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历史文献与经史传统

民间历史文献是普通民众使用的文字资料,似乎与"文史哲"传统相去甚远,难以登大雅之堂。不过,我们从事民间历史文献的教学与研究,总是觉得其中有一套通用的话语系统,来自于源远流长的经史传统,或者说是中国本土的文史哲传统。如果我们不了解中国古代的经史传统,实际上也就不能真正读懂民间历史文献。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史哲传统(经史传统)同样可以作为研究民间历史文献的方法。我在这里主要讨论三个问题:一是民间历史文献如何使用经史传统,二是经史传统如何进入民间历史文献,三是如何从经史传统研究民间历史文献。

“第五届民间历史文献论坛”综述

自2009年以来，厦门大学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中心连续举办五届“民间历史文献论坛”，论坛的前身是郑振满教授在中山大学举办的民间历史文献研习营（2005—2007年）。依据历届文献论坛的论文情况，计划出版系列“民间历史文献论丛”，目前已经出版《族谱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还将陆续推出其他文类研究论丛。

晚清州县委员与官僚行政——以巴县为例

有清一代,地方督抚大员因特定事务临时差遣的办事人员称为委员,“事竣则裁”。咸同以后,州县各类型公局机构大量兴起,委员出现了“任期化”的趋势。通过对清代《巴县档案》《南部档案》等州县档案资料的梳理,详细考察州县委员的职位、薪水及委员的承充、卸任过程,并对州县行政事务中委员的职责、委员与州县官的关系进行了讨论。清政府通过差遣委员,为候补官员提供了就职的“岗位”,有助于州县新增行政事务的运行,更加强了国家对地方社会的控制,“皇权下县”。

温州地区部分清至民国契约文书简介

温州市图书馆通过历史文献调查，从民间人士手中复制不少契约文书，经厦门大学历史文献中心整理并完成录文工作。本文将对这批契约文书作简要介绍，以期引起学界关注。

家族、婚姻与道学:《仙溪志·人物传》中的社会关系

一前言 《仙溪志》成书于1257年,是极少数保存至今的宋代县级地方志之一。仙溪指南宋福建路兴化军仙游县（今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县）。该地方志有一个特点,即特别注重地方家族及其人物。据陈尧道（1235年进士）为《仙溪志》所作序,此书乃时任知县赵与泌（生卒年不详）因＂邑士有请＂^（1）,命县尉黄岩孙（1256年进士）编纂而成。

从办理命案到参与新政:清中后期四川的三费局

有清一代,在既有的财政支出体制下,与命案相关的司法行政经费缺乏,引发诸多社会问题,授权士绅征收“三费”成了四川州县官员的解决之道。本文对清代四川三费局创办原因、经费筹集模式与经费来源、运作实态进行详细分析,指出三费局不仅为衙门办案提供经费支持,亦在州县行政运作、清末各项新政事务的办理等方面发挥作用。“三费”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州县行政经费不足,推动了清中后期州县行政中公局体制的形成。

明清时期的林业经济与山区社会——福建永泰契约文书研究

主要依据福建永泰县的现存契约文书,考察明清时期的林业经济与山区社会。在永泰县的山区开发进程中,土著家族依据里甲户籍与赋役制度,控制了当地的山林资源,而外来移民则通过租借山场,发展多元化的林业经济。由于土客之间的矛盾冲突,促使当地民众聚众自保,形成了庄、寨合一的山区聚落形态。随着外来移民的在地化,家族与村社组织普遍发展,形成了乡、族结合的社会文化传统。

学术共同体

在量化考核、学术GDP挂帅、全球"点对点"搜猎人才风行中国学界之际,富含创造力、凝聚力的学术共同体的诞生,似乎更加成为一个遥不可及的梦。培育学术共同体,事实上已经成为推动中国学术常态发展的头等事情。被誉为"华南学派"的一群历史人类学家数十年如一日,承上启下,深耕田野,切磋互动,已然自成今日难得一见的有机学术共同体。开放时代杂志社联合金门大学闽南文化研究所,邀请"华南学派"部分学者及其他相关学者于2016年3月5日至6日在"华南学派"重要田野点之一的金门岛,举办题为"学术共同体"的第三次开放时代工作坊。与会者根据现场发言内容,撰写了这组笔谈。

新史料与新史学--郑振满教授访谈

郑老师，您的硕士论文《明清时期闽北乡族地主经济》与博士论文《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都是在傅衣凌教授指导之下完成的。我们很想知道傅先生是怎样引导您的研究方向，而您又是如何研究上述课题的。

社会经济史视野下的中国革命

自2004年起,本刊设立开放时代论坛,每年11月第一个周末定期举办,至今已逾十二届。开放时代论坛旨在邀集多领域学者,推进对前沿公共议题的跨学科讨论。自2015年起,本刊再设不定期的开放时代工作坊,旨在邀集某学科或某些相近学科的学者,对学科内与时势相接的重要学术问题作专门探讨。第一次开放时代工作坊于2015年1月13日至14日在中山大学举办,主题为"社会经济史视野下的中国革命",我们希望从长时段、日常生活、地方社会的角度展现中国革命的复杂性、丰富性和延续性,以区别于惯行的党史研究。以下内容根据第一次开放时代工作坊录音整理而成,并经所有发言人审订。评论及讨论部分的小标题为编者所加。因篇幅所限,部分内容未能一并刊出。

“正统”的层累及流动——以唐宋闽北地方神欧阳祐为例

"正统"形象的神灵不构成民间信仰世界的全部,相反,由于乡民社会政治和民间文化意识地方传统往往借用"王朝"外衣,不断改造地域文化,使信仰活动充满"非正统"的色彩。唐宋时期,福建北部地区进入社会繁荣期,地方信仰形态也发生很大变化,邵武地方神"欧阳祐"本是地方巫教,后被佛教改造,接受了斋食戒律。北宋时期,"欧阳祐"成为官方祀典,随闽北科举事业的繁盛,又被士人们奉为科举神明,并被编造了诸多灵验故事。南宋时期,山区动荡,为了祈求地方福祉,道教黄箓醮仪成为了其宗教仪式的组成部分。此外,"欧阳祐"信仰向乡村传播的过程中,地方家族的祖先祭祀传统与其宗教活动又交织在一起。"欧阳祐"的一系列宗教实践表明,唐宋时期地方文化是地方官员、僧侣道人、文化精英和庶民共同创造的产物。由此可以看出,"正统"不能一劳永逸,而且其内涵需要在流动状态中得以体现。

东南亚华人的同乡同业传统——以马来西亚芙蓉坡兴化人为例

本文通过对马来西亚芙蓉坡兴化人的个案研究,探讨同乡同业传统在海外华人社会中的传承与运作机制。芙蓉坡兴化人的移民过程和聚居形态,始终受到原籍村社和家族关系的制约,而他们的生计模式和经营策略,也是尽可能利用同乡、同族、姻亲和师徒关系,建构以分工协作为基础的商业网络。在这种同乡商业网络中,私人企业之间的信用关系是至关重要的,而这种信用关系主要依托于乡土社会文化网络。因此,芙蓉坡兴化人创建了各种不同形式的同业组织、同乡会、宗亲会和宗教仪式团体。考察东南亚华人的同乡同业传统,有助于深化对离散社群理论和华人商业网络的认识。

身份、秩序与国家——20世纪50年代闽江下游地区的“水上人”与国家建构

本文以闽江下游地区在20世纪50年代前后围绕"水上人"的身份问题所发生的政治进程为背景,在新中国的国家建构如何在"地方"和"日常"的层面展开,并如何"嵌入"到底层和边缘人群的情感、观念以及行动方式的视角下,来讨论地方性、族群性与国家建构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某些特征。以福州为中心的闽江下游地区在新国家建构的过程中,"水上人"既是被"公民""阶级""民族"等现代政治范畴重新定义的对象,也是在被卷入到地方社会秩序重建过程中表现出其主体性的社会行动者。他们在大历史变革中对自身生存状态的体认和对地方性的"身份-秩序"结构的集体意识,折射出新的制度化过程与传统地方社会固有的秩序感和流动性发生的碰撞、互动和妥协,并深刻反映出传统中国现代转型从"身份社会"到"民族国家"的特征和内在张力。

清末州县警政与地方秩序——以重庆为例

清末新政,推广新式警政为其重要一环。作为西南地区最重要的商埠,重庆的警政办理处于领先地位。警政办理的经费以地方筹集为主,警察的职责包括维护地方治安、移风易俗、引导民众改善卫生等方面。重庆警政的办理虽得到部分士绅的支持,但地方州县的保甲、团练对此却有所抵触。同时,警政办理过程中还面临财力和人才缺乏的困境,在地方的推行举步维艰。

明清时期的林业经济与山区社会

主要依据福建永泰县的现存契约文书,考察明清时期的林业经济与山区社会。在永泰县的山区开发进程中,土著家族依据里甲户籍与赋役制度,控制了当地的山林资源,而外来移民则通过租借山场,发展多元化的林业经济。由于土客之间的矛盾冲突,促使当地民众聚众自保,形成了庄、寨合一的山区聚落形态。随着外来移民的在地化,家族与村社组织普遍发展,形成了乡、族结合的社会文化传统。

梁勇著《移民、国家与地方权势——以巴县为例》读后

自20世纪以来,许多州县档案被陆续发掘,深化了中国传统政治与区域社会研究。梁勇的新作《移民、国家与地方权势——以清代巴县为例》(以下简称《移民、国家与地方权势》),正是在这种学术背景下的代表性著作,对于清代地方政治与移民社会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该书属于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以巴县档案为基本材料,结合相关民间文献与官修资料,以区域社会史为视角探讨了清代巴县移民社会的形成发展,以历时性的书写方式勾勒了清代巴县基层社会权力结构的发展历程。

卷入市场的社会,渗入社会的市场——《籴粜之局:清代湘潭的米谷贸易与地方社会》读后

陈瑶《籴粜之局:清代湘潭的米谷贸易与地方社会》(厦门大学出版社,2017年,188页,约25万字,以下简称《籴粜之局》)一书,从社会经济史的视角考察湘潭市场网络与区域社会的互动关系,并最终回归到宏观经济史研究的学术脉络中,是为陈瑶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增删而完成的。正如蔡志祥先生为本书作序所言:"这是一项开拓创新的研究,一部可以带动思考的高水平著作。"笔者以为,《籴粜之局》在论题牵引、史料解读、论证逻辑等方面皆有独到之处,下文谨就相关问题略陈管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