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合约真的会冲击合同法吗?

智能合约依托区块链得以实现,但受自身特征限制,无法成为合同法的未来。编写智能合约,需要将自然语言转换为编程语言,技术门槛较高,还会产生额外的成本与风险。区块链为智能合约赋予了匿名性与不可变动性,前者会阻碍当事人产生信任、限制司法介入、逃避国家监管,后者则导致当事人无法及时应对不可预见的变动。智能合约的自动执行性与不可变动性结合,导致当事人只能获得事后救济,消灭了合同履行中的弹性,影响效率。智能合约依赖预言机实现人机交互,但这消解了其无需人工介入的特征。混合链与预言机的运用可以改进智能合约,但几乎完全消灭了它的特征。智能合约可以影响设计合同的思路,但它最适合小额、即时、标准化的数字产品或服务交易,故意义有限。

金融危机后欧盟“证券卖空”监管立法研究——兼评我国融券卖空法律制度

"证券卖空"是柄"双刃剑",在完善证券价格发现机制、增加市场流动性的同时,为操纵市场等违法行为创造了空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过程中,投机者在衍生品市场和证券市场的联手卖空操作给监管机关稳定市场的努力制造了极大困难。在此背景下欧盟对"卖空"予以全面监管立法,确立了欧洲金融市场卖空新规则。与欧盟立法相较,我国现行融券监管法律体系存在明显不足,在加快金融创新步伐的情况下,应及时修改现有卖空监管法律规范,在理念上突破证券和金融衍生品监管之间的藩篱,进一步强化对中小投资者的保护;在具体制度的构建上亦可以欧盟立法为参考。

非欧盟国家建设Galileo和EGNOS地面站的法律问题研究

欧盟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全面有效运营有赖于其在全球各地建立的地面监测站对卫星导航信号的持续监测,并通过公共网络将数据传送到Galileo控制中心处理。然而,某些地面监测站将在非欧盟国家建设和运行,欧盟迫切需要保障这些地面监测站的频率使用权,使其信号免受非法无线电干扰、攻击和窃听,并为其工作人员、通信和文档等寻求外交特权。为此,需要分析1945年《联合国特权和豁免公约》、2004年《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和196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和国际习惯法,探讨欧盟的法人地位和地面监测站活动的本质属性,进而寻求欧盟在此方面的司法豁免或执行豁免。

赠与规范模式的历史考察与反思

《民法典》字面上规定的“诺成+任意撤销权”的赠与模式,在任意撤销权与债的约束力之间似乎存在矛盾。此种规范模式产生于民法继受过程中的改造,有必要通过回归历史传统予以解释重构。罗马法上,赠与为权利转移行为提供“原因”,其自身不具有独立的法律效力。现代法上,原因概念衰落,罗马法上的赠与演变为现实赠与,要求转移权利后赠与才能产生效力。法国法规定的公证赠与因“要式”目标难以实现,最终只能与现实赠与并行。中国的“诺成+任意撤销权”模式,其实质是现实赠与,可以将此种规范模式解释为“赠与原因合意+处分行为”。此外,中国还设置了公证赠与和作为诺成合同的具有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二者均产生债权效力。《民法典》规定的三种赠与,均构成处分行为的“名义”。

金融创新中的隐性担保——兼论金融危机的私法根源

过度的金融创新与日益复杂金融交易,导致了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然而,危机之后的一系列金融监管改革,却并未对金融创新的制度缺陷作出有效应对。本文基于对担保融资、资产证券化和金融衍生品法律制度的法经济学分析,研究金融创新发展与其基础法律制度变迁之间的动态关系,深入地揭示了金融危机爆发的制度根源,即隐性担保与错误的破产法立法政策所导致的"立法失灵"。因此,一味强调公共监管改革并非彻底消除金融风险的治本之策。解决隐性担保,应当在立法上确立"实质大于形式原则"的基本原则,并强化担保公示,降低担保融资的破产法律成本,缩小金融创新特殊规则的适用范围,消除金融特权。民法典编纂中相关法律制度的设计应当从控制系统性风险的角度出发,为金融创新的发展奠定坚实制度基础。

区块链技术革命背景下的金融法教学改革

区块链技术革命向金融法教学提出新的要求。一方面,金融法教学内容中亟待补足必要的区块链和金融科技知识讲授;另一方面,既有金融法教学模式已经无法适应社会对高水平综合性法律人才的要求。在区块链技术革命背景下,金融法教学改革将引入区块链、金融科技和监管科技知识模块,采用多专业协作培养模式,合理配置教学资源,丰富学术成果展现形式,引入虚拟仿真系统等前沿教学工具,更新激励和考核机制,并借鉴国内外高校的先进经验,革新教学理念,打造具有时代性的金融法教学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