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实践美学到后实践美学——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杨春时教授访谈

杨春时（1948—）,男,黑龙江哈尔滨人,1982年吉林大学文艺学专业研究生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曾任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海南师范大学教授、华侨大学特聘教授,现任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第九、第十、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中华美学学会副会长,福建省美学学会会长。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获＂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称号。发表论文近三百篇,出版专著十余部,主要从事美学、文艺学、中国现代文学思潮以及中国文化思想史研究。

多管齐下 强基创新——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心理育人工作的探讨与思考

文章以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为例,从实施路径及效果、经验做法及主要成效、思考与启示三个方面,对学院创建校级三全育人之“心理育人”专项试点单位的工作进行梳理与总结。这对当前其他高校进一步推进“心理育人”工作,具备一定的借鉴价值。

立足群众体育 倡导运动风尚——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学生体育工作案例分析

为了改变"体育弱院"的现实,厦门大学人文学院立足群众体育,大力开展、推进学院的学生体育工作,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学院从找准着力点、打造品牌活动、提高竞技水平等方面开展体育工作,给全校师生带来了深刻的启示。研究分析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学生体育工作的案例,对辅导员做好学生体育工作,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从“文学人类学”到“旅游人类学”——厦门大学彭兆荣教授访谈

彭兆荣教授结合自己在西南民族地区的生活经历,回顾了由外国文学到古希腊文化酒神精神与文学仪式的研究转向,这种转向主要缘于西方知识考古学思潮的影响,尝试通过西方文化的知识考古以探究文学中所谓诗学的源头。访谈还涉及以下重要论题:首先,如何正确认识中国语境下比较文学与文学人类学的特定关联;其次,文学人类学的跨学科交叉视角对于当下文学批评的现实意义;再次,如何认识民族志的"真实性",如何重估"大传统"与"小传统";最后,彭教授结合中国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从民族仪式、家园意识与民族认同角度评价了旅游人类学或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涉及的国家政治认同与民族文化认同间的关联,并大力倡导建立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

学缘所系:20世纪初厦门大学国学院的研究设想与学术传承

在中国20世纪初的学术活动中,提倡“国学”研究与兴办“国学院”,成为一时之重要内容,位于东南边陲的厦门大学也领风气之先,于1926年兴办“国学院”,但由于经费及相关人事问题,厦门大学国学院创立半年就宣布结束,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一件憾事。不过,“国学院”所提倡的学术研究方法、提出的研究计划,奠定了厦门大学相关学科的研究方向,一批后来者结缘“国学院”学风,着眼地域,从民俗、地理、语言、海外交通等方面入手,开创具有厦门大学特点的文科研究传统,使“国学院”余脉悠悠,代有传承。

鲁迅“厌弃”厦门大学吗?

多年来,学界流传厦大苛待鲁迅,故而鲁迅厌弃厦大而去之说;但鲁迅1929年在北平的演讲词,却说在厦大是“极爽快的”,二者之间的是非正误,应在对具体历史事件的考证后方可做出判断。诸如林语堂说逼鲁迅搬到“理学院大厦的地窖”,与史实存在出入;陈敦仁描述鲁迅掏出铜板拍在案上怒斥校长,和顾颉刚的版本有别等当深入辨析,在文中一一展开。鲁迅离开厦大原因,略有八点:鲁迅自述的与现代评论派的冲突;厦大校方薄待鲁迅;林语堂的国学院削减经费说;急于和许广平相聚;向往南方的革命;气候环境不适应;教授的自由流动性;专事教书或创作之纠结。此八点不存在何为“主导”,聚为合力,随生活之流运行。鲁迅说他和厦大是一种“‘缘份’,有好的,有坏的,不可一概论也”,此语可为总结。

阿拉善NGO生态保护的启示——厦门大学生态文学研究团队生态考察后的思考

2010年7月25日至29日,厦门大学生态文学研究团队一行6人与日本早稻田大学生态文化考察队一行20多人联合考察了内蒙古阿拉善盟的生态现状、沙漠化治理和生态文化建设。

生态批评向何处去--厦门大学生态文学研究团队“生态批评的理论构建”学术论坛纪要

厦门大学生态文学研究团队曾于2011年召开过首届海峡两岸生态文学研讨会，创立了两岸生态批评学者定期交流的机制。5年之后的2016年9月30日，这个被国内外许多学者公开评价为生态批评的重镇、开拓者和引领者的研究团队，再次主办学术研讨会，探讨该领域的国际前沿性问题--生态批评往何处去。这是一次多声部的研讨会，参与的专家学者、本团队博士硕士和其他专业的学人展开了积极热烈而又坦诚理性的思想交锋。

在“边缘”思考“主流”——20世纪20-30年代厦门大学史学研究趋向探析

厦门大学的史学研究肇始于20世纪20-30年代,与当时的史学发展潮流亦步亦趋,主要体现在趋向科学化的史学研究理念、主流与地域相结合的史学研究实践和注重现实的史学关怀等方面。这些研究趋向表明,厦门大学并没有因为地理位置的原因处于学术的边缘,反而由于国学院的创办而产生了学术自觉,与主流思潮颇多应和之处;同时又能因地制宜,利用厦门地处东南沿海的特殊文化资源拓展自具特点的研究领域。

20世纪20年代的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

1926年创办的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是20世纪20年代复兴国学的一次重要的实践。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虽在实际运作中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样本,在一定程度上是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延续,但其根本动力却是源于陈嘉庚的办学理念,是厦门大学学科建设的必然要求。它在国学研究与学科发展上所进行的尝试,有过自己的贡献,在中国学术传承上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朱熹解《大学》“亲民”为“新民”之新证——从孟子讲“亲亲而仁民”入手

不同于唐孔颖达解《礼记·大学》“亲民”为“亲爱于民”,宋朱熹依照程颐将“亲民”解为“新民”;明代王阳明不赞同朱熹“新民”说,而认为宜从旧本作“亲民”,主张“亲民”说。后世不少学者为朱熹“新民”说辩护,并提出新证,主要有三:其一,以孟子讲“亲亲而仁民”的“爱有差等”及其所言“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为据,反对王阳明“亲民”说;其二,以“亲”“新”古字通用为据,为朱熹“新民”说辩护;其三,通过对《大学》思想内容的分析,而赞同朱熹“新民”说。这些论证,对于现今理解朱熹“新民”说,仍具有不少新意和启发。

宏文学院教科书在鲁迅研究中的意义

本文通过考察宏文学院教科书中的一些细节,提出鲁迅研究中应当注意的一个重要史料方向。特别是把鲁迅早期思想的形成和他现代知识的原初来源与宏文学院教科书之间建立了准确的关系,对于扩展鲁迅研究的史料有很大帮助。

厦门大学的台湾原住民族研究传统与未来展望

林惠祥先生是大陆台湾原住民族研究的拓荒者,他的相关论著开创了厦大台湾原住民族研究的学术传统。20世纪下半叶,在无法亲赴台湾开展田野调查的情况下,厦大同仁继续坚持台湾原住民族研究,在台湾原住民族的起源、族称、宗教信仰、社会经济发展、民族关系及传统特色文化等研究领域有所推进。进入21世纪,厦大人类学者当在传承台湾原住民族研究固有传统的基础上,借鉴境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力求创新、突破。

校园戏剧与当代高校戏剧教育发展——兼谈厦门大学“中文有戏”演出季

大学具有戏剧艺术发展得天独厚的文化生态,追溯我国校园戏剧的历史发展进程,可以发现,它不仅推动了作为舶来品的话剧艺术的本土化、现代化,还往往为批判反思现实、彰显时代精神发出文艺先声.但是,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化语境中,校园戏剧承担着不同的历史使命,呈现出不同的艺术特点,具有了不同的社会意义.

厦门大学馆藏台湾地区文物及其研究价值

作为大陆高校一所专业性博物馆,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收藏有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各类史前遗物、历史文物及民族学标本等。其中,种类丰富的台湾地区文物是其馆藏的一大特色。这些文物标本大都由人类博物馆创始人林惠祥先生搜集采买于台湾史前遗址及各个原住民族,其携带的丰富文化信息真实地反映了台湾的史前文化及原住民的生产生活及社会文化样貌,具有很高的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价值。

闽南屋顶与南洋屋身的巧妙结合 厦门大学嘉庚建筑

在东海之滨，鹭岛之南，素以“南方之强”而蜚声海内外的厦门大学，自然环境很美，五老凌霄，依山傍海；校园景观很美，湖光绿荫，凤凰花开；校合建筑很美，古色古香，中西合璧。

厦门大学私立时期的商科教育及其现代启示

首先简述私立厦门大学商科沿革和师生情况。接着,论述商科的课程设置与教学情况和特点。再次,论述商科学生课外的一些组织及开展的活动,并且分析商科毕业生就业情况对福建及周边省份和南洋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所作的贡献。最后说明厦大商科教育对当前我国商科教育的启示。

以骨为证：破译中华民族的开天辟地——访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王传超教授

文章是对厦门大学分子人类学研究的王传超教授专访,介绍了王传超教授复旦大学毕业之后进入美国哈佛医学院和德国马普所进行古DNA的研究经历以及分子人类学的发展概况。王传超教授团队所开展的分子人类学研究是通过对更多的考古墓葬和遗址的古代样本取样提取DNA,建立起一条时间轴线来研究古今人群关系,尤其对丰富和完善东亚人群历史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