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地区参加世界卫生大会的控制机制研究

台湾地区8次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界卫生大会,逐渐深入参与世卫大会各项活动,并且积极开展与其他国家、地区和组织之间的双边会谈。由于世卫大会未对观察员的权利义务做详细规定,台湾地区的某些行为可能超出卫生事业范畴,甚至涉及敏感的政治话题,不利于两岸关系发展。因此,大陆方面应从世卫组织的规定入手,在既有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台湾地区参加世界卫生大会的前提、观察员身份以及权利义务,从而既坚守一个中国原则,也确保台湾地区参与的灵活性。

台湾居民权益保护法制的碎片化及其统一化

保护台湾居民权益是两岸民间交流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夯实国家完全统一的社会基础。对照全面依法治国的总目标,现行台湾居民权益保护法制存在碎片化的缺憾。全面落实台湾居民在大陆的同等待遇政策,实现台湾居民权益保护法制的统一化,是实施宪法平等权的必然要求。两岸融合发展格局的确立和以同等待遇为核心的政策导向,是台湾居民权益保护法制统一化的现实动因。构建统一的台湾居民权益法制体系,应将台湾居民定位为具有台湾户籍的中国公民,以实质平等保护为原则,以“居住”为管制标准,通过“阶梯式”的方式来逐步实现。

台湾居民同等待遇立法:成因、时机与路径

赋予台资企业、台湾居民同等待遇,是促进以大陆为主场的融合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台胞在大陆投资兴业和生活居住的必然要求。由于历史、制度、体制等因素,台湾居民的差别化待遇已成为一种社会事实,因此为破解差别化待遇问题,台湾居民的同等待遇需要在制度层面予以特别规定。而中央文件中台湾居民同等待遇政策的发展、行政规范性文件调整方式的局限以及现行涉台立法规定的缺漏,使把握立法时机、强化制度供给、探寻可能的立法路径成为公共政策导向下后续制度层面需要予以正视和解决的问题。

台湾地区“大法官解释”程序改革及影响析论——以“司法院大法官审理案件法”修订为中心

台湾地区"司法院大法官审理案件法"的修订是过去"大法官解释"制度改革共识的延续,是对"司法造法"的确认,也是政治力驱动的结果。修订的过程围绕"法律"名称、引进"裁判宪法审查"、判决形式等展开争议。"宪法诉讼"新制呈现了司法化、法庭化和裁判化的特点,具体表现为"司法院大法官"审理组织、受案程序和审理程序的变化。"宪法诉讼"新制并非重塑性变革,"大法官解释"的"司法化"改革尚停留在外观层面,师法外国的"宪法诉讼法"面临较长的"本土化"适应期。"宪法诉讼"新制带来的"司法政治化"和"释宪"的变化引发"释宪台独"风险的提升,亟待重视。

契合RCEP理念的数据保护法域外效力规则的建构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催生了物理空间之外的无边界网络空间,其对传统法律管辖造成较大的挑战,是数据治理的核心议题。我国作为数字经济贸易大国,数据立法虽初具规模,但其域外效力规则却仅呈点状零星存在,尚未形成应有体系且存在规则相互冲突等问题,故有必要建构我国数据保护法域外效力规则体系,以适应我国数字大国地位。在规则建构上,我国应以RCEP包容性合作共治原则作为重要方法论,借鉴欧美经验,以适用全球为范围,合理确定域外效力适用连接点和判断标准体系,加强国际合作,统筹数据域外保护机制,以形成国际广泛认可的中国模式数据保护法域外效力规则。

台湾地区对外签订文化协议的实践及其潜在风险分析

长期以来,大陆方面对“文化台独”在岛内的演进关注较多,对外文化交往方面则少有关注。全面梳理1949年以来台湾地区对外签订的文化协议,旨在归纳其签订文化协议的类别、特点以及其中可能隐藏的“台独”元素,并结合岛内“文化台独”背景及其外部影响因素,厘清台湾地区文化协议的呈现样态和隐晦指向,警惕潜在“台独”元素植入的现实风险和深切危害。

数字平台扼杀式并购的监管难题与制度因应

目次一、数字平台扼杀式并购的逻辑起点二、数字平台扼杀式并购的反垄断规制困境三、数字平台扼杀式并购的规则调适四、结语人工智能、算法、大数据与市场经济的深度融合催生出了数字经济。基于强大的网络效应、规模效应与锁定效应,数字经济在垄断层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并产生了诸如算法共谋、扼杀式并购、数据垄断、算法价格歧视等新型垄断行为。其中,数字平台的扼杀式并购尤为值得关注。在位数字平台通过先发优势迅速抢占市场份额.

轴辐协议之法理困局、违法性分析与规制路径

横向垄断协议适用本身违法原则、纵向垄断协议适用合理原则是我国反垄断执法的标准分析框架,囿于复杂的垄断结构以及模糊的法律性质,经典二分法的既有思路无法对轴辐协议进行妥善处理。基于对垄断结构与实际竞争效果的考量,轴辐协议实际上为横向垄断协议,宜采用本身违法原则。在制度层面,应从现行反垄断法的嵌入、执法模式的选择、责任权属与分配、宽大制度等方面构思因应之策。

中心辐射型垄断协议的规制困境与制度回应

中心辐射型垄断协议,虽然行为外观与纵向垄断协议相似,但是实质竞争效果却指向横向垄断。囿于外在表征与内在结构的复杂性,该类垄断协议在认定标准与法律属性层面遭遇了法理困境。规制中心辐射型垄断协议的前提是构建具有可操作性的认定标准,“平行行为+意思联络”双层结构的证据推定机制是值得借鉴的思路;平行行为可参考主体、行为与时间要素,而意思联络则需重视环境证据的作用。在法律属性层面,基于垄断目的与实际竞争效果的考量,中心辐射型垄断协议本质上宜归类为横向垄断协议。

美台特权与豁免的提升及其限度

美台双方互派机构及其相关人员的特权与豁免,是美台"实质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美国《与台湾关系法》和台湾"驻外机构组织通则"为依据,双方互派办事机构并签订"1980年协定",对互派办事机构及其相关人员的特权与豁免做了详细安排。2013年,双方又重新签订该协定,大大提升特权与豁免待遇。尽管对比《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的相关规定,美台"2013年协定"约定的特权与豁免待遇与国际标准仍有一定距离,这也是台湾的现实地位使然,但这种以单一事件为契机,逐步推进"实质外交"的举动值得警惕。

中国是“威胁”还是“机遇”?评陈安教授驳斥“黄祸”与“中国威胁”谰言的长篇专论——一项研究与解读当代世界政治的重大贡献

在当代政治理论、社会科学领域,发达强权国家精心设计、长期培育并持续蔓延的全球'知识霸权',俯拾即是,这也是北方国家全球帝国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知识霸权'刻意在发展中国家中激起憎华、恐华、反华的情绪,贬低中国在这些国家发展进程中的表现与贡献。当前,在不少政府、媒体以及学术界普遍盛行随风趋同、作茧自缚或者盲从西方主流虚构谬论的背景下,陈安教授撰写的驳斥所谓'黄祸'与'中国威胁'谰言的专论,乃是一篇力排'众议'、不可多得的文章,它分析透彻并且富有启迪意义,是一项研究与解读当代世界政治的重大贡献。中国乃至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决策者和智囊舆论人士们,都应阅读并研究陈安教授的这篇文章,汲收其中的深刻见解和建议。对于那些想研究或理解当今中国与西方关系的人们来说,这也是一篇'必读'文章。笔者结合数十年来投身于南南合作事业的丰富实践经历,对当代南北矛盾的曲折发展进程作出深刻剖析,并殷切期待中国在强化南南合作、开展南北平等对话中,与巴西、印度、南非等国共同充分发挥'火车头'作用。

台湾居民在大陆的同等待遇法律问题刍议

台湾居民具有中国国籍,属于中国公民,理应根据《宪法》规定赋予其平等权,依法与大陆居民享有同等待遇。随着30年来两岸关系的交流与发展,台湾居民在大陆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等各领域权利逐渐丰富,但也存在部分与大陆居民的差别待遇。在两岸尚未正式结束敌对状态的情况下,基于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的整体价值以及两岸分属两个"法域"的客观实际,大陆方面对台湾居民的部分权利做出限制,只要在必要而合理的限度内,并不必然违反平等原则。未来,推进台湾居民在大陆的同等待遇,应与大陆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鉴于"台独"分裂势力始终不遗余力地构建将两岸民众相互隔离的社会环境,大陆也应更加依靠单边政策驱动,加快实现对两岸居民的一体化对待,从而体现两岸同属一个国家的法理和事实。

我国台湾地区与日本“投资协议”的法律特征与政治逻辑

2011年9月,我国台湾地区与日本分别透过各自民间团体签署'投资协议',这是自两岸签订《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之后,我国台湾地区与其主要贸易伙伴签署的第一个促进与保护投资的双边安排,在缔约主体、缔约名称和缔约内容等方面具有区别于传统双边投资条约的非典型特征,而此间祖国大陆官方沉默的态度也蕴含着丰富的法律与政治逻辑。该协议不仅反映了我国台湾地区有限的法律地位,也体现了我国台湾地区试图扩大对日实质关系的法律策略,并考验着两岸的政治互信程度。

台湾地区“全民健康保险”按病种分值结算制度的法律争议及启示

"三医联动"改革背景下医疗保险支付方式改革旨在有效监管医疗行为,"按病种分值结算"不仅涉及管理问题,也涉及法律问题。台湾地区"全民健康保险"制度实行的"按病种分值结算"在运行中引发了一些法律争议。需要在法律上对"医疗服务点数"定性,以明确救济渠道,为相关制度奠定合法性基础。医疗费用事后专业审查的应符合"正当法律程序"的基本要求,并根据实际适度公开。医疗费用抽样审查对违规行为的估算制度应具备合法性基础,并明确制裁的类型,避免违背"一事不二罚"原则。新时代推进医疗保险监管医疗行为的体制机制完善,台湾地区"全民健康保险"制度实施的经验教训具有参考价值。

涉台民商事案件管辖权冲突实务研究

从司法实务来看,人民法院处理涉台民商事案件管辖权冲突的模式大致可归结为两种:其一是依据既有的法定冲突规则,比照案件实情来处理;其二是当冲突规则适用不明确时,在自由裁量空间内进行个案处理。个案处理结果的差异性可能损害管辖规则的稳定性,进而导致了涉台民商事案件管辖权冲突的解决困境。对此,本文认为既要不断完善单边冲突规范,也要寻求两岸在协调区际冲突问题上达成更多的共识与合作。

DEPA数据跨境流动:规制差异与中国因应

当下是全球数字贸易规则构建的关键时期,如何规制数据跨境流动是核心议题。作为数字治理新式代表的DEPA,其规则具有前瞻性、开放性、包容性等特征,对全球数字贸易治理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加入DEPA对中国而言具有一定的战略价值。实践中,包括RCEP和国内法在内的中国对数据跨境流动的规制与DEPA规则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不协调性。为此,中国应坚守合作包容的理念,从构建多样化管辖、自贸区(港)制度探索、加强共建“一带一路”等三方面探索高标准、高水平的数据跨境流动规则,实现与DEPA规则衔接,完善数字治理“中式模板”,从而为构建全球统一的数据治理格局贡献中国智慧。

论司法互助取得言词证据在台湾地区证据能力认定路径之变迁

通过两岸司法互助取得的言词证据的证据能力认定,面临台湾地区制度面的困难。《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实施以来,台湾地区法院在"法律审"中,运用类推适用等方法,将请求大陆方面取得的证据纳入"传闻证据例外"的范围加以评价,形成了具体认定路径。台湾地区法院通过"统一法律见解"进一步明确了司法互助取证的证据能力认定规则。相关路径为提升两岸司法互助的效能提供了保障,但也面临来自台湾地区学理发展与"司法改革"的影响。

试析台湾当局在外国司法场域活动的模式与影响——以英国“林克颖案”为例

台湾当局的政治地位不仅体现为我国法律体系内的法律定位,也涉及外国法律体系对台湾地区的定位问题。近年来台湾当局延续了在外国司法场域的活动,与外国开展的司法协作蕴含着司法与政治之双重目的。在英国"林克颖案"中,台湾当局规避正式签约,积极参与和推动遣返的司法进程,在英国法院获得"第二法域"地位的确认。尽管英国法院判决并不导致对台湾地区的承认,但台湾当局的相关活动模式侵蚀着一个中国原则,可能助长台湾地区单方面拓展"国际空间"的活动。为此,大陆应当对台湾当局在外国司法场域的活动保持关注,在两岸既有制度框架内探索处理具体问题的正确方式,并在法律外交中传播一个中国原则的法理与制度。

两岸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制度创新及其完善

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是《海峡两岸投资保障和促进协议》(简称《两岸投资协议》)中体现两岸特色的重要制度创新之一。相较于传统双边投资协议中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而言,两岸投资争端解决机制除了引入两岸私人投资争端解决方式,还规定了投资者与投资所在地一方投资争端的协调、协处和调解等多元化机制,实现了单方规定的协议化和国际实践的两岸化,从而有效降低了两岸投资争端的"泛政治化"风险。未来,应进一步完善两岸投资补偿争端的调解程序,确保调解协议的法律约束力和执行力。

中国—加拿大双边投资条约述评

由于决策过程中独立性、公开性和公平性的缺失,中国与加拿大之间的双边投资条约为加拿大政府埋下了法律与政策隐忧。与此同时,由于条约中存在所谓最惠国待遇条款的'戏法',中加两国所需承担的风险和责任并未达到安全水平。鉴于中加投资条约的长期锁定效应,投资条约仲裁的新颖性和扩张性对于中加两国至关重要。有鉴于此,中国和加拿大两国政府均应放弃或撤回那些旨在批准条约所采取的措施,转而组织更大范围内可能受条约影响的利益攸关者对该条约及其所包含的私人投资者与国家之间的仲裁机制进行审慎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