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别区域研究人才培养的发展路径研究——基于大连大学环印度洋岛国研究中心的思考

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以及国家外交政策的推进,高校有责任培养满足国家外交战略需求的国别与区域研究人才。本文对近五年国别与区域研究人才培养的学术文献进行梳理与评述,并从人才培养体系、课程体系、师资建设、教学资源、实践基地等方面提出国别与区域人才培养的发展路径,最后对大连大学环印度洋岛国研究中心的人才培养进行了目标规划与展望。

国内学界关于美国印度洋政策研究的文献综述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界关于美国印度洋政策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特别是自2010年起,相关论著数量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就内容而言,国内学界关于美国印度洋政策的研究涉及历史学、经济学和国际关系学等学科领域,其研究方法与目标指向兼具学理性与现实关怀,体现了人文社科领域的学术研究“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的社会价值及使命。但在研究成果质量方面,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例如寻找更微观的研究对象,以及借助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等领域的知识,拓展新的研究领域等。

聚焦基础教育 促进教育普及——印度国家教育研究与培训委员会述评

1961年成立的国家教育研究与培训委员会(NCERT)是印度国家级优质教育智库,其职能涵盖研究与发展、教师教育与培训以及推广服务,并形成了研究模式实证化、机构运作半行政化、影响范围国际化、研究聚焦基础教育的特点。自成立50多年来,该委员会在印度基础教育改革及政策制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值得我国教育智库借鉴。

话语框架与话语操控:论印度主流媒体对华舆情建构策略

为破解印度对华舆情传播的内在逻辑,需要重点从话语框架与话语操控两个维度及其相互作用的关系入手,分析印度主流媒体的话语建构策略,助力中国有针对性地提升国际话语权,进而走出形象传播困境。印媒对华舆情建构的话语框架和话语操控分别为压力框架、解释框架、友好框架、对立框架以及“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中国脱钩论”,通过物质性结构的表层推理和意识形态层面的观念规则共同构造合法化的“自我”与非法化的“他者”二元对立的话语体系。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野下的印度洋岛国华人华侨研究

在过去,国内学界的华人华侨研究在地域上主要偏重于欧美、东南亚和非洲等区域,研究内容主要以侨情和侨史研究为主,对印度洋岛屿地区的华人华侨很少有研究涉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和方略突破了对华人华侨的身份和国族认识符号化的问题,为新时期侨务工作的转型指明了发展方向,同时反映了我国整体宣传战略、外交战略乃至发展格局的深刻转型,给新时期的印度洋岛国华人华侨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历史使命。着力发挥侨力和维护侨益的力量支撑,对接沿线国家发展战略,将促成"一带一路"在岛国落地生根,实现互利共赢。

环印度洋岛国研究:回顾与展望

印度洋凭借其优越的自然资源和地理位置,地缘政治价值逐渐凸显,成为大国之间博弈的新舞台。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提出的背景下,中国急需制定相应的“环印度洋政策”,打造利益共同体,形成命运共同体。梳理以往的研究,发现研究者主要集中于印度洋整个区域的研究,对环印度洋岛国的研究较少,空白较多。因此,针对这个区域,抓住主要矛盾以形成重要支点,能更好地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本文聚焦于环印度洋岛国研究的文献,既梳理既往的研究成果,也提出研究展望,以推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在印度洋地区顺利开展。

印度国民大会党的领导体制及其改革

自印度独立以来,国民大会党(下称“国大党”)的领导体制就与以尼赫鲁—甘地家族为核心的家族政治密切联系在一起,未能实现领导权更替的制度化。自索尼娅·甘地担任党主席以来,国大党家族政治下的领导体制呈现出双头领导模式的特征。双头领导模式分散了党的最高决策权,削弱了党的正式领导机构的权威和问责制,是2014年以来国大党组织力量不断衰落、选举相继失利的根源。国大党虽已尝试进行领导层的改革,但仍然面临如何处理同尼赫鲁—甘地家族关系的难题。

印度联盟政治的多维动因与结构形态:基于选举政治视角的分析

2024年印度大选大致验证了联盟政治系现代印度政治进程的一种常态,联盟政治架构的雏形外显为印人党主导的全国民主联盟和国大党主导的团结进步联盟或印度国家发展包容性联盟的“两极政治联盟+非主流弱势第三势力”的非对称三足鼎立结构。现代印度联盟政治的成因与动力是多维的:一是南亚次大陆民族运动——“印度自治”进程中各政治社会力量联合抗争精神文化的传承;二是独立后印度宪法与政治制度设计预留的法理空间;三是现代印度多元性的政治变迁;四是社会文化多元性孕育的调和折中精神与处事原则。实践证明,无论出于竞选权宜之计还是长期执政和稳定权力分配格局考量,印度的联盟政治都不会轻易退场,而是已呈现出相应的政治文化形态。

印度外交政策再调整及中印伙伴关系建设反思

2020年5月中印在西段边境实控线(LAC)附近多点对峙乃至肢体冲突以来,中印关系近乎停滞是印度在国际体系结构性变迁、身份利益再定位背景下对华政策调整的直接后果。国际社会的非“帕累托改进”状态、国际地缘政治经济学的可塑性等为中印合作提供了理论合理性和足够大的空间,双方合作构建发展伙伴关系是可行的。但左右逢源的国际境遇和综合国力的提升使印度对华政策再调整充斥着强烈的现实主义和浓厚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情感,导致对华决策理性与功利性兼具,边境行为更具挑衅性。中印就解决边界纠纷同发展其他领域正常关系“脱钩共识”效用递减甚至失灵,双边关系进程呈现出某种意义上的“边界天花板效应”,但理性决策仍是印度对华政策的主旋律。尽管中印双边互动面临多重困顿和挑战,但印度公开或直接卷入类冷战式的对抗遏制中国的同盟或集团是小概率事件,中印关系中的不确定性是在双边关系发展大势确定的架构中演进的,竞争性合作仍是长时段中印关系主流。

印度教民族主义强势崛起对印度产生的影响及发展趋势

自2019年进入第二个任期以来,莫迪政府推进印度教民族主义议程的速度明显加快,不仅构建了“印度教至上”的话语体系,还以行政立法的方式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印度教特性”意识形态。受此影响,印度长期坚持的世俗主义逐渐褪色,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成为国内主流意识形态,对印度的政治生态和社会发展产生了复杂影响。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影响不仅限于国内政治层面,也对印度的对外战略和外交行为模式产生了重要影响。随着废除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特殊地位、重建罗摩神庙和制定统一民法典三项印度教民族主义重大议程的逐渐推进和完成,印人党的执政地位更加稳固。2024年印度议会下院的选举结果显示印人党相较其他政党的全面优势短期内不会发生改变。未来,印人党推行印度教民族主义议程的手段将更加灵活多样,并注重在意识形态上强调“世俗的印度教特性”的合理性与合法性,重视在国际场合推广印度教色彩的公共外交等必将对印度的政治生态和外交政策产生深远影响。

中国国际工程企业非洲本土化人才培养模式与对策研究

在“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历次中非合作论坛有关政策推动下,中非合作不断深化,大量中资企业走进非洲,为推动非洲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生机活力。中资企业在非洲投资兴业、拓展项目,需要大量本土人才和劳动力加入,但是,中资企业在本土化人才使用上,遇到了“数量不足、质量不高、管理有难度”等矛盾。为破解这一矛盾,中资企业采用的对策是加强对非洲本土化人才的培养,主要包括国别化对策、企业个性化对策、项目个性化对策、本土化对策、延伸教育与培训——项目、人才的可持续发展策略、孔子学院“汉语+项目”办学策略等。

印度在国际分工格局中的地位改变了吗?——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的测度与分析

本文使用投入产出分析法构建前后向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基于此探讨了印度各产业在2007年至2021年期间全球价值链参与和国际分工地位的演变,还对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特定产业和部门变化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印度的整体前向全球价值链(GVC)参与度呈下降趋势,但后向GVC参与度相对稳定,整体呈现前高后低,不过前后向相对差距正在不断缩小,这说明印度在国际分工格局中的地位从偏上游的位置移动到更加下游和均衡的位置。其中,印度高GVC参与的产业的GVC参与度出现下降,而其他产业的GVC参与出现上升;农矿业和服务业的前向GVC参与快速下降,在全球分工中的位置下移;制造业还在GVC参与的起步阶段,其前向GVC参与度在不断提高,在全球分工格局中属于下游位置。从时间趋势上看,印度的GVC参与变化经历了两个下降期,其中印度在2014年至2018年所实施的经济政策与印度产业在此期间的GVC参与度下降有一定关联。

东非印度洋岛国科摩罗婚姻形态探析

科摩罗联盟是印度洋上的非洲岛国,其婚姻形态为从母系居住的“一夫多妻”制。该现象根源于科摩罗历史上复杂的移民进程,即非洲班图人、阿拉伯人等多种移民带来了多样的文化形态。科摩罗的婚姻形态有着鲜明的母系特征,根源于班图社会母系历史,主要表现为从母系居住,表亲间通婚等形式。同时受伊斯兰教影响,科摩罗的婚姻又遵循“一夫多妻制”。阿拉伯裔设拉子人来到科摩罗后建立了父系制,使母系婚姻形态中男性权力增大。母系传统与伊斯兰文化、阿拉伯的父系意识形态在科摩罗的发展中互相碰撞、妥协,使两性社会地位得到了制约性的平衡。

中国与印度洋岛国交流合作发展回顾与展望

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以及印度洋地缘政治地位的上升,中国与印度洋岛国应加强交流合作,努力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本文以中国对外交流合作政策的不同时期为切入点,回顾1971年以来中国与印度洋岛国的交流合作发展历程,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与环印度洋主要岛国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交流合作进行梳理,把握中国与印度洋岛国之间的交流合作发展脉络并提出未来展望,以助力落实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果,提升合作质量,拓展合作领域,共同构建蓝色合作伙伴关系。

巴拉圭语言政策研究——Spolsky的语言管理理论视角

基于Spolsky提出的语言管理理论框架,本研究从语言实践、语言信仰或意识形态,以及语言管理三个维度,阐述巴拉圭双语化的根源、进展及所面临的困难,尤其关注处在弱势一方的土著语言瓜拉尼语的历史演进及生存境地。研究发现,尽管在巴拉圭官方和民间多方的协同努力下,瓜拉尼语在标准化和认可度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但实际在行政、教育及社会交际领域的应用并没有正常化,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本研究通过回顾历史文献、巴拉圭独立前后语言政策、双语的法律化等,探究瓜拉尼语发展受阻及语言政策变化背后的原因,并肯定这一土著语言作为文化参与者共同构建巴拉圭人民族身份的重要性。

从“管理”到“治理”:印度独立以来教育治理的演变、特色及问题

"治理"概念脱胎于政治学,"教育治理"是治理理论在教育领域的运用。在世界各国教育治理改革浪潮中,印度自1947年独立以来构建起独具特色的教育治理体系,经过治理框架的初步建立、各部门权力的拉锯博弈阶段,1992年之后教育共治格局基本形成。区别于殖民地时期的教育行政管理模式,印度独立七十余年形成法律引领,教育行政部门、"半行政机构"和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教育治理体系。从"管理"走向"治理"彰显了印度教育治理的动态发展变化,独立后的印度教育治理体系充分体现出法治导向、民主导向、公平导向和技术导向的鲜明特征。结合印度教育治理经验以及存在的均衡、权责、过程和监察等方面问题,我国可以从中得到有益启示。

中印产业内贸易发展趋势的实证研究--基于国家总体、产品要素密集度、商品类别三个维度的考量

本文借鉴前人的研究方法,结合中印1992—2012年SITC四分位商品贸易数据实证分析中印产业内贸易情况,结果发现:从国家总体层面看,虽然中印产业内贸易总体水平较低但长期呈上涨之势,产业内贸易类型长期以垂直型为主;从产品要素密集程度来看,产品技术含量越高,产业内贸易水平越高,中印产业内贸易的可能性越大,而对于产业内贸易类型,资源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品长期以VIIT-L为主,劳动密集型、中低和高技术密集型产品产业内贸易类型则纷纷从VIIT-H转向VIIT-L;从商品类别看,部分商品的产业内贸易水平和类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部分商品维持原状。

劳动者就业参与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CHIP2007数据的经验分析

利用CHIP2007数据,从一个兼合宏观经济发展和微观个体特征的综合视角,实证研究劳动者就业参与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宏观方面,除人均GDP对劳动者就业参与影响为负外,其他因素对劳动者就业都有正向促进作用;微观方面,除年龄与劳动者就业概率呈倒"U"型关系外,劳动者的其他个体特征都显著增加劳动者就业机会。分样本分析发现:部分因素对城镇住户和流动人口的就业参与的影响略有差异。此外,几类稳健性分析也都证明研究结果可靠。

印度高等教育治理:权力演变、体系建构和逻辑审视

高等教育是印度教育的名片。印度对高等教育的治理进行了广泛探索,其治理变革在印度高等教育的跨越式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印度高等教育治理进程的核心即不同利益相关者权力结构的演变。在经历殖民控制、集权管理、逐步分权和多元共治的四次变革后,印度高等教育最终形成了政府、大学、市场、社会共同参与的治理体系;其治理结构由外部(政府、市场、社会相结合)和内部(大学自治)两部分构成,契合教育治理"多元主体""合作""共治"的本质要求。印度高等教育治理的基本逻辑回答了治理的起点、内容和目标等问题。大学"自治"是印度高等教育治理的逻辑起点,多元"共治"是治理的逻辑核心,通过多元"共治"走向教育"善治"则是印度高等教育治理的最终落脚点。

人口年龄结构对消费的影响:中国城镇的实证研究

文章在生命周期理论基础上，使用CHIP1988年、1995年、2002年和2007年社会调查城镇家庭微观数据，将人口年龄结构转变的消费效应分解为出生组效应和年龄效应，实证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消费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不同出生组在同一年龄时的消费行为差异很大，越年轻组别在消费上表现出越大的组效应，即年轻出生组比老年出生组显示出更高的消费率。文章的政策含义是：提高居民消费，短期需要关注老年人消费，长期需要防止年轻人消费过度，并考虑中长期保持甚至提升储蓄率的必要性，以避免10～20年之后陷入欧美发达国家包括日本所面临的储蓄率过低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