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怀伦理学视野下的人与非人动物关系探析

当代关怀伦理学注重利用关系进路来研究人和动物之间的关系,而唐纳森和金里卡则进一步把公民资格理论运用到这一研究,通过区分不同类别的人和非人动物关系,来讨论人对它们的责任和义务。但该理论因无法有效回应非人动物是否可以公民化等一系列问题而遭到反驳。如果同样从关系进路展开,依托移情理论而非公民资格理论,把人类不同程度的移情运用到对家人、朋友和陌生人之上,进而用这三类关系类比家养动物、边缘动物和野生动物,并指出不同程度的移情关怀对应不同程度的责任和义务,就能够克服公民资格理论的缺陷,对关系进路下人与非人动物的关系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

朱子哲学中道心人心论与天理人欲论之内在逻辑关系探析

在朱子哲学中,“人心”指人的感觉与需求,“人心”之合乎性理的状态即为“道心”。“人欲”的真实含义是“私欲”,“人心”不是“人欲”。“人心”是“通孔”,“道心”或“天理”乃“人心”向上提升一层的结果,“人欲”乃“人心”向下坠落的结果。“天理”“人欲”就宽泛的意义而言是在“人心”的基础上分化的。

简论儒学与科学的关系——兼评金永植的《朱熹的自然哲学》

本文在反省儒家重道德不重科技的旧说基础上,认为儒家非但不反对科学,而且在其学说体系中包含了古代科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文化,推动了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并且使之居于世界领先地位。

“巴别塔”的技术哲学解读——对技术事实与技术价值关系的一种阐释

从技术哲学的角度来看,"巴别塔"揭示了两个问题:技术的事实问题和技术的价值问题。"巴别塔"的破灭是技术事实与技术价值相分离的结果。新的技术"巴别塔"是人的"原罪"和技术的"原罪"相结合的产物。人和技术的"自我救赎"不可能通过建造"巴别塔",即通过技术事实和技术价值的统一来实现,"救赎"之路在于技术事实与技术价值的分离。

浅议科学工作者的依赖关系——基于哲学解释学视域

关于精英科学家与普通科学工作者的依赖关系,科尔兄弟的实证分析试图否定"奥尔特加假说"。从哲学解释学出发,应用解释学方法,认为对此问题进行再解释应该遵循两条原则:一是人的历史性,二是"现实的人"的具体存在。科学精英与一般科学工作者的依赖关系,是科学界内部和社会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当今"大科学"背景下,科学精英对普通科学工作者的依赖,必然随着科学研究活动的持续发展而进一步加深。

南宋书院的哲学特色及其现代价值

从哲学的角度看,南宋书院具有浓厚的天人合一思想气息和儒家修心养性、明人伦的价值观念,南宋书院的哲学特色对当今社会的教育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论历史唯物主义语境中的道德哲学趋向——从马克思恩格斯拒斥“道德说教”谈起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道德说教”和“道德要求”所持的反常批判态度,引起人们对这些论断真实意图的多种猜测和解读。通过对他们的具体批判对象和面临的具体历史任务的分析可发现,马克思恩格斯只是强调“道德说教”和“道德要求”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源,但不能因此断定他们是非(反)道德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道德观的基本特征主要在历史唯物主义中获得确认。历史唯物主义也支持某些抽象原则(道德原则)对调控各种社会关系的合理性,但是合理的抽象必须与具体现实紧密联系。推进当代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研究,必须挖掘以合作、团结和大公无私等为主要内容的无产阶级道德。对无产阶级道德的时代性阐释,可为思考当今世界复杂的国内外矛盾关系提供伦理基础。

以史为鉴开生面——关于马克思主义指导哲学社会科学的历史经验反思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对于哲学社会科学把握正确方向,实现创新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的指导,必须总结一百多年来马克思主义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互动关系史。要倡导科学运用,反对生搬硬套;要正确区分两种不同性质的学科;要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与广大哲学社会工作者两个群体的积极性。

战略管理理论视域下构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哲学阐释

战略管理是西方管理理论的一个分支,战略思想却不是西方所独有的。本文以战略管理理论形成的思想史进行分析,通过中西方战略思想史的对比,得出战略管理哲学是对企业进行战略指导,对人、组织、管理等基本范畴,以及人与人、个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组织与环境等基本关系的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离不开战略管理理论的指导,但西方的战略管理理论不能直接嫁接到中国的管理实践当中,需要通过中西战略思想史的梳理,对中西战略思想进行哲学分析,探讨适合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战略管理理论。

库恩科学解释学核心概念关系研究——哲学解释学的视角

库恩科学解释学基于其历史主义科学观。"范式"、"科学共同体"和"不可通约性"是库恩科学解释学的3个核心概念,其它诸如"范例"、"反常"、"危机"等基本概念都可以从这3个核心概念中推演出来。这3个核心概念之间的哲学关系可以依次从哲学解释学"理解"、"解释"和"实践"3个理论维度加以解析。其中,库恩科学解释学研究的意义和解释界限也应得到研究者的足够重视,以求融贯一体地理解库恩科学解释学。

论“国家理由”的二律背反——对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康德式重构

近代以来关于“国家理由”的论证中,以基督教二元主义政治观为背景的自由主义与在思辨神学的框架中展开的黑格尔主义,各执一端,互相反对。如果以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为线索,以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为视角,重构马克思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进路,则不仅可以揭示出黑格尔法哲学的思辨哲学根源,提炼出一种既不同于自由主义、又不同于黑格尔主义的国家形式,而且还可能将这种形式与中国传统社会的批判性分析予以对接。在更高的层次重构马克思的法哲学批判,当是突破“国家理由”之二律背反,激活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当代潜力的推进方向。

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社会向度

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并不囿于探讨纯粹政治领域中的博弈规则,而是致力于回应和解决自己把握到的时代的社会问题。马克思甚至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那样的自由人联合体中,“政治国家”是要消亡的,因为“政治国家”即是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存在难以调和矛盾的一种症候。因此,在马克思那里,近代政治哲学是从属性的并且有着明显的限度。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有着独特的社会向度。这一社会向度反映了马克思对于政治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独到见解,也构成了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特质。

黑格尔论道德与伦理——以《伦理体系》的欲望概念为中心

本文通过对《伦理体系》中的欲望概念的研究,说明在道德与伦理之间有个重要的中介环节——欲望,黑格尔据此才能将两者贯通起来。欲望兼有道德与伦理这两个要素,富有辩证运动的特征,是推动道德进展到伦理的内在动力。欲望是分析道德何以能够进展到伦理的关键环节,由此才能理顺《伦理体系》在术语转换上的关系,进而说明黑格尔尝试提出自己的伦理观念的思路进程。在黑格尔那里,欲望有个体可感知的经验属性,是黑格尔试图将当时的实证研究贯彻于批判哲学的理论样态,并以此反对康德与费希特的形式主义德性论。与此同时,黑格尔也将形式性纳入经验的欲望中,用以弥补霍布斯与洛克在经验主义德性论上的缺陷,使道德升华为具有整体主义的伦理性,而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精神哲学。

畸于人而侔于天——生命哲学视域下《庄子》中的“畸人”之德及其美学意义

《庄子》中的“畸人”,畸于人而同于天。畸人内德充实,生命力顽强,与神人、至人等理想人格形成互补关系。“畸人”之德,其一,以道为宗,师法自然;其二,超越形骸,忘怀生死;其三,具有以“畸”为用、以无用为大用的生存智慧,与物为春,与时俱化;其四,“独”,保持精神和人格的独立和自由。他们游方之外,以醒世者的姿态批判礼俗社会对生命和人性自由的框限,反对对人的同质化和标准化要求。庄子借“畸人”形象,一方面开创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审丑”美学;另一方面展示了丰富的生命哲学意涵,期待人们能跳出成心和定见的思维惯性,对生命作平等观照,从而实现精神的超越和独立。

汉语语境下前语言时期的儿童哲学探求与检视

哲学思想的存在标准最初是通过人“说出来的语言”来判定,这导致了语言对哲学的重要地位。然而,对于儿童而言,他们生长阶段中存在着一段“非语言”或者“无语言”的“前语言时期”。这个时期对哲学,甚至对人生认知的整体性提出了挑战。化解这个危机可从中国哲学中的“赤子之心”找到突破口。赤子之心强调人的一种外在行为表现,而非语言的“言说”。这也符合儿童哲学的“知行合一”准则。“行”的原则和语言中的连词的天然存在,为儿童哲学的存在提供了一种先验的可能性。同时,“行”的原则也可能突破“反思”必须依靠语言的窘境。在这种理念下,“做哲学”的先天优势即突破了言说本身存在的年龄界限,也将哲学从整体性上做了有效的说明。儿童哲学中“做”的这个特性,点明了儿童哲学在人的整体伦理教育中的关键环节,是汉语语境下思考儿童哲学发展的一个核心面向。

霍耐特社会法哲学中的互动与认同维度

霍耐特社会法哲学综合了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与自己的认同理论,在充分吸收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对时代病理诊断的基础上,拓展了既有批判分析,又有规范建构的当代社会批判理论。霍耐特所尝试的这个理论建构既是对社会法理论发展的梳理,也在更大程度上拓展了可供分析的社会法原则。在霍耐特社会法哲学的内在制度化中,社会互动是形成规范的稳定性的重要因素,从社会运动史的研究中可以揭示出这个社会互动的多元结构,它表明人们在社会的制度化之中获得尊重和得到认同的心理欲求。但霍耐特的社会法是具有实证精神的理论体系,个体在其中所获得的爱与团结具有可被感受的现实性,与此同时又保留着作为形式伦理的规范性。

历史唯物主义的道德规范性与阶级利益——兼及马克思主义的正义问题

马克思主义关于“正义”“公平”等的论述既具有描述性特征,也具有规范性特征。当在描述性语境中阐述其道德观念时,马克思和恩格斯试图说明道德与物质生产方式的关系、道德的历史性、道德的阶级性、道德与阶级利益的关系等内容。而在规范性语境中,他们也确实对资本主义作出了道德评价,认为其是不正义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作为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言人来抨击资本主义社会对无产阶级的迫害。通过对历史的科学研究,他们认为无产阶级利益的实现符合历史发展趋势,无产阶级道德观比资产阶级道德观更为合理。他们比较各阶级道德观之合理性的标准不在历史之外,而是由历史本身来提供的,即何者所代表的阶级利益的实现符合历史发展必然性,何者就具有合理性。

海萨尼对规则功利主义的康德式辩护

海萨尼借鉴康德伦理学的理性、法则、自主和普遍性等观念,并结合功利主义的伦理学资源,提出了一种基于理性偏好的规则功利主义理论。在为这种规则功利主义的优越性进行辩护时,他批评了以黑尔为代表的康德式行为功利主义和以罗尔斯为代表的康德式义务论,认为前者缺乏“自发的协调效应”且易于破坏权利和规则,而后者对“最大最小值原则”“绝对优先原则”和“道德应当”理论的论证既是反事实的,也是不合理的。海萨尼认为,康德式的规则功利主义能够克服行为功利主义和义务论的上述缺陷,从而是更加合理的替代选项。海萨尼的理论对功利主义和康德伦理学的当代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对我们建设自主的规范伦理学理论也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朱熹解《大学》“亲民”为“新民”之新证——从孟子讲“亲亲而仁民”入手

不同于唐孔颖达解《礼记·大学》“亲民”为“亲爱于民”,宋朱熹依照程颐将“亲民”解为“新民”;明代王阳明不赞同朱熹“新民”说,而认为宜从旧本作“亲民”,主张“亲民”说。后世不少学者为朱熹“新民”说辩护,并提出新证,主要有三:其一,以孟子讲“亲亲而仁民”的“爱有差等”及其所言“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为据,反对王阳明“亲民”说;其二,以“亲”“新”古字通用为据,为朱熹“新民”说辩护;其三,通过对《大学》思想内容的分析,而赞同朱熹“新民”说。这些论证,对于现今理解朱熹“新民”说,仍具有不少新意和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