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FDI与当地农民增收--基于闽台农业合作的研究

本文在实地调研基础上,运用漳浦县台湾农民创业园的相关数据,检验引入台湾地区农业FDI对本地农民的增收效应。发现,在控制了其他影响农民收入的因素之后,引入台湾地区农业FDI对农民增收效应不明显。主要原因在于:台湾地区农业FDI进入福建农村,基本上采取了以土地使用权转让为主的"佣工模式"。这使本地农民不论是从土地补偿收入、租金收入,还是从因此受雇的工资收入看,均无法有效弥补所流失土地的经营性收益。

论市场经济与对外开放:基于中国实践的经济史考察

本文辨析了关于中国对外开放起始时间的不同观点,指出关键在于对外开放概念的模糊。本文认为对外开放是与市场经济相联系的概念,是一国市场经济关系在对外经贸领域的延伸,是一国为保障独立市场主体平等地参与国际市场竞争而做出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其形成关键是该国经济体存在大量自主从事对外经贸活动的独立市场主体。因此,1978年才是中国从封闭半封闭状态转向全方位开放的历史转折点。基于此,本文详细梳理了1949年至今中国外贸领域独立市场主体的消灭与再造进程,从经济史角度证实了1978年是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转折点,更证实了市场经济与对外开放的共生共存关系。

公共财政体制城乡一体化与乡村振兴——基于曹远镇的调研

在中国即将步入高收入经济体、人口城市化率接近70%的经济发展新阶段,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应当更加重视非农产业支援农业、城市反哺农村以及财政对于乡村建设的作用。基于福建省永安市曹远镇22个村的村财收支数据调查发现,各村的村财收入主要依赖于政策性补助收入和“租金”收入,具有偶然性,缺乏持续性,难以承担起提供农村公共品及农民社会保障的重任;不同村之间收入差距悬殊,限制了公共品供给的公平性和村民最低水平福利的保障程度;现有的财政补贴提供方式缺乏公平性和普惠性,财政转移支付的效率存疑。因此,应当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公共财政制度,通过财政的经常性拨款,实现政府提供村级公共品服务,推动村域开放;逐步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将农民纳入这一体系;增加财政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较大幅度地提高农业生产经营的比较收益,促进农地流转、资本与技术流入农业,振兴农业。

“政资分开”能改善国有企业投资效率吗?

我国新时代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方向是以管企业为主向以管资本为主转变,实现“政资分开”.本文选择实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作为促进“政资分开”的重要举措,发现其对国有企业的投资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进一步分析表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对投资过度的国有企业、高干预地区的国有企业,以及对具有较高程度预算软约束的国有企业的投资效率具有更大的改善作用,说明减少政府对国有企业的干预以及约束预算软约束下的投资过度行为是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提升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重要作用机制.这些发现为深化国企改革,优化国有资本配置,及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的兼容性提供了有力的经验证据.

低碳转型风险的“涟漪效应”

“双碳”目标背景下,有效识别并量化金融市场内的低碳转型风险,对于维护国家经济低碳转型过程中的经济金融安全以及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提出属性分类建模法,将上市公司的碳排放、贝塔系数、市值、市净率等属性特征与前沿张量自回归模型相结合,构建基于多维度属性风险关联指数和关联网络的风险传导效应分析框架,用以刻画低碳转型风险在属性结构中的“连漪效应”。结果显示:多维属性视角下,中国股票市场中的“涟漪效应”体现为具有相似属性特征的上市公司之间的风险关联效应;低碳转型风险的“连漪效应”传导中心位于“高碳排、低市净率、高市值、低贝塔”类别。随着风险逐步沿属性特征向外扩散,风险关联强度逐渐减小;中国提出“双碳”目标后,各层涟漪的风险关联强度均呈现显著上升趋势;高碳排属性是低碳转型风险“涟漪效应”的主要驱动属性,但在“双碳”目标约束下,其驱动作用向低市净率、高市值属性转移,转型风险呈现出跨属性传导的特征。本文为碳中和背景下完善适应于低碳转型风险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构建低碳转型风险防治体系提供了理论依据。

先行先试、先发优势与领先发展——厦门特区改革开放经验之探讨

改革开放后,厦门成为国内最早试行改革开放的四个经济特区之一,获得改革开放的先行先试权。在开放引进外部资源之时,厦门坚持对内改革,先行先试,积极创新,较国内其他地区更早形成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调节市场作用的体制,创造了使世界范围的资本、人才等各项资源领先一步流入的区位优势,在体制优势的基础上,结合本地资源禀赋,形成综合竞争优势,从而保证厦门四十多年的领先发展。从政策优势到体制优势再到综合竞争优势,是经济特区在全国经济市场化过程中始终保持领先发展的关键。

“刘易斯拐点”的一个理论证伪--基于产品市场的视角

本文从社会再生产循环及社会产品实现的角度对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进行研究。论文分别在封闭经济和开放经济条件下利用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中的不变劳动工资假定并结合产品市场出清进行论证。研究证明:由于只考虑劳动力市场而忽略产品市场的实现问题,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的结论——只有当二元经济越过了"刘易斯拐点",实际的劳动工资水平才能明显提高——无论是在封闭经济或开放经济条件下都是不能成立的。在长期经济增长过程中,无论是一元经济,还是向一元经济转轨的二元经济,劳动工资都应当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相应提高。

中国股市和债市间避险对冲效应及其定价机制

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国股票和债券市场规模全球第二,表现出全球“避风港”的潜力,研究这两个大类资产间避险对冲效应,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中资本市场的运行规律,对中国经济学的构建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运用条件协偏度和协峰度来刻画一种资产风险变大和出现极端风险的情况下另一个市场是否具有对冲功能,并检验这种避险对冲效应是否影响股票和国债的风险溢价。结果发现,当一种资产对另一资产的条件协偏度下降和条件协峰度上升时,其预期收益会随之上升,说明我国股票市场和国债市场之间可以互相对冲风险,其跨市场定价机制符合偏度偏好和峰度厌恶假设。比较分析国债期货重新上市交易前后样本,可以发现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股票和国债市场间避险对冲效应有所加强。本文还将研究拓展至期货市场,发现国债现货能够对冲股票期货市场的波动性和极端风险,但相互避险的作用在股指期货和国债期货市场之间、其他现货和期货交叉市场间并不显著。这些发现为监管部门继续发展和完善股票市场和国债市场,放开国债期货和股指期货交易的管制,进一步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促进中国金融市场的良性互动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

居民负债压力下的财政政策效应

2016年至今,中国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居民负债率增长最快的国家。居民债务的快速累积会改变居民消费及投资行为,进而影响宏观政策效果。本文使用局部投影法考察了中国居民负债率迅速上涨对财政政策效应的影响,并结合包含住房消费属性和居民贷款违约风险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分析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高居民负债率样本下的财政支出乘数明显小于低居民负债率样本,居民债务会抑制财政政策效应发挥。居民债务会通过改变财政支出冲击对利率、通货膨胀、住房相对价格及贷款违约风险等变量的作用,影响投资、消费和产出。进一步地,住房消费和一般消费品消费对财政支出冲击的响应在不同债务环境下出现分化,居民贷款违约风险会经借贷约束变化作用于居民消费和投资。本文的研究揭示了居民债务对宏观调控政策效果的反作用。合理控制居民部门乃至整个国民经济部门的负债率,重视债务压力下不同产品消费的变化趋势,加大对非住房消费的财税扶持力度,辅之恰当的货币政策,维护住房市场的长期健康发展,将有助于促进财政政策“增效”,加快形成经济发展新格局。

深化股市交易制度改革,防范金融风险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防范金融风险还须解决许多重大问题”。股票市场在金融系统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如何防范和化解股市的系统性风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本文结合我国发生过的极端风险事件,对我国股市的交易制度进行分析,阐述了涨跌幅限制制度和设计不合理的熔断制度如何催化股市风险,并提出了针对股市交易制度改革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