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自主性、族群结构与东南亚国家华人政策的差异性——基于泰国、印尼和马来西亚的比较研究

当代东南亚各国的华人政策具有显著的差异性。这一现象植根于近现代殖民遗产的结构性原因,而治理自主性及族群结构则是导致政策差异的关键变量。具体而言,治理自主性决定了东南亚国家能否避免殖民政权对移民事务的支配,自主地协调与适应华人的移入;族群结构则决定了各族群在政治参与中可利用的物质基础和竞争杠杆。作为东南亚国家中的典型案例,泰国、印尼和马来西亚分别建构了“治理自主+单一族群主导”“治理不自主+单一族群主导”以及“治理不自主+多族群竞争”的模式,也相应生成了“温和同化”“严酷同化+区别”以及“温和同化+区别”的华人政策。当代东南亚国家的华人政策实际上反映了各新兴民族国家在建构过程中存在的普遍性困惑,不仅是关乎各民族国家建构、巩固与发展的重要议题,也是中国在推进同东南亚国家睦邻合作时不可忽视的因素。

中国古代“天下主义”的千年传统:演进、内涵和特征

中国古代“天下主义”是一种儒家意识形态,长期规范和指导中国的治国方略,尤其是对外关系实践。作为一项观念意义上的思想指南,称为“天下观”,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作为一项政治制度及秩序想象,称为“天下秩序”,确立于两汉时期。从秦汉到明清,“天下主义”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嬗变过程,发展为一项包含观念、原则和规范、结构和制度的思想体系。“天下主义”是基于中国或华夏中心的,在地理、政治和文化上表现为等级制的中心—边缘结构,坚持“内圣外王”和“华夷之辩”等基本原理,在制度上包含“德化”、礼制、“用夏变夷”、征伐、羁縻、朝贡等,在对外关系实践上又得到“守中治边”、盟会、互市、和亲、“严夷夏之防”等行为模式的补充。清末,作为中国古代国际秩序观的“天下主义”在西方强力冲击下走向破产,但从近代至今,它在精神上始终存在于中国人的思想与实践生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