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肝移植保存液污染：基于78例单中心对照研究

目的分析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肝移植保存液(PS)污染情况。方法根据捐献肝脏PS培养结果将2016年3月~2017年10月广州某三甲医院78例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肝移植受者分为阳性组和阴性组。阳性组围手术期序贯应用厄他培南和亚胺培南,疗程为1周;阴性组停用亚胺培南。对保存液污染病原菌分布、术后3月感染和预后情况进行统计分析。结果78例肝移植患者中,32例PS培养阳性,阳性率41.03%,共分离出33株病原菌。分离出最常见的病原菌是革兰氏阴性杆菌(9株,27.27%)和凝固酶阴性葡萄糖球菌(9株,27.27%)。培养液阳性组和阴性组肝移植术后感染率分别为31.25%和13.04%(χ^2=3.837,P=0.048)。感染例次最多的部位是下呼吸道和腹腔(5例,31.25%),其次是手术切口(4例,25.00%)。不同肝功能CTP、MELD评分以及手术方式患者术后感染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1例(1.28%)术后3周发生与PS污染相同的病原菌感染,并因多脏器功能衰竭而死亡。在术后随访3月内,阳性组和阴性组患者急性排斥反应率和死亡率分别为3.13%(1例)、4.35%(2例)和6.25%(2例)、10.87%(5例),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公民逝世后捐献肝脏PS经常受到污染,PS污染是受者术后感染的危险因素。早期针对性抗菌素治疗对降低公民逝世后捐献肝脏PS污染相关的感染有着积极作用。

重视供肝机械灌注研究,推动肝移植高质量发展

随着器官捐献数量不断增加和扩大标准供者(ECD)供肝定义不断拓展,供肝质量必然成为影响肝移植高质量发展的突出问题,也是相关领域的研究重点。最大限度解决器官短缺和推动器官移植高质量发展是我国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发展的方向。近年来,利用机械灌注(MP)对供肝进行灌注、保存、评估及修复,已成为当前国际上提高肝移植质量的研究热点。本文针对国内外ECD供肝的不同应用情况,结合国际上MP研究进展和本中心有关研究经验,探讨整合器官保护技术建设器官重症监护室(ICU)的可行性,拟在推动我国器官移植高质量发展同时,进一步丰富器官捐献与移植“中国模式”的技术内涵。

肝癌肝移植术后肿瘤复发的评估与管理

近年来肝细胞癌(肝癌)治疗的手段和策略越来越丰富,肝癌的总体疗效有了明显的提高。在众多的治疗手段中,肝移植仍是目前治疗肝癌最有效的方法[1]。肝癌肝移植的例数也在不断增加,《中国器官移植发展报告(2020)》显示肝癌仍是肝移植的最主要适应证,肝癌肝移植占比41.5%[2]。但肝癌肝移植术后5年复发率仍达20%~57.8%[3-6],复发后中位生存时间仅为10.6~12.2个月[7-8]。移植术后肿瘤复发已成为影响肝癌肝移植疗效的重要因素,笔者团队就肝癌肝移植术后肿瘤复发的评估和管理作深入阐述。

机械灌注技术引领器官捐献与移植模式的变革——器官ICU时代即将到来?

机械灌注(MP)技术是器官移植领域的全球研究热点之一,近年的探索成果显示出其在器官保存、器官活力评估、修复受损器官中的优异性,将引领器官捐献与移植模式的变革。本文就近期 MP 技术在提升器官保存效果、评估器官活力、修复器官以及进行干预性治疗等方面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并讨论未来临床应用的潜在模式。

持续创新推动我国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随着国家器官移植改革不断推进不断深化,我国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根据2019年12月发布的《中国器官移植发展报告(2015—2018)》,自2015年1月1日—2018年12月31日,我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累计完成18294例,2018年完成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6302例,器官移植手术20201例,捐献数量和移植例数均位居亚洲首位,全球范围仅次于美国。我国每百万人口器官捐献率(per million population,PMP)从2015年的2.01上升至2018年的4.53。随着器官捐献理念不断宣传,庞大人口基数前提下的PMP增长,我国完全具备成为全球器官移植第一大国的潜力。

在体常温局部灌注对猪心死亡供体肝脏的修复作用

目的探讨在体常温局部灌注对猪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cardiac death,DCD)肝脏的修复作用。方法45 kg巴马小型猪(n=3)在麻醉后,分别经颈静脉、髂动脉插入导管并与体外膜肺氧合(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ECMO)连接。静脉注射氯化钾溶液引发心跳骤停,30 min后置入球囊导管阻断胸主动脉,开始运转设备进行在体常温(37℃)局部灌注4 h,静脉血氧维持在60%~70%,每隔1 h检测其血气、生化指标,灌注前、后取肝脏组织,进行病理观察。结果4 h灌注过程中,设备运转稳定,乳酸显著下降(P<0.05),肝脏持续有胆汁生成,丙氨酸转氨酶、谷氨酰转肽酶及总胆红素浓度变化无统计学差异(P>0.05),天冬氨酸转氨酶在正常范围内,病理切片提示灌注前、后的病理评分差异极其显著(P<0.01)。结论本研究证明在体常温局部灌注对猪DCD 30 min肝脏具有修复作用。

肝细胞癌肝移植供肝选择策略

供肝数量不足是制约肝移植发展的主要因素,更是制约肝细胞癌肝移植治疗的突出因素。既往对肝细胞癌肝移植的研究多集中在受者选择标准、降期治疗、免疫抑制方案等方面,近年来研究发现供肝的选择对肝细胞癌肝移植术后肿瘤复发也有显著影响。笔者从临床供肝的主要类型、肝细胞癌肝移植适应证的把握、适应证内肝细胞癌肝移植和超适应证肝细胞癌肝移植的供肝选择以及供肝选择对肝细胞癌肝移植预后的影响进行深入探讨。

围肝门外科技术在中央型胆管扩张症治疗中应用

中央型胆管扩张症(BD)是以肝内中央胆管扩张为特点,伴有或不伴有肝外胆管扩张的原发性胆管病变,包括了Dong临床分型中的B1、B2、D1和D2型。因其具有解剖变异性大、肝脏功能受损、术前评估困难、手术操作复杂等特点,导致中央型BD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高、预后欠佳。针对中央型BD的诊治难点,综合应用围肝门外科技术,通过术前系统的围肝门影像学评估和肝功能维护,实施个体化的手术治疗和全面的术后管理,有助于提高中央型BD的手术疗效。

术中放置内支架管预防肝移植胆道吻合口并发症

目的探讨原位肝移植复杂胆道端端重建术中放置内支架管在预防胆道吻合口并发症中的作用。方法2018年12月1日至2020年4月30日在解放军南部战区总医院6例肝移植受者复杂胆道重建过程放置胆道内支架管,观察术后病情转归、胆红素和胆道酶学恢复、术后胆道内支架管处理及术后胆道并发症发生等情况。结果6例受者均顺利康复出院,出院前胆红素及胆道酶学均恢复正常。术后血清总胆红素、碱性磷酸酶、γ-谷氨酰转肽酶、总胆汁酸等指标峰值分别为(83.8±56.4)μmol/L、(151.5±76.3)U/L、(301.7±177.0)U/L、(98.4±80.9)μmol/L,出现拐点时间分别为术后(2.3±1.0)d、(3.0±1.1)d、(3.8±1.2)d、(1.8±0.8)d,指标恢复至正常时间分别为术后(7.7±5.1)d、(5.0±4.9)d、(23.5±7.6)d、(3.8±2.4)d。中位随访时间13.5个月,3例受者术后通过十二指肠镜拔除胆道内支架管,3例术后胆道内支架管自行脱落。除1例受者术后1年出现无症状的吻合口狭窄外,其余受者随访期间均未出现胆道并发症。结论在肝移植复杂胆道重建过程放置胆道内支架管,可以有效促进术后肝功能恢复,改善受者生活质量,有效避免肝移植术后胆道吻合口并发症的发生,保障受者安全。

重大疫情期器官捐献与移植国际经验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相关防控的启示

自2019年12月以来,我国多省市相继出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面对当前疫情,如何安全开展器官捐献与移植工作、指导器官移植受者科学防范以及优化相关诊治流程等问题十分重要且紧迫。本文回顾相关文献,总结近年来国际重大疫情期器官捐献与移植工作应对经验,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器官捐献与移植工作提出应对策略和建议,以供临床工作参考。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器官捐献相关风险评估的经验总结

目的:探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期风险评估表对器官捐献和获取相关风险的临床评估效果,降低供者来源性感染和医务人员感染的风险。方法:2020年1月20日至2月29日南部战区总医院器官获取组织在COVID-19疫情期采用风险评估表对8例潜在供者进行2019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感染的临床评估,通过分析捐献医院风险等级、潜在供者的临床特点和接触史将潜在供者分为高风险、低风险、不确定风险。器官获取组织(OPO)协调员、器官评估和病区医护人员以及参加器官获取手术人员均加强防护。观察上述工作人员的2019-nCoV感染情况,观察对应移植受者术后移植物功能和2019-nCoV感染情况。结果:按照COVID-19风险评估结果,8例潜在供者中有高风险等级1例、低风险等级5例和不确定风险等级2例。对6例供者(低风险等级供者5例和不确定风险等级供者1例)进行了器官功能评估和器官获取,共获得肝脏、肾脏、胰腺和心脏19个移植物,均成功用于器官移植。OPO协调员、器官评估、获取和病区医护人员在观察期(14 d)中无疑似或确诊感染2019-nCoV的情况发生。19例移植受者术后移植物功能恢复顺利,随访4~30 d未见移植物功能低下或急性排斥反应,无术后疑似或确诊感染2019-nCoV,其中6例术后2019-nCoV核酸检测阴性。结论:在COVID-19疫情期间,利用COVID-19风险评估表对潜在供者进行风险评估并采取针对性器官评估和获取策略具有良好的安全性,主张开展低风险供者器官捐献,谨慎开展不确定风险供者器官捐献,不主张对高风险供者进行器官捐献。

大鼠心脏死亡器官捐献肝脏和循环中微小RNA的表达

由于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cardiac death,DCD)供肝存在不同程度的热缺血和缺氧过程,术后常出现移植肝原发无功能(primary nonfunction,PNF)和缺血性胆道疾病,严重影响受者生存[1]。微小核糖核酸(microRNA,miRNA,miR)是一类具有调控功能的小片段非编码RNA,可与靶基因mRNA 3’端非编码区完全或不完全结合,在转录后水平调控蛋白合成,从而对生命活动发挥着重要的调控作用。本研究通过大鼠DCD模型,应用高通量miRNA芯片检测肝脏和循环中miRNA表达谱,筛选出差异表达的miRNA,为评估DCD肝脏损伤和作用机制提供实验依据。

心脏死亡器官捐献大鼠模型肝脏和血清微小核糖核酸表达谱分析

目的探究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大鼠模型肝脏和血清微小RNA(miRNA)表达特征。方法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30只SD大鼠分为DCD组和对照组,每组15只。采用4%水合氯醛腹腔注射进行麻醉后,经腹正中切口剪断膈肌,诱导大鼠低血压和缺氧,进而诱发心脏停跳,构建DCD大鼠模型。对照组未剪断膈肌,麻醉与手术方法同DCD组。模型构建成功后经下腔静脉采血并获取肝脏组织。采用miRNA芯片检测肝脏和血清miRNA表达。采用随机数字表法从DCD组与对照组肝脏差异表达的miRNA中选取部分miRNA,通过实时定量PCR(qRT-PCR)进行验证。选取经qRT-PCR验证的肝脏组织中差异表达的miRNA以及DCD组与对照组肝脏和血清差异表达最显著的部分miRNA,通过miRDB数据库分析预测其靶基因,并进行功能分析。组间正态分布计量资料比较采用成组t检验或单因素方差分析。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DCD组血清ALT、AST和乳酸脱氢酶分别为(76±12)、(286±56)和(2539±122)U/L,对照组分别为(44±11)、(124±48)和(1658±126)U/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4.622、16.916和16.315,P均<0.05)。DCD组大鼠肝脏组织中38个miRNA表达均高于对照组(Fold Change均>2,P均<0.05);90个miRNA表达下调(Fold Change均<0.5,P均<0.05)。DCD组大鼠血清10个miRNA表达均高于对照组(Fold Change均>2,P均<0.05);11个miRNA表达下调(Fold Change均<0.5,P均<0.05)。miR-100-5p、miR-540-3p和miR-10b-5p在肝脏与血清中同步表达上调(Fold Change均>2,P均<0.05);miR-1843a-5p和miR-342-5p同步表达下调(Fold Change均<0.5,P均<0.05)。qRT-PCR检测结果示:DCD组肝脏组织miR-183-3p、miR-10b-5p、miR-487b-5p、miR-100-5p、miR-503-5p、miR-540-3p和miR-219a-2-3p相对表达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2.808、6.860、10.106、20.594、3.697、10.433和5.828,P均<0.05);miR-3559-3p、miR-150-5p、miR-223-3p、miR-340-3p、miR-342-5p、miR-664-2-5p、miR-219b和miR-224-3p相对表达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2.726、-3.318、-5.257、-4.845、-4.300、-5.082、-4.546和-3.481,P均<0.05)。miRNA靶基因预测分析显示,上述miRNA的靶基因包含一系列与DCD诱导肝损伤相关的重要生物学过程相关基因。结论DCD大鼠肝脏和血清miRNA呈现特异性表达谱,这些失调的miRNA可能成为无创评估DCD供肝损伤的潜在生物标志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