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特区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楷模与缩影——厦门经济特区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

改革开放使厦门这个古老的城市充满活力、焕发生机,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三个文明的协调发展,特区人的全面发展,处处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展现给世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精彩缩影。厦门经济特区20余年来取得巨大成就是执行邓小平理论、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的结果,也是这一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针、政策的正确性的有力印证。

以史为鉴开生面——关于马克思主义指导哲学社会科学的历史经验反思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对于哲学社会科学把握正确方向,实现创新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的指导,必须总结一百多年来马克思主义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互动关系史。要倡导科学运用,反对生搬硬套;要正确区分两种不同性质的学科;要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与广大哲学社会工作者两个群体的积极性。

建设先进文化 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厦门经济特区应当确立的奋斗目标

厦门经济特区在两个文明建设方面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为促进特区人民素质的提高 ,促进特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展望未来 ,厦门经济特区应当确立人的全面发展的奋斗目标。厦门经济特区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 ,先进文化的建设 ,推进了特区人的全面发展 :促进了特区人观念的变革 ,形成了新的伦理道德规范 ,提高了全体特区人科学文化水平 ,弘扬了科学理性精神。特区人的全面发展不仅是经济特区发展所追求的目标 ,而且是厦门经济特区发展最具潜力的基本要素 ,是厦门经济特区再创新优势的基础。

论历史唯物主义语境中的道德哲学趋向——从马克思恩格斯拒斥“道德说教”谈起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道德说教”和“道德要求”所持的反常批判态度,引起人们对这些论断真实意图的多种猜测和解读。通过对他们的具体批判对象和面临的具体历史任务的分析可发现,马克思恩格斯只是强调“道德说教”和“道德要求”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源,但不能因此断定他们是非(反)道德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道德观的基本特征主要在历史唯物主义中获得确认。历史唯物主义也支持某些抽象原则(道德原则)对调控各种社会关系的合理性,但是合理的抽象必须与具体现实紧密联系。推进当代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研究,必须挖掘以合作、团结和大公无私等为主要内容的无产阶级道德。对无产阶级道德的时代性阐释,可为思考当今世界复杂的国内外矛盾关系提供伦理基础。

阳明学派对小人是否有良知的讨论——以《大学·诚意》“小人闲居为不善”的解读为中心

朱熹《大学章句》解“诚意”章,认为小人并非不知是非善恶,但不能“诚其意”,朱熹晚年认为,小人不能“诚其意”,是“知不至”,对小人知是非善恶又予以较多否定。王阳明讲人人皆有良知,从心之本体上讲知善知恶的良知,并认为小人亦有良知,但同时又认为小人不可能“致良知”“诚其意”,因而会“以善为恶”“以恶为善”,结果是“虽曰知之,犹不知也”,实际上又否定小人之有良知。阳明后学对小人是否有良知的问题有所讨论,虽观点不一,但都强调“诚其意”。由此亦可看出阳明学派对于小人是否有良知这一问题的谨慎态度。

论“国家理由”的二律背反——对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康德式重构

近代以来关于“国家理由”的论证中,以基督教二元主义政治观为背景的自由主义与在思辨神学的框架中展开的黑格尔主义,各执一端,互相反对。如果以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为线索,以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为视角,重构马克思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进路,则不仅可以揭示出黑格尔法哲学的思辨哲学根源,提炼出一种既不同于自由主义、又不同于黑格尔主义的国家形式,而且还可能将这种形式与中国传统社会的批判性分析予以对接。在更高的层次重构马克思的法哲学批判,当是突破“国家理由”之二律背反,激活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当代潜力的推进方向。

畸于人而侔于天——生命哲学视域下《庄子》中的“畸人”之德及其美学意义

《庄子》中的“畸人”,畸于人而同于天。畸人内德充实,生命力顽强,与神人、至人等理想人格形成互补关系。“畸人”之德,其一,以道为宗,师法自然;其二,超越形骸,忘怀生死;其三,具有以“畸”为用、以无用为大用的生存智慧,与物为春,与时俱化;其四,“独”,保持精神和人格的独立和自由。他们游方之外,以醒世者的姿态批判礼俗社会对生命和人性自由的框限,反对对人的同质化和标准化要求。庄子借“畸人”形象,一方面开创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审丑”美学;另一方面展示了丰富的生命哲学意涵,期待人们能跳出成心和定见的思维惯性,对生命作平等观照,从而实现精神的超越和独立。

汉语语境下前语言时期的儿童哲学探求与检视

哲学思想的存在标准最初是通过人“说出来的语言”来判定,这导致了语言对哲学的重要地位。然而,对于儿童而言,他们生长阶段中存在着一段“非语言”或者“无语言”的“前语言时期”。这个时期对哲学,甚至对人生认知的整体性提出了挑战。化解这个危机可从中国哲学中的“赤子之心”找到突破口。赤子之心强调人的一种外在行为表现,而非语言的“言说”。这也符合儿童哲学的“知行合一”准则。“行”的原则和语言中的连词的天然存在,为儿童哲学的存在提供了一种先验的可能性。同时,“行”的原则也可能突破“反思”必须依靠语言的窘境。在这种理念下,“做哲学”的先天优势即突破了言说本身存在的年龄界限,也将哲学从整体性上做了有效的说明。儿童哲学中“做”的这个特性,点明了儿童哲学在人的整体伦理教育中的关键环节,是汉语语境下思考儿童哲学发展的一个核心面向。

霍耐特社会法哲学中的互动与认同维度

霍耐特社会法哲学综合了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与自己的认同理论,在充分吸收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对时代病理诊断的基础上,拓展了既有批判分析,又有规范建构的当代社会批判理论。霍耐特所尝试的这个理论建构既是对社会法理论发展的梳理,也在更大程度上拓展了可供分析的社会法原则。在霍耐特社会法哲学的内在制度化中,社会互动是形成规范的稳定性的重要因素,从社会运动史的研究中可以揭示出这个社会互动的多元结构,它表明人们在社会的制度化之中获得尊重和得到认同的心理欲求。但霍耐特的社会法是具有实证精神的理论体系,个体在其中所获得的爱与团结具有可被感受的现实性,与此同时又保留着作为形式伦理的规范性。

历史唯物主义的道德规范性与阶级利益——兼及马克思主义的正义问题

马克思主义关于“正义”“公平”等的论述既具有描述性特征,也具有规范性特征。当在描述性语境中阐述其道德观念时,马克思和恩格斯试图说明道德与物质生产方式的关系、道德的历史性、道德的阶级性、道德与阶级利益的关系等内容。而在规范性语境中,他们也确实对资本主义作出了道德评价,认为其是不正义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作为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言人来抨击资本主义社会对无产阶级的迫害。通过对历史的科学研究,他们认为无产阶级利益的实现符合历史发展趋势,无产阶级道德观比资产阶级道德观更为合理。他们比较各阶级道德观之合理性的标准不在历史之外,而是由历史本身来提供的,即何者所代表的阶级利益的实现符合历史发展必然性,何者就具有合理性。

旧邦新命 生生不已——评李承贵教授《儒学的义理与敞开》

李承贵教授的《儒学的义理与敞开》一书,以“生生”为书眼,在宏阔的思想视域里对儒学进行了细致的、体系性的研究。该书的创获有三:其一,始终保持提炼学术话语、梳理学术脉络的自觉,站在文化存续、发展与演变的高度去理解儒学。其二,将自身的研究主动融入复兴传统、弘扬传统的时代需求之中,并不断吸收学界已有的成果,有力地回应了当代儒学发展所面临的诸多挑战。其三,以开阔的学术格局、独到的问题意识,仔细考察、探索儒学的现代转化路径。总之,该书拓展了儒学的当代“生生”之路,或将成为后世了解我们这个时代儒学发展状况的理论资源之一。

直而已矣,然是否真?——也论儒家观念中的“亲隐”问题

《论语·子路》及《孟子·尽心上》《孟子·万章上》中关于“亲亲互隐”的文字作为儒家文化情本位观念的一个样本,引发了学界关于这是否是一种滋长腐败的负面因素的正反两极评价。细读文本,双方也许都忽视了孔孟基于其观念立场对亲隐固然有其坚持,但其本质上却是防御性和有限度的。从伦理两难的角度看,情直与正直、亲情与公义间存在紧张关系,但就伦理与道德的分际论,道德本质上应该是超越人之本能从而亲情伦理的,情直不等于理真,而只有在理性基础上健康的公共生活才有可能。在进一步的反思中,亲情原则折射出中国文化缺乏超越性精神向度的特征,这是作为中华儿女的我们应该直面与思考的。

“理解”的理解

“理解”在特定哲学语境中是与“解释”相对应的范畴,我们理解意义,解释事实,由此彰显人文学说与科学知识的分野。作为以理解的筹划为存在方式与本质的此在,人同时生活在事实与意义世界中,意义代替不了事实,却形塑事实,是人类社会“日新,又日新,日日新”的终极源泉所在。只有在这样的视野中,人文思想的本体存在性意义以及其与科学认识的关系才能得到正确的定位与充分理解。近年国内学界围绕“父为子隐”的争论为意义理解与阐释的辩证复杂性提供了一个实际的案例。

论人与自然的和解——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探析

人与自然的同质性决定了人与自然和解的可能性,异质性决定了其现实性和复杂性。马克思恩格斯通过考察人类活动的历史来认识人与自然和解所追求的社会目的和内在诉求,将满足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需求置于优先地位。社会实践中的人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解的主导力量,人类必须深化对制约发展的环境因素的认识,承担起对地球生态环境的责任。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产生人与自然和解的基础,社会交往是人与自然和解的现实前提,人与自然和解的理想路径需要人从社会关系方面把自己从动物中提升出来。

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三重建设机制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根本在于厘清“怎样建设”的问题,它关切三个基本问题:谁来建设?建设什么?如何建设?对建设主体的互动机制研究回答第一个问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根本上规定和引领四大建设主体及其结构-功能定位,四大主体通过利他-制约的互动准则构成文化强国建设共同体。对建设任务的协同机制研究回答第二个问题:文化强国建设三个方面的重要任务,即提高社会文明程度,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以及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整体构成系统优化、高效灵活的战略协同关系。对四大主体和三大任务互动互促的内部机制研究回答第三个问题:四大主体分别创造和积累体制资产、社会资产、经济资产与文化资产,形构为具有流通特性和伸缩特性的正四面体,在文化强国建设实践中实现与三大任务的互动互促。厘清建设主体高效互动、建设任务优化协同以及主体与任务的互动互促这三重机制,有助于更为具体地揭示文化强国建设的方法论和路线图。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历史逻辑、理论蕴涵与实践意义

深化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理化研究阐释及其实践运用,对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所构建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华章、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推动世界历史文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习近平文化思想精准把握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通过建设文化强国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文化支撑,并且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进文化建设。它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滋养,致力于通过“结合”,创造既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基础,又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主体性承诺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开辟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新境界。习近平文化思想蕴涵中华文化主体性、世界历史与共产主义三位一体的历史图式和理论结构,有助于牢牢把握文化领导权,勘破和超越资本主义文化霸权,终结所谓“历史的终结”并开启人类文明新形态。

物质变换的调节控制——《资本论》中的生态哲学思想探微

马克思《资本论》关于物质变换理论的探讨内容丰富,蕴涵着生态哲学的思想。马克思通过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揭露了资本主义条件下人和自然之间物质交换关系的反自然的本质特性,提出了克服人与自然物质变换异化的调节控制论的设想,探讨了物质变换过程中实现物质资源循环、持续利用的必要性与条件性。

民国时期朱熹哲学研究中的日本影响

民国时期的朱熹哲学研究既是当时学者的学术探讨,同时也包括了对于日本朱熹哲学研究的引入和创新;日本的影响构成了民国时期朱熹哲学研究的重要特色之一。日本的影响,不仅在于一些重要学术著作的译介,而且还表现为对于朱熹哲学的论述框架以及所引述研究资料乃至基本学术观点的大致相似。需要指出的是,民国时期,最初在日本朱熹哲学研究影响下而形成的从理气论出发的对于朱熹哲学的论述框架,一直沿用至今,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当今对于这样的论述框架本身做出更为深入的反思,显得尤为必要。

政治正义的哲学传统与马克思的正义观

由苏格拉底开启的古典政治哲学,以探究德性(arete)为主题,思考正义的社会秩序问题,然而,在马基雅维里那里,政治哲学蜕变为政治术,霍布斯更是强化了政治的科学性,置权力于优先地位,把权力作为政治哲学的核心,由此形成了政治哲学的两大传统。这两种政治哲学传统又都是建立在抽象人性论的基础之上的。马克思从人类解放的视角去思考和构建现实的伦理生活,从而实现了对传统政治正义的超越。

超越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普特南哲学的终极命意

超越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的对立是普特南哲学的内在追求。普特南在追求这一目标的过程中 ,经历了两次重大的思想转变 ,即由科学实在论向内在实在论转变 ,再由内在实在论向自然实在论转变。每一次转变都是向生活实践的进一步皈依。内在实在论由于尚未真正摆脱形而上学实在论的思维方式 ,故显出自身学理上的不融贯。而自然实在论在生活实践的层面上纠正了传统二元式的思维方式 ,坚持了实在论的追求而又抛弃了实在论的形而上学的包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