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换公平的认知与神经科学研究

公平原则是我国民法的一个基本原则,其在今日中国的司法实践中适用比较广泛。公平分成报复公平、分配公平和交换公平三类;统计分析表明公平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的重点是"交换公平",因此交换公平居于当代公平原则的核心地位。结合行为认知、神经实验等新理论和新成果,本文对交换公平进行了生理认知上的解释,并以相关实验推断交换公平的神经认知的重心是岛叶脑区。结合人类演化历程以及法律史的发展,本文进一步归纳了交换公平在人类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中国人知识观的实证研究

通过购买问卷星服务来调查普通中国人的知识观,问卷设置随机出题。除人口调查问题外,其他问卷都采取李特克7分制赋值,共收回有效问卷848份。问卷调查分两部分:第一部分调查普通中国人对知识概念的看法,对知识的重要特征提出了15个问题,实验结果发现,普通中国人认为知识最重要的3个特征是“可传播的”“有用的”和“成体系的”,而主流知识论关于知识的三元定义认为的“确证的”“真的”“可信的”都没有进入知识的前三个最重要的特征之中;第二部分调查普通中国人对知识归赋的看法,实验结果发现,普通中国人对知识归赋有两个特点。一是在知识的分类上,遵循“逻辑性优先,有用性次之”的原则。知识归赋的优先顺序为:重要逻辑知识、重要经验知识、琐碎逻辑知识、琐碎经验知识。二是普通中国人不太愿意把“审美知识”“道德知识”和“证言知识”看作知识。实验结果还发现,普通中国人对知识概念的理解和知识的归赋受性别和专业差异等因素的影响。

一阶知识与二阶理解

在过去十年左右,“理解”在知识论中成为一个焦点。论文从探究知识与理解的关系入手,把它们看作是“知其然”与“知其所以然”,即一阶与二阶的关系,进而探讨了被忽略的理解能力的构成问题,将它解释为包含了领悟、想象与判断力三个要素,尤其是强调了在产生“元宇宙”虚拟世界的高新科技时代,想象力在理解中的创造与把握意义的作用。领悟、想象与运用同时也构成了理解的基本特征。论文还回应了理解与认知运气的相容性问题,认为它们两者是不相容的。理解不应当且不可能得自于运气。可能会出现知道者并不知道自己所知的情况,也就是“KK原则”它说的是:如果你知道,那么你知道你所知道的。未必成立,但却不可能出现理解者不理解自己所理解的情况。

中国先秦时期知识观分析——基于西方知识论视野

"得到辩护的真信念"是西方哲学从纯粹的认知兴趣出发得出的关于知识的一贯定义,从这一定义出发,命题信念和客体信念根本不同。在西方知识论视域中对比考察儒家、道家和墨家述"知"的句法及其基本理论特点,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尽管先秦时期不乏纯粹的认知旨趣和句法等形式逻辑上的追求,但关于知的论述都以伦理诉求为旨归,从而缺乏西方文化传统中相应的成熟的认知理论以及形式逻辑体系。

知识、知识论与怀疑主义

怀疑之于知识无疑具有显要的意义,甚至可以认为西方认识论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源于哲学家的怀疑精神,也使得西方哲学似乎一直是在寻求确定性的推动下向前发展。当代知识论中讨论知识亦遵从这种确定性寻求的内在机制,因此对确证问题的探究自然需要被置于怀疑主义框架之中。有鉴于此,通过对怀疑传统的考察,讨论当代知识论中怀疑主义对知识的意义与认识可能的错误,并尝试从确证的可靠性视角来消除怀疑难题。

当代知识论的中国话语——访陈嘉明教授

在中国古代哲学中,知识论是缺位的,这是现代中国哲学界的共识。冯友兰曾断言:“在中国哲学里,知识论从来没有发展起来。”①汤一介也说:“我们知道,中国哲学在西方哲学的冲击下,许多学者都意识到,在中国传统哲学缺乏系统的认识论理论。”②金岳霖等大家也写作过《知识论》等著作,进行了重建中国知识论的尝试。

敬慕-鉴证-赞美:中国“力行”知识论中的范例问题

中国哲学强调“道行之而成”,由此形成了一种重在道德实践的“力行”知识论。扎格泽博斯基的范例主义道德理论描述了人们经由范例而获取道德相关知识,与中国知识论具有一定兼容性。但是,扎氏将理论建基于敬慕情感之上,却无力对敬慕的根据作出进一步说明,有落入社会建构主义及道德空洞化的危险。而儒家则以人本具的性理之“天”为敬慕范例奠定了最高价值原则,保障了成德之教的规范性。范例之所以为范例,是否值得敬慕,有赖于鉴证。肯定性的鉴证呈现为对范例内在德性及外在表达的赞美。“力行”知识论与伦理学、美学相互关联,经由以譬喻性语言为基础的赞美,善、君子之风、圣人境界等价值观念更生动地为行动者所理解,更有利于广泛传诵,从而促进公序良俗的建设。

事实转向与理由基础

英美知识论近期出现一种所谓“事实转向”的思想趋向,它反对的主要目标是内在主义的思想。事实转向的出现曾被归结为来自三个方面的影响:麦克道尔的析取论;威廉姆森的《知识及其限度》,其核心主张“知识优先”意味着诉诸事实性;丹西的只有事实才能够是行动或信念的好的理由的“实践的实在论”。不过,事实转向存在如下的问题:一是在当今科学创造的时代,突出想象的、构造性的认识方式,应当更符合时代的需要。二是威廉姆森的“只相信你所知道的”说法,是一种理想化的说法。实际上在面临所知不足的状况下,我们往往只能先相信,然后进一步去寻找证据来确证。三是就认识与事实的关系而言,单有事实是不够的,事实是需要解读与把握的。四是威廉姆森的“证据等于知识(E=K)”说可能会遇到问题。

社会科学哲学与方法论问题(笔谈)

社会科学哲学与方法论问题不但是当前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的聚集点,而且本身成为了跨学科实践的理智平台和作业场所。这可以追溯到新康德主义的说明和理解的区分与融通贯穿社会科学方法论问题的始终,这种架构又与当前社会科学哲学讨论中的因果性研究范式和规范性研究范式形成对应和映照。如果说实践推理是贯穿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到维特根斯坦及其后学的行动哲学的枢纽和中轴,那么规范性理由以及一种独立、自足的规范性概念则呈现为社会科学哲学新近论辩中着力淬炼和收敛的方向。一方面要正视表现为客观性、规范性和复杂性的当前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多维化智识生态,另一方面要坚持基于"合理性"概念以及个案导向的行动分析的实践学进路,中文语境下的社会科学哲学和方法论问题,在此找到了其再出发的重要契机。

知识作为信念的规范及其价值所在——索萨知识价值的思想

知识比起单纯的真信念来说,是否更具有价值,这一问题目前已经进入知识论的“中心舞台”。柏拉图对知识价值在于“稳定性”的解释,用当今知识论的话语来说可被视为是取决于“可靠性”。“可靠性”解释遇到的一个致命挑战,来自“湮没问题”。索萨有关知识为何比单纯的真信念更有价值的论证,从根本上说是建立在知识的规范性之上的。既然知识(知道)是信念(相信)的规范,这就蕴含着知识比单纯的真信念更具价值。此外,索萨还强调认识的目的决定其价值,认为一个信念同时实现真和知识这两个目标,就比只实现第一个目标要更好。不过,索萨的这一解释是有其限度的,因为信念还可以有其他的目标。

直觉在当代哲学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吗?——对卡普兰直觉非中心性的批驳

哲学上谈论直觉要有意义必须以"直觉在当代哲学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为前提,然而,在对"来自谈论‘直觉’的论证"和"来自哲学实践的论证"这两种主要的证明"直觉在当代哲学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的论证进行系统地考察后,卡普兰主张:直觉在当代哲学中根本不重要。为了捍卫在哲学上谈论直觉的意义,可以从四个方面对卡普兰进行批判:引证他人对卡普兰的"直觉在当代哲学中不重要的论证"的批判;直觉在当代分析哲学中具有重要作用的事实依据;从理论依据上看直觉为何会在当代哲学中具有重要的认知地位;判别某种观点是来自直觉的标准。

怀疑主义直觉的实验研究

主流知识论者认为,怀疑主义论证诉诸"我们不知道,甚至无法知道,怀疑主义假设是错误的"这种怀疑主义直觉。诉诸怀疑主义直觉是怀疑主义论证的普遍形式。然而,实验哲学对斑马案例直觉和缸中之脑假设直觉的研究表明,怀疑主义直觉受文化背景、社会经济地位、教育背景和性别的影响,具有多样性。怀疑主义直觉的多样性不仅对怀疑主义直觉的可靠性提出了质疑,而且对怀疑主义问题在西方哲学中的核心地位提出了挑战。对于这些质疑与挑战,我们提出了尝试性的回应。

“解释的理解”简论

解释以理解为目的,这在科学哲学或知识论中都是一种主流看法。但是否所有的理解都须经过解释,却是一个争论的问题。利普顿声称存在着不经解释的理解,卡万维格认为只在因果关系的决定性系统中存在“解释的理解”,而卡利法则认为在逻辑与或然性等关系中也存在这样的解释性理解。这一问题涉及什么是解释、解释的关系以及解释的标准,可将解释的关系看作一种给出理由的关系:如果解释项a对被解释项b的性质、关系、样式等给出了理由上的解释,使人们不仅能够知其然,而且能够明了事物的“之所以然”,那就是给出了一种解释。正是这种理由关系使得我们能够把事情说清楚,由此能够把握事物的根据,获得理解。

想象、可能性与知识

当代想象研究的一个重要变化,是从模态知识论的角度来探讨想象问题。对于其中涉及的三个问题的回应是:其一,尽管在大部分情况下想象需要借助图像来进行,但可以有非图像的想象。其二,对于CP论题:“可设想性蕴含可能性”,需要对查尔莫斯的“理想的正面可设想性”增加一项“需有充分理由”的条件。并且,由于CP论题的作用与“假设”差不多,因此似可被归入假设之类,其主要意义不过是丰富了假设的一种类别,引起人们对想象在假设中的作用的关注而已。其三,威廉姆森的“形而上学模态的知识论是反事实条件知识论的一个特例”的论断是可以接受的,但他将反事实条件句知识看作是与先验和经验知识并列的第三类知识的看法,却未必能够成立。

情境认知主体--女性主义知识论对认识主体的探究

1981年，寇德（LorraineCode）首次发问：“在知识论上，认知者的性别重要吗？”自此以后，有关认知主体的性别与认知活动和认知结果的关系问题渐渐呈现在人们眼前。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谁知道：从奎因到一种女性主义经验论》[1]、《她能知道什么？》[2]和《谁的科学？谁的知识？》[3]等的出版，“谁是真正的认知主体？”“我们谈论的是谁的知识？”成为了女性主义知识论的热门话题。

大数据:历史、范式与认识论伦理

大数据是近年来的流行词汇,一般而言是指大小超出了传统数据库软件工具的抓取、存储、管理和分析能力的数据群,这一新技术与概念广泛应用于多个不同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领域,对这些领域产生革新性影响。然而,在大数据的发展中,即便其存续时间并不久远,但其概念与历史并不清楚,存在诸多争论。而从其认识论层面来说,这种技术的出现与应用蕴含着一定的范式转换,既表现在作为实验、理论、模拟之后的第四种科学范式,也作为其数据挖掘目标上由发现知识到发现"智慧"的转换。同样,随着大数据对人类的生活与发展在不同层面产生影响,其涉及各式各样的伦理问题,其中最为基础的则是从个体信息出发的认识论伦理。

论法律父爱主义的正当性

法律父爱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从功效主义、自由主义和共同善的角度被正当化。从功效主义的视角看,某些父爱式的法律能够产生最大的功效,行为法律经济学的研究表明,默认规则等父爱式的规定甚至可以和自由至上主义者的观点兼容。从自由主义的视角看,某些父爱式的法律能够保护消极自由、积极自由和实质自由。从共同善的视角看,某些父爱式的法律有助于共同善的确认和保障,从而使社会有效和有序运转,让个人目标和价值实现。父爱主义应该以温和、审慎的方式施行。在功效最大化、个人自由和共同善发生冲突之时,应基于所处的"情境",根据它们与作为"基本权核心"的人性尊严之间的距离,经过正当的程序,以最小限制的方式来做出抉择。

马克思辩证法的实践观及意义

黑格尔的辩证法以概念思辨的神秘形式登上历史舞台,尽管它蕴含着整体观与同一观,但通过马克思的批判和扬弃,最终被实践辩证法所取代,辩证法在马克思那里实现了实践转向。马克思辩证法是以实践思维方式为本质特征的辩证法,它克服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主义,使辩证法立足于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彻底发扬了辩证法的革命性。

比较视野下的中西知识论概观

将儒家的知识论解读为一种道德知识论,并且鉴于儒家哲学的主流地位,进而将传统中国哲学的知识论界定为一种道德的知识论,尤其是"‘力行’的知识论",应当说是可以成立的。与此不同,西方知识论传统的导向是求"真",目的都是为了获取真知识。中西知识论之所以有"知道如何"与"知道如是"的形态上的区别,以及目的论取向上的差别,根本的原因在于它们各自的文化背景。从根本上说,文化中的这几个要素——语言文字、数学与逻辑、哲学与思维方式,尤其影响着中国古代知识论的形成。进入现代,不论是张东荪还是金岳霖,他们的知识论的出发点与所借助的思想资源都是属于西方的,尽管不排除其中也暗含着一些中国哲学的东西。他们的思考以及所产生的论著体现了现代中国知识论的一种趋向,这就是对西方知识论的吸收、对话和融合。

早期胡塞尔对“数”概念的心理学分析

对"数"概念的阐明与分析是数学哲学无法避开的任务,现象学创始人胡塞尔最初从事的就是算术哲学方面的研究,但是他在《算术哲学》中实践了一条既不同于弗雷格,也不同于密尔的道路。借助于布伦塔诺的描述心理学方法,胡塞尔用抽象表象将心理学分析与对"数"概念的分析贯通了起来,试图寻找"数"概念的表象基础,阐明了数概念内涵的两个部分"和"与"一"作为纯粹形式的概念,是在内感知的基础上通过反思抽象而形成的。胡塞尔早期对"数"概念的研究是他后来转向现象学研究的重大契机,对此的研究也是胡塞尔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尚待挖掘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