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环境信息的主动发布与被动公开——两个环境信息公开试点项目的比较研究

2007年中国政府颁布了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及《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但一份由公共与环境研究所(IPE)与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NRDC)共同发布的污染信息透明指数(PITI)显示,中国113座城市2008年环境信息公开的执行情况堪忧。本文运用比较案例研究的方法,结合文化之根和对话网络的分析框架,对世界银行于1999年—2000年在江苏省镇江市与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的环境信息公开的试点项目进行剖析。研究发现,当环境信息公开项目自上而下推进时,领导者对其的承诺、认知和投入资源的多少决定了项目是否成功;但信息未能成功发布也不会引起公众关注。现今,非政府环境组织积极介入,则会产生自下而上的压力,将会有效推动建立关于环境的社会对话网络。公众从而得到赋权,可以主动搜寻并利用环境信息,有效参与决策过程和寻求污染损失赔偿。

交易所治理结构和监管权限对金融创新的影响:理论与实证

交易所进行金融创新需要同时处理由治理结构引起的内部目标冲突和由监管授权机制引起的外部目标冲突。本文构建基于金融创新过程性特征的理论模型,在统一框架下比较政府监管和合作监管两种情境下,互助制交易所和非互助制交易所的创新效率。本文根据2006-2016年全球交易所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交易所的去互助化程度和市场监管权限对其衍生品创新数量的影响。理论模型表明,创新远期利益约束是交易所在合作监管下主动调和-提高创新收益和控制创新风险这对外部目标冲突的前提。当交易所为互助制,且内部利益冲突过高时,创新远期利益约束失效,政府收回监管权限并导致创新延迟;当交易所为非互助制,能有效缓解创新决策过程中的内部冲突,并维持政府和交易所的合作监管均衡,提高金融创新效率。实证结果表明,交易所的内外部治理机制共同影响金融创新效率,交易所的去互助化程度越高,同时在合作监管下交易所的市场监管权限越大,金融创新数量越多,理论模型假说得到证实。

交易所治理结构、所有者背景和衍生品创新

衍生品创新是金融市场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利用全球交易所衍生品数据,本文研究交易所治理结构、所有者背景和衍生品创新的关系,并分析了法治环境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相对于会员制交易所,交易所治理结构去互助化程度的上升加深了对衍生品创新的抑制作用;法治环境能调节交易所治理结构和衍生品创新的关系,在法治环境相对较好的国家(地区),上市交易所的衍生品创新数量高于公司制交易所,且后者的衍生品创新数量高于会员制交易所;交易所去互助化后,随着法治环境的改善,政府和外资背景所有者对衍生品创新的促进作用下降,民营背景所有者对衍生品创新的促进作用上升。研究结论对优化我国交易所治理结构、提升微观主体的金融创新功能具有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