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仁宗:追问生命伦理

1952年，从未接触过医学的我，阴差阳错地一只脚踏入了救死扶伤的神圣领域，成为北京协和医学院里的一名助教，同时也书写了我的一段另类人生。

重新探讨“医学目的”的意义

西方的“医疗危机” 进入21世纪，医学界一方面以喜悦的心情回顾了20世纪医学的成就带给社会进步的好处，一些发达国家的婴儿死亡率已降到千分之五左右，平均期待寿命已延长到80岁左右，疾病和早死的威胁已大大减少。但是另一方面也揭示了一些问题，即随着老龄社会的到来，医学高技术的应用，人均医疗总费用上涨过猛，特别是老人的医疗费用占整个人群医疗费用的1／3。一些有识之士认为这种状况很难逆转。因为今后老龄人口在人口中的比例还会增加，医疗高技术还会发展，从而带来的医疗费用过猛增长的势头很难被扼制，这样就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以美国为例，医疗费已占GDP的14％，这就首先影响了工业成本，会影响美国工业与其他国家的竞争力；另外由于基本医疗被认为是一种福利，或是基本人权，凡是进步社会总要对赤贫或脆弱人群（老人、残疾等）给以一定救济补助以体现社会公正，由于医疗费用高涨，这种补助金也飞速增长，这种补助金来源于税收财政，于是造成纳税人的不满意。同时总会有一部分人，即没有达到赤贫，也不能享受救济补助，又买不起医疗保险，在美国有近3700万人没有被医疗保险覆盖，不能享受基本医疗保险的基本人权，

缴费脱钩,避免医生角色冲突

我们的医生在抗击SARS期间，在救治汶川地震伤员期间，为什么能发扬革命人道主义精神，将病人利益放在首位，而在平常工作中却有障碍昵？提出这样的疑问是很自然的。似乎在我们的医生群体（至少部分群体）中存在一种精神上的分裂：在抗击SARS和地震灾难期间，是一种精神；在平时工作是另一种精神。

红旗到底能打多久?

在汶川抗震救灾过程中，人们看到了医生专业精神最光辉灿烂的一面。医务人员的人道精神与科学精神完美结合，他们高超的医术与超越了医学专业的信念、情操、勇气和爱心高度契合，实践了“健康所系、生命相托”的神圣医学誓言。大灾过后，人们不约而同会更多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将灾难时期融洽的医患关系持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