、清、民国，直至当代。它不仅是重要的地方文献，而且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瑰宝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南通范氏诗文世家展开系统的研究，具有语言、文学、文化等多方面的意义。

那地、那人、那魂——南通先民文化中的海洋元素

南通南临长江，东濒黄海，系长江顺流而下的泥沙在海流与江流交互作用下形成的冲积平原，境内县乡地名蕴含着浓郁的海洋气息。新石器时代的青墩人傍海而居，成为这片土地上最早一批居民，随后的居民是各地迁徙于此的“流人”。他们既围堰造田，煮盐为业，又改造盐碱地，谱写了绵延千年的农耕创业史。流人群体的奋斗精神、反抗精神与协作精神，均与大海有着密切关联。

现代报刊与新文学书评的创作实践

新文学书评从混沌初开到渐趋成熟,与现代报刊的努力是分不开的。现代报刊是新文学书评萌芽、诞生、传播以及后续影响力发酵反哺的重要媒介。1920年代在时代的呼唤下,报刊追求“创评同期声”,新文学书评开始登上历史舞台。1930年代早期新文学书评接受着文学发展与商业大潮的冲刷与侵蚀,迫使新文学书评在商业目标与书评的文艺性之间寻找平衡。1930年代中后期,在理论探索和编辑实践下,理想化的新文学书评最终得以实现。考察现代报刊与新文学书评实践之间的关系,不仅可以发现新文学书评与新文学作品之间相生共存的内在互动关系,而且能引导我们进一步探究新文学的现代生产机制,从而为中国现代文学史提供一个具有生命力的研究视角。

荻生徂徕对王世贞文学思想的接受——兼谈日本文学复古的走向

在日本江户时代,以荻生徂徕、服部南郭为代表的萱园派深受明朝后七子的影响,力倡文学复古,取法李攀龙和王世贞,但学界较少关注他们对王世贞的接受。实际上,基于共同的复古认知,从荻生徂徕的自著文集和所编选的他人文集中均能看到王世贞的影响。荻生徂徕批判剽窃模拟之风,坚持不囿于秦汉和盛唐的取法对象,追求源于真情的文学创作,使他最终醉心于踵武王世贞,而非李攀龙。其弟子服部南郭为宣扬文学复古而托名李攀龙编纂的《唐诗选》,促进了李攀龙在日本的传播,淡化了王世贞的影响,但此举并非荻生徂徕的本意。因此,对日本文学复古发展轨迹的全面认知,不能忽视王世贞的影响。

汪曾祺文学批评论绎

汪曾祺的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相互映照,以极高的辨识度共同组成丰富的文学世界。汪曾祺的文学批评属于“印象派批评”,摒却理论,纯以鉴赏家艺术眼光聚焦于作家作品情感内核,修辞立其诚是其批评审美创造的核心要义。他看重批评的美学功用,主张文学教育、审美作用统一,却又对不公与丑恶直言相对。他厌恶批评的评论腔和八股气,极具语言自觉和文体自觉,以独特“汪氏文体”推动批评臻至美文之境界,为当代文学批评确立了新的审美范式。他甘愿为青年做梯,心怀关爱照顾之慈心,更对今天的文学批评尤具警醒之义,也是重读汪曾祺文学批评之现实意义所在。

政治·文化·审美——晋唐并称、对举的多维考察

晋、唐两代并不相邻且缺乏明显的共性特征,一般难以被等量齐观,但实际的情况是古代将二者并称或对举的情况并不罕见。晋、唐并称或对举有三个维度:晋、唐运祚较长且相对邻近,二代国势皆中道衰颓是二者政治维度上的共性;晋、唐书画和诗文等高度的成就是二者文化维度上的共性;晋、唐二朝人物的风流余韵是二者审美维度上的共性。虽然晋唐并称、对举,但在不同的意义上其所指各有偏重,呈现出错综复杂甚至矛盾抵牾的状态,而这恰恰是历史的本然状态。对晋唐并称与对举的关注,从某种意义上弥补了当代人对文化现象认知的不足,为观照古代社会文化现象提供了更多维的视角。

关于高校院系资料室文献特色建设与服务的思考

文章强调了院系资料室文献资源特色化建设和服务的重要性,探讨了专业文献资料的收集途径,指出服务创新、加强交流、参与学术研究是提高资料室服务水平的方法。

论有偿写作的困境与纾解——以元好问散文创作为中心

有偿写作是指作家受人请托撰文,并收受物质回馈的一种特殊创作形式。有偿写作涉及请托者与作者两方意愿的表达,并需接受其他读者对文章公正性的评判。物质的介入,往往给作者带来道德与技术的多重困境。金元之际,特殊的社会环境与个人身份、经历促成了元好问大量的有偿写作。对不同类型的请托者,元好问运用不同的写作策略维持有偿写作的公平性、独立性,也尽力平衡请托者、作者与其他读者之间的关系,体现了优秀作家协调物质、人情与文学三者关系的深厚能力。有偿写作对中国古代文学创作有较大促动作用。

怀疑与重建:柯马丁楚辞研究述评——以《剑桥中国文学史》为中心

汉学家柯马丁负责撰写《剑桥中国文学史》中的《楚辞》篇章。他的书写关注文本本身,不仅契合普通英语读者阅读习惯,而且对《楚辞》形成的文化背景以及后世建构等进行了呈现。在继承汉学家一贯的怀疑态度之上,他以出土文物为依归,并从文学文化史、文化记忆角度重新审视《楚辞》。他对文本本身、后世建构的思考以及回到“早期文本”的努力,与国内研究范式相异,其中自有不当之处,但也有助于从方法论层面探讨早期文本与作者、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物“信”与“疑”的问题。

《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中的楚辞书写探析

《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作为一部具有参考性质的工具书,其中康纳瑞执笔的楚辞部分也充分考虑了读者喜好和阅读习惯。他将楚辞作为骚、赋、骈文等的原型按发展进程进行讲述,行文中着重强调对知识要素与楚辞的流变。同时,他不否认屈原的历史真实性,但对从《楚辞》文本出发解读屈原的做法表现出更为审慎的态度。这体现了中外学者对待文本以及作者态度上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