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资热”背景下大学生从教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608名大学本科生的调查数据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是实现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调整和优化教师队伍必须吸纳更多的优秀人才。本研究选取2608名大学本科生为调查对象,对大学生从教意愿的现状以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通过对大学生群体从教意愿多个维度的现状描绘、群体差异比较与影响因素分析,文章认为应当保障教师薪资待遇,优化教师职业环境;加强实习实践教学,提升大学生任教能力;推动价值观引领,提高大学生教师职业认同。

平庸的优秀:大学生量化评价中“分数至上”现象研究

绩点制和学生素质综合测评是我国高校本科人才培养中普遍使用的学生评价方式。这种评价方式以“量化”为主要特征,通过数字结果呈现学生的学习成效与位次结构。在量化评价制度的裹挟之下,学生陷入“分数至上”的旋涡,争相追求“绩点优秀”“综测优秀”等以数字为标识的优秀,成绩演变成资本化的教育符号,教育沦为就业升学的工具,催生了“平庸的优秀”。久而久之,“分数至上”引发“数字暴政”和“无效内卷”,学生自我意识迷失、创新缺失。超越“平庸的优秀”,需要从教育观念、教育制度、教育环境等各个维度作出改变。

新时代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意涵与多维路径

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理念和目标指向。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不仅是服务国家战略、促进经济社会转型以及办人民满意教育的客观要求,也是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是一个既包含质量又强调发展的动态过程,需要厘清“高质量”与“有质量”、“发展”与“增长”的区别,并且明确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应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理念、以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为发展框架、以人的高质量发展为终极目标。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应该围绕“高质量”展开,需要完善治理体系改革,释放高等教育办学活力;贯彻新发展理念,强化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关联;突出办学特色,构建多样化高校分类体系;强调以人为本的价值观,着力培养时代新人。

相约云中 共享久久——纪念厦门大学99周年校庆

作为一种校园仪式,大学校庆不仅是隆重的庆典、盛大的节日、成就的展示、人心的凝聚和精神的唤醒,更是一种具有文化特征的记忆。厦门大学是国内大学校庆文化保存最完整、传承最完美的学校之一。厦门大学校庆自1921年4月6日开校便永久地确定下来,如今她已走过了99年的风雨洗礼,承载着陈嘉庚先生的救国梦想,在代代相传中汇聚着校友深情,在生生不息中融合着家国情怀,在孜孜矻矻中凝练着反思精神,形成了厦门大学所特有的捐赠文化和校友文化,以及独一无二的校庆文化和大学文化。一年一度的校庆,成为厦门大学精神和血脉的重要载体,也成为其立德树人、文化育人的重要途径。迈步新征程,厦门大学,也包括任何一所大学,更应当检视来时之路,将反求诸己、回首过往、展望未来的精神发扬光大。

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政策动因、现实困境与未来走向

当前,党和政府基于“战略需求”的政治动因、“经济需求”的经济动因和“人的需求”的价值动因,相继出台一系列中西部高等教育政策,丰富了振兴内涵,提供了发展动力。但究其内里,中西部高等教育依旧存在特色性不足、外部性不强、结构不合理等问题。为突破主导逻辑的路径依赖,须坚持党对中西部高等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稳定发展的基本盘;摒弃数量至上,创新中西部高等教育的价值观念;立足中西部地区实际,优先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加强区域协同合作,凝练中西部高等教育办学特色。

亲子分离对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影响研究--家庭关系与校园人际关系的中介作用

本文基于4个省份15所中小学的调查数据,探讨亲子分离对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较早经历亲子分离的儿童,其社会情感能力低于那些较晚经历亲子分离的儿童。亲子分离对儿童自我意识、自我管理以及人际交往技能的发展有显著的消极影响。异质性结果显示,亲子分离对小学生的负面影响强于初中生,对农村儿童的负面影响强于城镇儿童。中介机制检验显示,亲子分离不利于家庭关系和校园人际关系的构建,从而会间接影响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获得。因此,应将学前教育纳入随迁子女教育保障体系中,减少亲子分离,构建良好的家庭关系和友善的校园氛围,发挥家校合力,提升儿童的社会情感能力水平。

转设背景下独立学院学生的集体性焦虑研究

学生是独立学院转设的关键利益相关者和重要影响因素,然而已有研究很少关注转设对学生的影响。本文以独立学院学生在网络社交平台上发表的针对转设主题的评论文本为数据,基于LDA主题模型分析学生的集体性焦虑,并辅以深度访谈进行阐释和验证。结果发现:学生关于独立学院转设的焦虑主要表现为身份降级、权益受损、质量下滑、前途未卜、公平失衡五类。引发学生集体性焦虑的原因包括政策空间模糊、信息不对称以及公众的刻板印象。为了消解学生的集体性焦虑,政府需要健全相关法律政策,独立学院需要拓宽信息畅通渠道,抓住转型机遇,加快内涵建设。

人工智能时代高校教育教学嬗变与伦理审思

人工智能在高校教育教学中的应用,彰显了满足产业变革和社会服务治理对高校人才培养的需求以及回归高等教育初心、回应党和人民的期盼的价值逻辑。在应用形式变革层面呈现出从单向度支持到多向度开发的应用方向、从注重基础问题解决到追求内涵发展的应用目标以及分工辅助和人机协同互依共存的应用情境等形态。人工智能应用推动高校教育教学嬗变,如促进形成更加开放融合的高校教育教学体系、满足个性化的学生主体学习需求,也引发教师主体专业发展形成机遇与挑战、高校教学系统要素达成整合与创新等。需要重点关注的是人工智能给高校教育教学带来了教育数据和算法的伦理问题、道德责任主体的伦理问题和教师主体的职业伦理问题等伦理困境,由此提出相应对策予以化解和规范。

拔尖文科博士成长的社会支持系统分析——以73篇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致谢为轴

人们总是乐于将“拔尖”归结为天赋异慕、命运顾或英雄主义的个体奋斗,这在相当程度上遮蔽了个体成就背后“默默发力”的社会支持系统。事实上,作为有机内嵌于社会共同体中的生命,任何失去社会支持的个体要想在充满结构性边界的社会中穿梭都是举步维艰的,一些学者正是在此意义上把“个人成就”视为“社会成就”的具体而微。本研究基于社会支持理论“主体一介体一受体”三维分析框架,通过对73篇全国文科优博论文致谢文本内容的混合研究,深度扫描拔尖文科博士成长的社会支持系统,得出如下主要结论。

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缘起、内涵、行动

缘于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持续增长、入学群体多样性、培养机构类型多元化等背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提出“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经过十来年的发展,“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质量建设的共识。在“全面提升”与“优质共享”的目标引领下,我国高等教育坚持质量内涵式发展:优化招生制度,保障生源质量;聚焦本科教育,促进人才培养;评估与考核并重,多维保障质量。

人格类型理论下高校分类体系的新构思

我国高校分类体系如何更加科学合理,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既有的分类体系,无论是按教育功能或高校职能划分,还是按人才培养类型划分,均过于关注外部需要,忽视了人自身特质及其要求。步入以人民为中心的高质量发展阶段,教育促进人的全面、自由与和谐发展被置于突出地位。人格类型是人才培养的基础,也是高校分类的重要依据。在以往的高校分类框架基础上,基于人格类型的高校分类新设想,可以将高校划分为研究型、艺术型、管理型、应用型、创业型和技能型六种类型。它们既相对独立又互有交叉。新分类体系有助于纠正高校功利化和同质化发展倾向,推动高等教育多样化、特色化和高质量发展。

走出高等教育研究“树大果疏”之困境——一种本土化对策

“有树无果”或“树大果疏”是对我国高等教育研究表面繁荣实则匮乏的一种形容,原因之一是长期以来研究的西方化范式取向使然。本土化是走出困境的有效路径。本土化既是对单一西方范式的超越,也是中西融通与“互化”关系中生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范式。实现高等教育研究的本土化转变,关键要做好两项工作:一是在顶层设计上,坚持评价标准多元化、评价载体丰富化、评价周期长期化和评价元素中国化;二是在实践探索上,需要建立一支直面现实问题、多元开放和充满自信的研究队伍。

中国一流大学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战略:目标·风险·行动——以17所高校“十四五”规划文本为重心

一流大学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重点。对17所样本高校“十四五”规划文本的跨个案内容分析结果显示,中国一流大学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战略总体上以构建价值导向鲜明的学科生态、打造交叉创新的卓越学术体系、扩大中国特色话语的国际影响、强化校本风格的外适支撑能力为关键目标。但从实现这些目标的战略部署看,还面临着制度缺位加大科际协同困难、技术依赖冲蚀学术思想厚度、文化冲突阻滞本土话语传播、价值漂移弱化知识育人功能等潜在风险。对此,应注重培元固本,以集群发展逻辑增强学科系统合力;推进跨界竞合,以项目融合激发学术创新活力;加强品牌营造,以精品力作传递中国话语魅力;推动制度革新,以机制优化提振资政育人能力。

高等教育学如何走向“成熟”

高等教育学是我国独有的学科,作为学科建制在我国已有40年的学科史。在建设教育强国的背景下,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和内涵式发展亟需高等教育学的理论支持。基于高等教育学走向“成熟”的视角来看,高等教育学还是一门“不成熟”的学科。高等教育学“成熟”的特征包括能够解释实践中的高等教育现象,指导高等教育改革和引领高等教育未来。影响高等教育学“不成熟”有内外部原因,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命运与其成熟度紧密相关。

共性与个性:大学生跨学科学习行为基本特征与影响因素——基于35所高校的混合研究

跨学科复合型人才培养是市场、大学与个体的共同追求。基于学生发展理论,对35所高校大学生的跨学科学习行为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学习方式以跨院系选修课程为主,方式数量上二至三种占主流,内容以人文社会科学类为主、呈现“小跨多、大跨少”的特点。性别、学习风格、发展规划,院校支持、专业就业前景、就读专业态度、学科类别,以及家庭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皆对跨学科学习行为产生不同影响,其中学习风格、院校支持和家庭资本成为重要因素。为此,学生应发挥主观能动性,养成良好学习风格;学校应供给多元且丰富的资源,优化支持环境;家庭应转变和积累资本存量,改善文化氛围、夯实物质基础;学界应关注家庭资本与高等教育过程公平议题。

解构与重构:对马丁·特罗大众化理论的再认识

马丁·特罗的大众化理论在解释高等教育量变与质变的关系上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众多国家高等教育发展进程中发挥着不同作用。然而,当我们立足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实际检视大众化理论的预测功能时,发现诸多“水土不服”的问题。这其中有大众化理论自身的局限性问题,也有我们对大众化理论误读的原因,还有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特殊性”问题。因此,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规模不断扩大的今天,十分有必要重新解构大众化理论,回到大众化理论的原点,梳理其发展与修正历程,解析大众化理论的内涵与本质,剖析理论自身的局限与不足,分析传播和使用过程中的误解与误用,在中国高等教育的实践观照中重构大众化理论的“中国图式”。

拔尖文科博士成长的社会支持系统分析——以73篇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致谢为轴

拔尖文科博士是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有生力量,内外联动的社会支持系统是促进拔尖文科博士成长的有力保障。文科博士学位论文作为衡量文科博士学业成就、科研水平和学术潜力的核心标志,其水平高低是判定文科博士“拔尖”与否的关键尺度。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获得者是拔尖文科博士群体的典型代表,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致谢集中表达了该群体成长过程中所获社会支持的具身体验,是探察拔尖文科博士成长社会支持系统的重要素材。基于社会支持理论,对73篇全国文科优博论文致谢文本的混合研究结果显示:在社会支持主体方面,导师引领多方重要他者为拔尖文科博士成长提供全方位的圈层式护航;在社会支持介体方面,促进拔尖文科博士成长的社会支持介体类型重叠且来源分化,物质和信息支持的显示度远高于情感和陪伴支持,情感和陪伴支持来源的二元分化隐含着学缘关系淡化的潜在风险;在社会支持受体方面,拔尖文科博士身处象牙塔尖的多维苦乐体验不仅叙述了低情感性支持对读博之“苦”的二次强化,也昭示着“苦中取乐”的成才路径和“同群竞优”所引发的“形式陪伴”风险。为此,应探索建立“一主多从,资青协同”的文科博士生导师组制,在培养过程中适当关心文科博士生的家庭背景与亲缘关系互动情况,并通过激发同群效应的积极意义,优化文科博士生成长的社会支持系统。

中国高校战略规划的执行困境及其纾解之道

借助史密斯政策执行模型,系统考量C9高校“十四五”规划的执行过程,发现存在政策本体的内在限制导致政策执行力度减小、执行主体的利益冲突使得规划执行更加独立、目标群体的参与不足致使规划执行基础薄弱、执行环境的不确定性造成规划执行实效性差等困境。为在新一期五年规划中加强高校战略规划的可行性,须明晰高校战略规划重点,合理配置规划执行工具;调解执行主体的利益冲突,加强职能部门协同联动;回归育人为本理念,提升目标群体参与度;组建交织的高校战略联盟,拓宽经费来源渠道。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时代审视与路径优化

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如何培养符合时代要求的拔尖创新人才是当前人才培养至关重要的课题,需要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进行理性的思考与探索。着眼于新时代创新发展理念,须重新审视拔尖创新人才应进一步突出的素质特征,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新时代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价值意蕴,明确培养新时代拔尖创新人才在国家层面、教育层面和个人层面的重大意义。通过分析发现,当前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面临顶层设计不足、选拔方式单一、培养机制趋同等现实困境,这些严重制约了拔尖创新人才的成长。因此,必须加强顶层设计,科学系统地推进人才培养;遵循教育规律,构建适应时代的培养体系;集聚多方资源,营造人才自主成长的环境。以期进一步优化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走出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化培养道路。

大学生在线学习效果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基于F省高校大学生在线学习经验调查

基于F省内不同层次类型高校大学生在线学习经验调查数据,探究大学生在线学习效果及其影响机制后发现,自主学习能力是影响在线学习效果的关键因素,能够直接显著预测学生的在线学习效果,也能分别通过学生的在线学习体验、在线学习投入的独立中介作用和在线学习体验与在线学习投入的链式中介作用间接预测在线学习效果,且直接效应大于总间接效应。在三个特定间接效应中,在线学习投入的独立间接效应最大。如何改善学生的在线学习体验,提高其自主学习能力与在线学习投入,对促进数字化转型赋能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