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2010年对外汉语教学研究方法运用情况及趋势分析

文章通过对2001—2010这十年间对外汉语教学界四本重要学术期刊中教学研究相关论文里研究方法运用情况的考察,探讨了十年间对外汉语教学研究论文研究方法的发展状况和变化趋势。研究发现,十年间对外汉语教学研究方法总体上仍以非实证研究为主,而实证研究中量化研究又高于质化研究。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十年间对外汉语教学界的实证研究未出现明显的上升或者下降趋势,且缺乏典型的质化研究,这些都与国内外应用语言学界的总体趋势并不一致。研究者据此提出学界应加强方法意识,采取多种手段帮助教师来提高研究水平。

“说”出集体性--口述性(orality)与20世纪40年代的解放区小说

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小说中,经常出现一种作为情节生产者的"非角色化"叙述者,和作为假想主体的"情境外"叙述接受者,二者之间的遥相呼应完成了叙事传达和接受的想象交流。这种叙述者和叙述接受者之间口述性的共时交流成功地使这类作品易于为农村普通读者接受。口述性的仪式化结构更为解放区作家虚拟了一种"集体性"景象,并为他们提供了使之合法化的叙述工具。

段成式《金刚经鸠异》里的叙事变异

中古的佛教灵验故事通常只有研究宗教史的专家感兴趣,文学研究的学者常常认为它们故事雷同粗糙,因而很少关注。本文把段成式的《金刚经鸠异》放在佛教灵验故事的传统中来看,分析他的叙事如何继承与偏离以前的兴趣点。这些相似与不同,也就是叙事变异,揭示了传播这些故事的个人与群体的特点以及佛教灵验故事作为一个不断演化的话语系统所具有的自我调整的能力。这样的分析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佛教灵验故事的混合性的本质,促使我们开发适合它们特点的新的、跨领域的研究方法。

审视中国:评五本中国电影研究的英文书籍

审视中国评五本中国电影研究的英文书籍张英进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副教授在８０年代初，中国电影尚未成为西方的学术专题。那时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大多只提供一些基本的文化、政治常识，或介绍一些主要的电影人物、作品或事件；也有几部专著增加点其他内容，如...

唐代小说中意识形态意义的“妖”

现有关于"妖"的研究都侧重于其作为本体论的含义,本文主要分析意识形态意义的"妖"。作为意识形态范畴的"妖"是权威主体标记异端的一种重要手段。政治、宗教以及与性别有关的文本都倾向于把意识形态意义的"妖"自然化,强调权威和异端之间的权力定式。唐代小说则把这个意义的"妖"戏剧化,揭示了不同甚至矛盾的视角,探讨了肯定或颠覆"妖"背后的权力定式以及固有故事模式的各种可能性。这些对意识形态意义的"妖"的不同表现,显示了唐代小说作为大众型话语的多样性、不稳定性、幽默性等特点。唐代小说对作为意识形态范畴的"妖"的戏剧性表现,为后代文人在文言小说和神魔小说里的进一步探索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一个唯情主义者的发明——朱谦之的“我”兼论现代性的“内转”

本文把朱谦之早期的哲学写作和自述性文字作互文性阅读,通过他二十年代的'唯情论'讨论二十世纪中国思想、文学史的上'真我''无我''大我'之间的辩证。一边是情感作为主体性基础的内在空间在现代中国的发明,一边是新兴的心理学理论和反理性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传播,在这两个语境下考察朱谦之'唯情论'的历史特殊性,可以帮着我们重新思考现代性的'内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