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信俗下古代妈祖塑像和图像艺术研究》书评

妈祖文化是中国沿海地区,特别是福建、浙江等地民间信仰的一种精神文化,是以妈祖为中心的神灵文化。一直以来,大多数学者都是从民俗学、文献学、宗教学、历史学以及人类学的角度来研究妈祖文化,缺乏对妈祖艺术形象的研究。本文对近期张蓓蓓教授出版的《民间信俗下古代妈祖塑像和图像艺术研究》一书进行评论,认为本书从妈祖艺术形象这个角度进行研究具有特殊的意义,为妈祖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成果,并且拓宽了妈祖研究的幅度,有助于学者更全面的研究妈祖文化。

林则徐研究的重新思考

在当今二十一世纪里开展林则徐研究,我们不能一成不变地套用上一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思维模式来研究和分析林则徐问题,但是也不能轻易忽视中华传统文化中核心价值的延续与传承。从这一学术思考点出发,开展林则徐研究至少有三个问题值得我们重新探索。即应当把林则徐问题放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分析,研究林则徐应当坚守中华民族传统的基本价值观,以及更为广泛地进行新史料的发掘。从而开拓更多的研究领域,努力掌握林则徐研究的权威话语权,为福建、为我们的国家的文化传承、道德的弘扬,作出应有的贡献。

乡村文化振兴与地方戏剧的文化意义

2023年10月8日,中共中央在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概念,学习领会和贯彻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我们责无旁贷的时代任务。从乡村文化振兴与地方戏剧文化意义的角度,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大时代现实价值,乡村文化振兴的核心在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地方戏剧在继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地方戏剧的这一基层文艺平台,努力推进乡村文化振兴,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做出自己的奉献。

试论莆仙戏的悲剧性及其文化内涵

中国戏剧的表现形式,历来以“喜剧”为主,包括京、昆、越、豫、梆、评等在内的主要剧种对悲剧的创作与表演还比较薄弱。在福建省莆田市一带流行的“莆仙戏”,其受众不过五百万人左右,但是近70年来的莆仙戏从业人员,对莆仙戏悲剧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探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优秀成果。莆仙戏悲剧的多样化所体现出来的文化内涵,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性,以及宣扬优秀传统道德观、歌颂纯真无私的男女恋爱观等显著特征。莆仙戏悲剧的不断探索与实践,堪称中国悲剧发展史的一个重要标杆。

略论妈祖文化的时代意义

2023年6月2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北京举办了“文化传承与发展”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座谈会上提出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伟大战略号召。在这次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还对中华文明的突出特征进行了高度科学的凝炼概括,他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

台湾史研究的两岸互动与学术坚持

要深入开展台湾历史研究,加强与台湾学界的联系与合作,吸取和借鉴台湾学界的研究成果,无疑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台湾的史学传统,早先的学者传承于祖国大陆,可谓一脉相承。20世纪50年代以后,西方的史学理论和方法论对于台湾史学界的影响逐渐扩大,在这两方面的相互作用下,台湾的历史学界有了比较深厚的学术积淀,形成了一支学术素养相当扎实的研究队伍。

跨越地域与历史的界限来重新审视黄河文明的文化意义——以中州文化与闽台文化的关联性为例证

近三十年来,包括黄河文明史在内的各区域文化史的研究取得了许多引人注目的优秀成果,但是这种区域文化史的研究,往往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受到地域界限的限制,大家各自醉心于本区域文化的深度与广度的发掘,而较少关注于区域之外的问题,特别是不同区域文化之间的相互关联因素的思考。本文试图通过对于中州文化与闽台文化关联性的初步分析,探寻不同区域文化间的超越地域的界限与超越历史的界限,从而从更为广阔的空间来阐释黄河文明的伟大意义。

福建儒学文化精神的超时空审视

近一百年来,由于西方文化的冲击,国内社会政治环境的变迁,以及学界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论的不同理解和坚持,导致了人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存在着种种不同的歧义。就福建儒学传统而言,朱熹、李贽、严复无疑是南宋以来中国文化思想领域的杰出代表。然而现代学界习惯性地把对朱熹、李贽、严复等人的文化思想精神研究割裂开来,使之成为互不相干的三种思想状态来进行分析。这种研究思维方式,大大降低了人们对于福建儒学传统文化精神核心内涵的认识。我们跨越自宋代以迄清代末期的近千年时空界限,就不难看出,无论是朱子学、卓吾之学以及近代的启蒙之学,他们所具有的突破不合理传统、勇于创新进取的文化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其文化思想价值是同时期中国其他区域文化及儒者们所无法比肩与跨越的。

从王翠翘传奇看明末清初人对于徽商“海寇”的另类解读

明代中后期徽州的汪直、徐海等海商集团,横行海上一时。从政府统治和传统观念的立场看,是十恶不赦的"海寇"、"海盗",但是如果把汪直、徐海等人的作为放到明清时期社会经济变迁转型的历史进程中来观察,汪直、徐海等"海寇"、"海盗"对当时的社会影响确实不可忽视。我们在阅读明清文献时,曾经接触到一些明末清初诸如《王翠翘传》的传奇小说,从中可以领略到当时人对于这些"海寇"、"海盗"们评述的时代变迁以及另外一些截然不同的书写方式,有助于我们对于明末清初"海盗"问题的多角度观察。

闽台地区回族、畲族的妈祖信仰

重点调查福建泉州回族郭氏家族和丁氏家族,以及台湾蓝氏家族的妈祖信仰,叙述现状并追溯其历史。指出研究闽台少数民族崇拜妈祖现象,对认识文化的超越与认同是中华民族凝聚与发展的基本要素之一,以及对深化南中国区域文化变迁史的整体考察等方面皆有意义。

明代市舶司与提督市舶太监

宦官擅权是明代的弊政之一,尤其是皇帝外派各地的镇守太监,恶迹甚多;学界对此研究较为深入。然而对于派驻市舶司的提督太监,则研究者很少涉及。市舶司是明朝政府与外国交往的专门职能衙门,提督市舶太监不仅是明代宦官干政地方事务之始,而且还剥夺了市舶司原设提举官吏的权力,把持市舶事务,营私舞弊,肆意妄为。更为严重的是提督市舶太监直接导致了嘉靖年间倭寇的蜂起。而对于明代中期提督市舶太监的横行妄为,不少士大夫采取了包容甚至合作的姿态。士大夫与宦官的这种暧昧关系,才是明代宦官干政在体制上的内在因素。

闽南书院文化传承与产业化发展

闽南书院文化作为具有鲜明特色的闽南文化的代表,体现了边陲地域文化积极与中华文化的核心与主流相结合的特点,同时又具有面向海洋文化的世界性、开放性的特点。这些文化特点又具体表现为闽南地区、家族兴学重教的传统、朱熹及其后学的学术文化影响、书院学田多样化、与台湾地区的密切互动等文化特点在闽南地区的传承。到了近现代社会,闽南书院又率先开启了"中西结合"的现代化发展,使得书院文化得以换发新的生命。在中华民族复兴与重铸中华文化的时代,一些有代表性的闽南书院率先开启了产业化的发展道路,对于中国书院的现代化、闽台书院的文化交流以及"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书院文化传播都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中国书院在当代社会实践中的新发展——基于传统家族书院、乡村书院与当代社区书院的比较

社区书院作为当前基层社会教育与社会治理的一种新形式,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中创造性地转化了中国传统家族书院与乡村书院的历史经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社会互动的一项创新尝试。社区书院作为社区的公共空间,有助于推动传播文化知识与提升国民素质,有助于协调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治;有助于培育、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时也发展了'乡贤''乡规民约'在社会治理中新的社会意义,体现了中国文化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战略力量历久弥新的价值。

故宫档案中所记载的圆明园内天后宫

以故宫档案中所记载的圆明园内天后档案资料为讨论对象,追溯清乾隆皇帝南巡与淮安清江浦惠济祠建设历史,介绍嘉庆年间清廷在圆明园内所建供奉妈祖的惠济祠沿革,为研究清代皇帝崇奉妈祖提供一份较可靠参考史料。

晚明的地方人际网络与书籍出版——以《宝颜堂秘笈》为中心

《宝颜堂秘笈》是晚明的大型丛书,详细记录了所收之书的编校者名单。依此名单,对比不同史料,可以发现《宝颜堂秘笈》的许多编校者是晚明嘉兴地方士人网络的重要成员,不少编校者之间存在密切的亲属关系与非亲属等一般的人际互动。考察《宝颜堂秘笈》的编校者及其编校情形,可以确定晚明嘉兴的书籍编校尚未形成专业化的分工,书籍的编校与生产不是出版从业者的专业性工作,而是由地方士人进行的业余工作,具有人情往来的性质。书籍的编校与出版是晚明地方士人集体活动网络的一部分。

清郑力量的逆转与康熙统一台湾

近现代以来,研究明郑集团的抗清活动与清朝康熙统一台湾的历史,往往存在着某些道德与现实相互混淆的误区。许多学者在论述明清之际的这段历史时,总是有意无意地彰显郑氏集团的文武业绩,尽可能地回避他们的弱点与负面因素。事实上,郑氏集团以福建及东南一隅,与拥有中国辽阔地域的清王朝相抗衡,实属不易,双方力量之悬殊显而易见。郑氏集团为了补充兵员和筹措粮饷,苦苦支撑,甚至不择手段。近年来,笔者从事闽台地区民间文献的搜集和研究工作,不经意中看到一些私家文献对于这一时期清郑对抗的历史记载,现整理如次,或可从另一个侧面,加深人们对于清郑力量的逆转与康熙统一台湾的全面认识。

元代天妃文献史料辑录

元代是妈祖信仰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本文对元代文献中的妈祖记录进行搜索,发现其中存在不少史料值得发掘。所搜集到的有关天妃的辑录资料,从不同的侧面反映出元代天妃信仰的特质,这些资料值得研究者们加以重视。

明代关于“天妃”封号的论辩

明代天妃的封号在永乐年间由朝廷正式封予,但是在士大夫和读书人阶层里,还是存在着不同的认识。本文对明代士人、读书人中对于"天妃"的封号进行了简单梳理,认为明人对"天妃"的理解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通过两种不同的解释和辨析,可以加深对于明代儒学和祀典信仰以及民间信仰之间相互磨合过程的理解。

论题:史无定法——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理论与方法论问题

陈支平教授：史学研究需要理论与方法。理论方法运用得当。将大大拓展历史科学的深度与广度。然而，如果过于执着于某一理论与方法的纠缠．甚至把某一理论或者方法限定为历史研究的必然功课．那么理论与方法可能成为禁锢历史研究的枷锁。上个世纪中国的历史学固然取得了不少成绩．然而史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却走上僵化教条的胡同．如何避免僵化教条的思维逻辑和唯我独尊的学术定位．

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创新与回归传统

一百年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崇洋之路 近代以来,在西方国家船坚炮利的冲击下,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也在强势的西方文化面前,显得中气不足,低人一大截。在西风东渐的整体氛围之下,古老的中国历史学也不能幸免。睿智的中国学人们,在努力探索中国史学创新的同时,不免要对中国传统史学进行某些自我矮化的反思。其中最著名的学者,莫过于胡适先生和梁启超先生了。胡适先生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批评中国的传统史学说：＂中国人作史,最不讲究史料。神话、官书都可以作史料,全不问这些材料是否可靠。却不知道史料若不可靠,所作的历史便无信史的价值。＂（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