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大学的台湾原住民族研究传统与未来展望

林惠祥先生是大陆台湾原住民族研究的拓荒者,他的相关论著开创了厦大台湾原住民族研究的学术传统。20世纪下半叶,在无法亲赴台湾开展田野调查的情况下,厦大同仁继续坚持台湾原住民族研究,在台湾原住民族的起源、族称、宗教信仰、社会经济发展、民族关系及传统特色文化等研究领域有所推进。进入21世纪,厦大人类学者当在传承台湾原住民族研究固有传统的基础上,借鉴境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力求创新、突破。

厦门大学馆藏台湾地区文物及其研究价值

作为大陆高校一所专业性博物馆,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收藏有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各类史前遗物、历史文物及民族学标本等。其中,种类丰富的台湾地区文物是其馆藏的一大特色。这些文物标本大都由人类博物馆创始人林惠祥先生搜集采买于台湾史前遗址及各个原住民族,其携带的丰富文化信息真实地反映了台湾的史前文化及原住民的生产生活及社会文化样貌,具有很高的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价值。

艺术遗产学:学科与证明

我国最新发布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中新增了艺术学二级学科“艺术遗产”。“艺术遗产”的设置,体现出艺术学学科发展的新方向。如何理解、定位这一新兴学科,是艺术学发展中亟须面对的现实问题,而要对这一概念进行学科上的正名与证明,需要将西方的“art”与中国传统的“艺术”观念一并植入。艺术遗产学科建设既要了解西方艺术的发展规律,更要了解中国艺术遗产的历史特点,还要结合科技创新成果来开展,即学科建设既要遵循“国际规则”又要具有“中国特色”,从而以全新的方式融入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工程。

海洋人类学:概念、范畴与意义

人类学对于海洋的关注和研究由来已久,但是直到20世纪70年代,作为一门独立的分支学科的海洋人类学(Maritime Anthropology)才正式诞生。所谓海洋人类学,就是运用人类学的理论、视角和方法对海洋社会的人群行为及文化进行分析和研究的学科。海洋人类学的研究强调一种海洋主体性的视角,突出海洋社会环境的特殊性,尤其认为海洋社会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文化类型,有其不同于内陆社会的运作逻辑和文化规范。深入了解和认识海洋及海洋社会的环境和文化独特性,不仅是人类良性开发和利用海洋的前提,也是处理人类与海洋之间关系的重要基础。

移民、传说与族群记忆——民族史视野中的南方族群叙事文化

南方族群文化的发展,与历史上汉族和其他南方少数民族的交融紧密联系。而在这种族群交融过程中,传说、习俗、仪式等大量的地方性族群记忆也被制造出来。八姓入闽、跑贡王、射梁箭、土酋救皇帝等,都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这些地方性族群记忆一般不见于国家正史典籍中,属于族群小叙事文化,其背后往往隐藏着族群本质,体现出一种人类学意义上的本地人视角,真切地表达出历史上族群接触的生动事实。当前的南方民族史研究,很有必要重视上述小叙事文化。

工具主义考量与民族身份的界定——一个畲族乡的成立所引发的理论思考

族群理论中的工具论认为,人是理性的动物,无时不在算计和优化自己的利益,族群认同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政治、经济等方面利益的推动。但是,工具论同时也不否认族籍、传统等对人们具有感召力。本文依据对一个畲族乡的调查指出,在我国的民族政策和特殊国情下,即便没有族籍(无论是生物学意义上的还是文化意义上的)和传统的存在,只要有工具主义的好处,某些特定的人群也可能借用其他族群的族籍,来构建出一个新的同时包含不同族群的民族认同。

文化“理蕃”:日本对台湾原住民族的殖民统治

在有关"文化治理"的主流学术话语中,"文化治理"的概念与实践一直被放置于现代国家行政治理的脉络下讨论,忽视了如殖民统治这类特殊的历史经验。在台湾"日据时期",日本殖民者的"理蕃事业",初期以"恩威并济"作为基本施政方针,后续的"理蕃"政策则一直在"威压"与"绥抚"之间游移,至后期转向以"绥抚"为主。在其"绥抚"政策下,文化治理的实践始终贯穿于"藩地"殖民行政的"抚育教化"工作之中。日本殖民政府的文化治理术重视人类学知识的运用,其内在逻辑是通过建立在统治权力之上的文化霸权,对台湾原住民族群施行全方位的同化政策,促使他们的文化发生涵化。这种殖民主义文化治理术的迷惑性与毒害性所造成的后果及其长远影响,值得今天所有追求民主公义与民族自治的人们明辨和深思。

人类学视域下的历史时态

人类学视域下的历史时态,并非一般意义上人们所理解的过去时,而是一幅融合了现在时与进行时,且没有完成时的动态历史图景。历史依赖于现在解释和重构过去;历史运用记忆和想象选择和连接过去,并且通过叙事将过去拉进现在;同时,地方历史在嵌入更为广泛的国家与全球体系中时,一方面表现出在殖民主义、现代主义和国家主义规则下的缺席和缺失,另一方面也通过符合自身文化秩序的实践不断再生产自身。由此,历史一改往昔单调与呆板的形象,呈现出富于生气和活力的另一种面貌。

旅游人类学理论概谈

多学科研究法是旅游人类学研究的重要特征之一,它导致研究者对诸多学科之理论的借用。对其中部分理论的引介与溯源,正是本文的目的,并期望收获有益建议与指正。

从雾社事件看台湾原住民族群关系

台湾原住民族在社会整合、行为规范及社会关系调解等方面有一套传统的制度原则,彼此的交往互动处于相对稳定状态。日本殖民当局的"理蕃"政策改变了台湾原住民族群关系的传统格局,也直接导致了雾社事件的爆发。在雾社事件中,日本殖民者采取"以蕃制蕃"策略,利用原住民之间旧有的矛盾与冲突,分化瓦解原住民各族群,以达到其镇压反抗的目的。之后,又采取强制绥抚教化的新"理蕃"政策,使原住民的居住格局、社会政治结构及族群认同和文化认同等都发生改变,族群关系也因此被重新建构。从这个意义上说,雾社事件是台湾原住民族群关系变化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生态人类学视野中的西双版纳橡胶经济

西双版纳橡胶经济的发展,既有其自然之基础,又有其人文之动因。对橡胶经济背后生态环境与社会文化的关怀,本质上也是对我国各民族间多元文化并存、多样生存空间的尊重和珍视。

民族文化对生态移民的影响与因应策略

通过对四川6个县12个村的生态移民现状的调查,总结并归纳出三种不同的移民模式,提出民族文化是影响移民模式形成的重要变量的观点。在评估不同移民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若干的应对策略。

海洋人类学的文化生态视角

在海洋人类学发展的早期,文化生态范式一直主导着海洋人类学的研究,并且直到今天仍有很重要的影响。海洋人类学的文化生态视角认为,海洋生态系统是产生特殊的海洋社会文化的原因,换而言之,也就是说海洋环境的限制和不确定性会导致人们对于生活特定的应对方式和适应策略,从而产生一个不同于陆地社会的社会文化类型。但是随着海洋人类学自身的发展,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学者们开始意识到文化生态范式的缺陷,并逐渐转向其他视角和主题的海洋人类学研究。

旅游与人类学

人类学其实是一门兼容旅行文化的学问,其"商标"是所谓的"田野作业"。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被当做一个静态的、封闭的、落后的、族群和空间的假定和规定。今天,一批人类学批评家先后提出了各种新的主张,如"空间实践","后民族志实践"等。这种带有"范式变革"的转型,不仅意味着民族志研究在族群和传统学科领域受到了挑战,同时也是对所谓"表现危机"的回应。

内地城市的新疆少数民族移民与民族交融

新疆少数民族人口转移是一种重要的劳动力资源配置方式。内地城市是新疆少数民族人口流动的重要目的地,经济型流动人口是主要流动类型,流动方式包括自发的人口流动与有组织的劳务输出。新疆少数民族人口流入内地有效地扩大了民族交融的内容,整体是一种和谐的关系,但也存在着局部的冲突与摩擦,而城市社会的排斥与新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文化差异,则是影响民族交融的主要因素。加大对新疆少数民族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力度,构建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区、形成混合居住模式则是扩大民族交融的有效路径。

西部文化变迁与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兼论跨文化志愿服务模式

"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是一项促进受援地文化变迁的项目,主流文化与西部贫困地区文化借助于这个平台而相互接触;受援地寻求的是"主动变迁";国家对西部贫困地区实施"指导性变迁"。大学生志愿者从主流文化区来到亚文化区,他们从事的是一项跨文化的志愿服务,他们应该采取跨文化的志愿服务模式。

君仪田方——古代天子藉田礼之人类学研究

学术界对于藉田礼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却鲜见从人类学仪式理论切入的研究。中国古代的藉田礼作为天子亲耕的代表性礼仪,自周代开始一直沿革至清代。“天子”因“王土”而重社稷,祭先农仪式已经成为“国之大事”。作为一种特殊的礼仪,藉田礼不仅成为“礼仪之邦”的有机部分,亦是农业伦理中的一个典范性仪表。

西方生态人类学的发展过程与未来趋势

作为一门引进自西方的社会科学,人类学在国内还只是一门新兴学科,但是,在西方它却是一门显学,早已形成了一套成熟而完整的理论与方法体系。而对于人类学内一个方兴未艾的分支领域——生态人类学来说,其状况也是同样如此。为此,本文特别梳理和介绍了生态人类学在西方的发展历程与理论流派,并在此基础上对其发展趋向进行了展望。

司法、创造与和平:论西方人类学的王权研究

19世纪以来西方人类学关于神圣王权研究深受印欧文明结构的影响,近代以来,国王与第三等级的直接遭遇产生了诸多理论困境,尤其以生产者视角来理解王权的性质,完全忽视了神圣王权与武士阶层的关系是理解王权现象的关键所在,这一关系有诸多变体,弗雷泽、霍卡、杜梅奇尔、德·赫士、萨林斯和葛雷博等人的研究都直接或间接地与这一问题有着本质的联系。弗雷泽在《金枝》一书将内米湖畔神话与仪式当作理解罗马王权制度的基础,而实际上内米之王与罗马城邦武士家屋—亲属制度有着密切的关联,而非指向罗马的王权制度。霍卡的研究重新将王与武士集团的关系置于问题的核心,强调王的本质在于对多样性的涵盖,并因为这一涵盖而产生新的形而上学系统,由此王才从梅因所指出的司法裁决者发展成为创造者和宗教观念的变革者。

“体性民族志”的解构与反思

民族志本土化的探索由来已久,时至今日,依然是中国人类学者关注的核心议题。"体性民族志"作为中国民族志范式之新探索,为人类学界思考民族志本土化问题提供新的视角与理念。在解构"体性民族志"的基础上,从理论范畴、田野实践及跨文化对话等方面进行反思,试图找到进一步言说与对话的空间,使其理论和方法更趋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