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生国际化对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影响——访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王洪才

王洪才,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2009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人才支持计划,2011年获得福建省优秀青年社科专家称号。在影响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因素方面,王洪才教授对本土生国际化做了深入调查,并得出了一些有创建性的结论,本刊就此对王教授进行了专访。在采访中,王教授指出,国际学生流动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方面;跨文化敏感度发展模型对于分析本土生国际化问题意义重大;中国学生跨文化交流能力有待提升。

理论联系实际 促进高教发展——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规划纲要》研讨会综述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集聚各方智慧、历时3年制定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公开征求意见稿）于2月28日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引起了各方高度关注，尤其是在教育系统引起了强烈反响。作为拥有中国第一个高等教育学国家重点学科、中国唯一的高等教育学“211工程”重点学科以及中国唯一高等教育研究的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的机构，

化潜为能: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本土路径——专访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原副院长王洪才

创新创业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崭新态势,蕴含着新时代人才培养的核心理念,对于弘扬创新精神、促进社会进步、全面提升高校学生素质具有重要意义。创新创业教育基于我国教育现状而提出,甫一产生便有着深厚的理论根基与现实基础,并具有我国本土特色,能够为培养高质量人才注入永续动力。文章阐述了高等教育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基本内涵与实践现状,旨在探寻其本土化发展的突破路径,以期打造创新创业教育的“中国模式”。

中美高等教育学博士研究生培养制度的比较研究——基于厦门大学与斯坦福大学的案例分析

厦门大学与斯坦福大学的高等教育学博士研究生培养步骤或环节设置基本一致,都包括对培养目标、修业年限、课程教学、实践实习、学业考核、学位论文等的规定。美国保障博士研究生教育质量的最根本的策略,比如跨学科的辅修计划、规范的研究方法训练、兼具勤工助学性质的助教与助研制度、严格的博士学位候选人资格考试、强大的政策执行力度等对我国博士研究生的培养是有借鉴意义的。

中美高等教育学硕士研究生培养制度比较研究——基于厦门大学与哈佛大学的案例分析

厦门大学与哈佛大学的高等教育学硕士研究生培养步骤或环节设置基本一致,都包括对招生制度、培养目标、修业年限、课程教学、实践实习、学位论文等的规定。但哈佛大学的硕士生教育中没有关于科学研究和学位论文的要求,而且具体到其他各个环节中,两国也各有侧重和特色。究其原因在于中美两国硕士研究生教育的性质、定位不同。也正因如此,我们并不能简单地比较两国硕士研究生培养制度孰优孰劣。但参考并借鉴美国一些成熟的制度经验对我国研究生教育来说也不无裨益。

高等教育国际化背景下的研究生双语教学——以厦门大学为例

波洛尼亚进程对欧盟国家的大学在国际化方面提出了一系列要求,这些要求为我国高校国际化进程提供契机和借鉴,我国高校在国际化进程中不仅要激励国内学生"走出去",更力求把国外学生"引进来",为此应该加强双语教学的开展,特别是在研究生层面。

台湾地区技职教育研究生培养的制度设计、模式特征与实践启示——基于台北科技大学的个案研究

台湾地区技职教育研究生培养秉持实务创新原则,重视高层次技能型人才对产业发展的推动作用。台北科技大学技术导向研究生人才培养模式具有四个特点:培养目标凸显行业需求与技术导向,课程设置兼顾实践实训与理论创新,产学合作依托多元主体和联合培养,评价考核强调成果应用与科技转化。台湾地区在技职教育研究生培养方面的经验对我国内地地区职业教育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完善职业教育的顶层设计,明确职业教育的办学定位;强化职业教育研究生的培养特色,树立应用能力本位的培养理念;创新产学合作的培养模式,完善产学合作的配套保障措施;构建应用导向的评价体系,鼓励职业教育进行技术创新。

国防教育视野下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研究——以厦门大学为例

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是大学生国防教育的重要载体,两者的育人目标具有内在统一性。厦门大学作为我国第一所由华侨独资创办的大学,其国防教育的文化建设颇具特色。通过挖掘厦门大学的文化建设资源,分析其国防教育文化建设的现状与不足并提出建议,以期促进国防教育视野下厦门大学的校园文化建设。

关于高等教育若干问题的思考——厦门大学博士生导师潘懋元先生访谈

世界大趋势、个人因素以及时机问题是潘懋元教授创建高等教育学的三大缘由。访谈中,潘教授主要围绕微观教学研究、双一流建设、青年教师发展、互联网+教学以及混合所有制办学等热点问题谈对高等教育的看法,并对高等教育的未来发展趋势进行预测。

大学生创业动机的性别差异实证研究——以厦门大学为例

文章采用问卷调查法，以厦门大学420名本科生为调查对象，从性别视角切入，对大学生创业意向进行简单统计，进而对阻碍无创业意向男、女大学生创业的重要因素，有创业意向男、女大学生的创业动机特征做了深入分析。

奖学金制度对研究生的心理激励探讨——基于厦门大学的案例研究

以厦门大学为例,采用调查法对硕士研究生奖学金制度改革的实效进行分析,通过引入核心自我评价和成就动机两种心理品质来研究奖学金制度对研究生自我价值感与成就动机倾向的影响。结果表明,硕士研究生总体上追求成功动机的得分高于避免失败动机的得分;在硕士不同年级中,文科生追求成功的动机要低于理工科学生;核心自我评价在研究生对奖学金制度改革的满意度和避免失败的动机中起着部分中介的作用。厦门大学的奖学金制度改革对研究生具有一定的心理激励影响,但在奖学金金额梯度设置、优化学科资源和倡导良性竞争等方面仍需要不断完善。

大学生创业动机特征实证研究——以厦门大学为例

随着国际上就业形势的不断严峻,创业教育成为高等教育不得不面对的新课题。创业动机的培养与激发是创业教育的首要任务。调查厦门大学420名本科生,统计其创业意向,进而分析阻碍无创业意向大学生创业的重要因素为:"社会经验不足"、"缺乏创业资金"和"个性不适合创业"。有创业意向大学生的创业动机特征呈低级需求动机、中级需求动机和高级需求动机三因素结构。不同性别、家庭背景的大学生在创业动机结构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不同专业背景和不同年级大学生在低级需求动机层面存在显著性差异。

厦门大学本科生创新性实验计划实施的调查研究

在探索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的过程中,本科生科研逐渐得到国内外研究型大学的重视,纷纷推出相关项目支持学生参与。在我国,2007年教育部在10所试点院校实验的基础上,推出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本文以厦门大学为案例,探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实施存在的部分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建议,希望对项目的良性发展以及高校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有所裨益。

中荷研究型大学教师信念比较研究——基于莱顿大学与厦门大学教师的访谈分析

该访谈研究的对象为20名中荷研究型大学教师。通过对教师们对自己如何思考和进行教学的描述(教学目的、教师和学生的角色、教学内容、师生关系等方面的看法)进行"关键词抽取"和"标识平面"法的比较定位,发现中荷研究型大学教师中主要存在五种类型的信念:知识型、结果型、能力型、兴趣型和价值型。其中,强调能力型信念的教师居多。这五种类型的教师信念依次从"教师中心"取向"学生中心"取向排列。

学术型研究生培养模式特征探析与思考——基于厦门大学研究生培养方案修订教师座谈会

基于厦门大学研究生培养方案修订教师座谈会,运用座谈会研究和文献研究相结合的质性研究方法,在总结毕业于23个国家115名教师谈及就读高校研究生培养方案特征的基础上,提出改进我国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建议,包括完善研究生招生、选拔制度,加大对申请者科研能力的考察力度;优化研究生课程结构,构建多元研究性课程模块;深化研究生过程性评价制度改革,加强对研究生培养过程的质量管控等。

中荷研究型大学教师教学观念影响因素探析——基于莱顿大学与厦门大学的调查

通过对中国与荷兰研究型大学教师们对自己教学经历的回顾,以及他们对影响其教学观念的相关因素的访谈与问卷调查显示:外部环境以及个人背景对教师的教学观念产生重要影响。外部影响因素中的班级环境、教学工作环境、高等教育体系政策环境以及国家社会文化环境四大层次得到了教师的确认。中荷教师都认为自身的经历对其理解"好的教学"影响最大;"学生"是影响中荷教师理解"好的教学"的第二大方面。除了教师自身和学生之外,其他外在因素包括教师教育培训、道德或宗教信仰以及社会压力等对中国教师的影响都显著大于荷兰教师。

研究型大学办高职的反思——厦门大学的个案分析

通过这五年的实践,研究型大学办高职的弊端已显现出来,一些研究型大学已作出从高职教育退出的决定,这个决定无疑是对前几年研究型大学办高职的否定。研究型大学的如此起伏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以厦门大学为例,对研究型大学办高职进行剖析,并得出若干具有指导意义的结论。

我国高校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的实证研究——以厦门大学为例

通过对厦门大学的调查反映出:目前我国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已初显成效,但仍存在许多问题亟待解决。调研发现,研究生收费制度并轨问题得到多数人认同;研究生奖学金等级设置与评定方式问题成为影响改革进展最为重要的因素;导师资助制尚未充分体现学科差异,导师资助原则有待重新定位。当前,应该坚持研究生收费制度并轨的多元取向,明确奖学金的功能定位,遵循导师资助制度的自愿原则。

中荷研究型大学教师教学环境观比较研究——基于莱顿大学与厦门大学的调查

通过对中荷研究型大学教师的教学环境观的问卷调查,笔者发现:在班级规模方面,中国教师认为高生师比的大班授课限制了其在课堂上的自由发挥;荷兰教师认为大班授课虽然会影响师生沟通,但总体而言影响不大。在学生特点方面,学生的基础和能力水平参差不齐的情况给中荷教师都带来了困扰。在教学控制方面,荷兰教师认为自己有较大的自主灵活性,而中国教师在教学内容和方法上的压力大于荷兰教师。在院系支持方面,中国教师认为院系管理模式和态度对其影响较大,而荷兰教师比较重视院系是否提供良好环境鼓励其与学生互动。在工作压力方面,中国教师认为科研的巨大压力对其教学有较大影响,而荷兰教师对于科研或行政压力是否对其教学产生影响基本持中立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