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民事抗诉案件中检察机关调查取证权存在的独立价值

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法对抗诉的规定过于简单和原则,缺少可操作性的规范。有必要对民事抗诉中检察机关调查取证权的独立价值进行充分论述,以为抗诉中检察机关调查取证权顺利入法,创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紧急状态的内涵及特征分析

紧急状态的内涵及特征是紧急状态法律体系的基础性问题,文章根据我国的国情,借鉴发达国家的立法经验,对紧急状态法制的内涵及其基本特征进行了探讨。

民事虚假诉讼的法律规制

民事虚假诉讼不仅侵犯了第三人的合法权益,而且损害了审判权威和司法公信力,浪费了司法资源。当前立法机关需要按照渐进性的原则积极推动法律修改和完善,以实现对虚假诉讼的法律规制,特别是对严重虚假诉讼行为的刑法规制。

论委托理财保底条款之效力

委托理财是目前金融市场上较为普遍的一种金融现象,受托方为吸引资金往往在委托理财合同中设定保底条款。但是我国的法律和行政法规中未明确规定有关保底条款的效力,理论界对此存在不同的看法。立法不应一概否认保底条款之效力,而应在对保底收益率予以限制的前提下有条件地承认保底条款的效力。

民事诉讼法视域中调查核实权的再认识

修订后的民事诉讼法首次明确了检察机关在民事检察中的调查核实权,为该项权力的行使提供了法律支撑和发展契机。但是,民事诉讼法对该项权力的规制不足,存在较大的空白地带,为该项权力的非规范化运行埋下了伏笔。因此,亟待对该项权力进行规制,明确其行使的限制条件,以减少其在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包括权力滥用在内的各种消极影响。

浅议我国立法权限体制的现状及完善

2000年我国颁布实施了《立法法》,将我国的各级立法制度予以规范,然而我国的立法状况仍旧是不容乐观,存在着很多的问题。不仅仅是法定制度上存在着缺陷,即使是规定明确的内容也存在有法不依的情况,我们必须在此基础上进行完善,进一步规范我们的立法权限体制,完善各级立法,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最终实现我们的"依法治国"的宪政理念。

中国古代女性婚姻家庭中的法律地位——以唐律和明律中的婚姻家庭规定来分析

在中国古代婚姻家庭法律制度中,只有妇女服从义务的规定,如耳熟能详的"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的"三从"之义,却无妇女在婚姻关系或者家庭中所处的权力地位的规定。总体来看,不难发现,在时代背景和社会背景的限制下,中国古代妇女仍是夫父以及兄长的从属品,但从唐代至清代的律法中针对于妇女的法律规定,可以了解到相对于唐代而言,明朝妇女的法律地位已经有了一定程度上的提高。通过唐律和明律中婚姻家庭的相关条例来分析中国古代女性在婚姻家庭中的法律地位及变化趋势。

司法赔偿确认程序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在我国《国家赔偿法》中,确认程序是赔偿请求人获得司法赔偿的必经程序,然而由于现行的司法赔偿的确认程序存在着主体中立性不足、确认期限缺省、确认标准模糊、救济途径单一等诸多不足,使得确认程序遭致广泛的批评。对待确认程序的理性态度是揭示出其生成的宪政体制因素,并以此为基础将现行司法赔偿确认程序设计成可选择的程序,并在人大中设立最终处理机关。

我国股票期权制度现状及其实施建议

随着现代经济的飞速发展,传统薪酬制度的激励作用渐显疲惫,如何调节经营者与所有者之间的利益冲突成为日益关注的焦点。在"委托——代理"理论的指引下,股票期权激励制度孕育而生,并在西方国家得到有效运用。我国企业也开始逐步引进该项制度,但是实施过程中遇到一系列的障碍,成效并不明显,还需要通过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完善经理人市场等措施,进一步发展完善股票期权制度,以期更好发挥激励作用。

法律职业伦理与大众伦理关系的辨析

近年来,我国的法治事业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在司法实践中法律职业伦理与大众伦理的冲突显示出了诸多的窘象,对我国的司法权威和公信力产生了很多负面影响。司法工作者,无论是律师,检察官,法官等等在社会大众及媒体的监督下,似乎都面临着法律职业操守和社会道德之间的平衡问题,也就是如题目所说的法律职业伦理与大众伦理的关系该如何处理的问题。

刑事诉讼中被害人权利研究

在我国刑事诉讼中,被害人为法律规定的当事人,但是立法对其在诉讼中的权利范围和内容规定方面却十分含糊和欠缺,与同是当事人之一的被告人的地位及其拥有的权利相比形成了明显的不平衡。在司法实践中,被害人权利被侵害的现象也十分的严重。因此,我国加强对被害人权利的保护显得十分的迫切和必要,应进一步采取措施加强对被害人权利的保护。

轮奸犯罪中仅一人既遂的法律认定问题

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强奸罪的法定刑为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是在该条的第四款第三项,又规定了"二人以上轮奸"作为强奸罪的加重情节,法定刑升格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具有轮奸情节的强奸犯罪中,仅有一人既遂、其他人未遂或者中止,应当如何认定各犯罪嫌疑人的犯罪情节,并根据犯罪情节如何进行定罪处罚,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与争议。

对政府投资重大工程建设领域 资金运行环节的预防调查报告

结合执法办案,发现在政府投资重大工程建设过程中,通过虚增工程量、多支工程款的形式骗取国家财产等手段贪污用工程资金的现象较为普遍,危害严重。

浅谈使用伪造的信用卡实施信用卡诈骗罪的认定

对信用卡诈骗罪中使用伪造的信用卡这一行为进行法律界定,分析不同情形下的行为如何定性。对同一行为人既有伪造信用卡的行为,又有使用伪造的信用卡的行为,应区别不同情况分别对待。

过失相抵原则在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中的具体适用问题

过失相抵是指当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损害结果的扩大具有过错时依法减轻或者免除赔偿义务人的损害赔偿责任，从而公平合理地分配损害的一种制度。过失相抵原则在道路交通事故中存在着适用方法、适用比例和适用范围等方面的问题。

服务非公经济发展的“三促三自模式”

近年来，江苏省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检察院根据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属于国家级开发区的区域特点、产业结构和发展趋势，立足检察职能，强化法律监督，创新工作方式，充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积极探索“三促三自模式”，即通过依法履行检察职能，促进公共权力的自我规范、促进社会权力的自我治理、促进个人权利的自我约束，不断加强对非公企业的法律保护，努力为非公经济发展营造健康有序的法治环境。

轻罪治理背景下“多次盗窃”犯罪的检察应对

司法实践中,“多次盗窃”被视为行为犯,次数认定较为严苛,刑事处罚相对严厉,不符合轻罪治理的时代要求。建议针对“多次盗窃”定罪量刑中的突出问题,构建“次数+数额+情节”一体的立案标准,积极探索建立不起诉标准、缓刑适用标准,适当限缩打击范围、稀释刑罚的强度,在司法办案中彰显法治温度、司法善意。深入分析“多次盗窃”犯罪中的深层矛盾,防患未然,促进溯源治理,提升治理效能。

擅自处理已公开个人信息的刑法规制

公开的个人信息也是刑法的保护对象。判断公开个人信息的处理行为是否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不能简单地一律归为有罪或无罪,而应当依据该罪的构成要件,特别是“违反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区分认定。对此,必须考察民法典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前置法,根据前置法的规定,在未取得信息主体同意的情况下,公开个人信息处理行为只有对信息主体权益有重大影响,才符合该罪“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前置法要件。对于虽未取得信息主体同意,但处理行为未对其权益有重大影响的行为,由于不符合“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前置法要件,不能进行入罪评价。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中行踪轨迹信息的内涵探析

行踪轨迹信息所承载的法益是信息主体的人身安全,属于最敏感的个人信息,刑法对其持严格保护的态度,司法实践也应当对其严格解释,防止概念泛化。行踪轨迹信息不仅具有空间地理性、实时性和动态性的突出特征,而且具有直接定位特定自然人具体位置的直接识别性的核心特征。获取行踪轨迹信息,除了通过现代定位技术之外,还可以通过人力跟踪、蹲守等方式,因而获取手段的技术性并非行踪轨迹信息的必有特征。

立足“两个直接” 把握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中的财产信息

财产信息看似是一个非常清楚的概念,实际上其内涵与外延并非泾渭分明。司法实践中围绕财产信息的认定产生了诉判不一、二审改判、同案不同判等问题,也足以说明财产信息认定的复杂性。对财产信息的正确认定,不仅涉及罪轻与罪重的科学量刑问题,也关系到罪与非罪的定罪问题,意义重大。从解释方法上看,对财产信息必须进行体系解释,不能按照字面意思将财产信息理解为“涉财产信息”,否则财产信息的概念会被“口袋化”,财产信息的外延也会被无限扩大,有违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