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团委:发挥学科特色,打造社团育人平台

近年来,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团委(以下简称学院团委)在学院党委领导下,通过学院专业教师和学院团委书记共同担任社团指导老师的方式,带领厦门大学人类学社关注基层、打造品牌、引领青年。2020年和2023年,人类学社获评“大学生知行计划全国百强社团”。

中国社会工作的伦理转向:从接纳个人到接纳现实

随着我国基层治理创新的深化,中国社会工作与西方社会工作的差异日益凸显,亟需明确自身的伦理依据。接纳一直被视为社会工作的一项核心伦理,特别是在人本主义思想的影响下,接纳已经成为建立专业关系和促进服务对象改变的必要条件。通过梳理西方的研究脉络可以发现,尽管社会工作对接纳内涵的界定与心理学不同,前者关注专业关系建设,后者注重服务对象改变,但是两者都是以个人主义为基础建构的,强调接纳个人。这与中国社会工作社区实践的场景性和多元化现实根本相左,只会加剧服务对象对现实问题的回避。为此,中国社会工作需要以接纳现实为专业实践的伦理依据创建“中国学派”。

先秦虚静视角与中国社会工作自主话语体系建构

经过十多年的快速职业化发展,中国社会工作已经成为我国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一支重要专业力量,在具体现实生活场景中开展专业实践是其核心特征,这与西方专业社会工作所倡导的追求普遍化解释的“人—环境”分析框架以及类型化的问题解决路径存在明显的冲突。通过回顾先秦虚静视角发现,注重在具体现实生活场景中发挥人的主体性的“人—场景”双向影响框架一直以来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讨论的焦点,并且强调舍弃是人们在过度“有为”的现实生活场景中找到成长改变之路的唯一求真方式。为此,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实践需要吸纳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先秦虚静视角,建立以“人—场景”双向影响为框架、以舍弃行动策略为核心、以自然行动理性为目标的中国社会工作自主话语体系,走不同于西方专业社会工作的发展道路。只有这样,中国社会工作这种现代化后发国家的社会工作才能真正拥有自己的“实践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

市场化、社会阶层与中国民众的教养观念变迁

教养观念不仅对儿童发展至关重要,还对一个国家的竞争力具有重要影响。利用2001—2018年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探讨中国民众教养观念的阶层差异及市场化情境的影响效应可以发现,省份层次的市场化水平和以高教育为代表的优势阶层地位对民主型教养观念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对专断型教养观念呈现显著的负向影响。然而,随着市场化的推进,高阶层群体专断型教养观念的概率呈上升趋势,民主型和权威型教养观念的概率逐渐下降。这些发现表明,中国民众的教养观念是现代化力量、传统文化和国家发展政策相互形构的结果,体现了现代与传统相互融合的综合特征,反映出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面向。

“海洋中国”的人类学议题

伴随海洋自觉意识的显现和提升,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正处在逐渐超越“乡土中国”,走向“海洋中国”的新发展阶段。面对这一重大社会转型,人类学作为一门以比较性视角和整体性视角见长的学科,理应积极参与海洋中国的研究,履行人类学的公共责任与社会价值。从莫斯的“总体性”概念出发,海洋可以被看作一个“总体性社会事实”,围绕价值、知识、平等、政治和治理等五个议题对其展开人类学分析,其中任一人类学议题都是自然与文化交织和转化的结果。通过人类学的视角,由海洋串起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国家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复杂关联也将更加清晰。发现和认识这些文化性与关联性,对于构建人类-海洋命运共同体和建设海洋强国具有重要意义。

社区特征、个人社会经济地位与老年人健康及其不平等

以往对老年人健康水平及其不平等现象的研究多从个体社会地位、关系网络的角度展开,较少关注外在于个体的宏观社会结构、社会资源因素可能引发的健康风险与潜在的健康不平等问题。本文利用clds2014年的数据拟合多层次模型,考察个人社会经济地位、社区社会结构和社会资本对老年人健康水平与不平等现象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不同社会经济特征的老年人在健康水平上存在明显的差异;社区特征对老年人健康水平存在着独立于个人因素的整体性影响,并对老年人健康不平等现象产生弱化与强化两种调节机制。(1)社区阶层异质性的分化程度会影响健康水平。其中,社区社会经济地位会弱化健康不平等,而社区内部阶层异质性则会强化健康不平等。(2)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能够显著提升老年人的健康水平并弱化健康不平等。因此,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要着眼于中国的健康分层现象,采取社区层面的健康干预,尽可能地增加弱势群体的健康资本。

身体资本:消费社会的身体观

当前的身体社会学研究较为缺乏对身体商品化现象的系统描述,需要探索更完善的理论视角以解释消费社会中的身体形态与身体实践。“身体资本”概念的提出能够优化身体商品化研究的分析工具与理论框架。身体作为资本的意象和逻辑,存在三种形式:身体形象资本、身体健康资本和身体部件资本,这三种身体资本的不同形式密切相连且彼此相互影响。个体的身体形象通常与其健康状况和特定身体部位相关联。身体资本的生产性、积累性和转换性切中了消费社会对身体的商品化机制,从而凸显了身体作为投资商品、管理过程与剥削对象的观念基础与运作条件。随着科技的发展,个体的身体资本也在数字化时代得到了延伸和拓展。社交媒体和虚拟现实等技术平台使个体能够以数字化的形式展示和管理自己的身体资本,进一步影响着个体在社会中的价值和影响力。在当前消费社会的宏观背景下,研究身体资本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数字时代的社会交往与情感变革

社会交往是个体情感建设的基础。数字时代以数字网络为媒介的社交体现了虚拟与现实、自我与社会以及经济理性与情感意义融合的特征,进而催生了情感的数字化、人工化、商品化等新趋势。这意味着数字时代的社交和情感既存在多样性、创造性的机遇,也要面对情感关系浅层化和社交极化等新挑战。为了应对这些机遇和挑战,个体、平台及国家应通过提升素养、创新技术、承担社会责任以及完善相关政策等措施,推动健康有序的社会交往和情感建设。

从帮扶到治理:中国社会工作的历史转向与自主知识建构

经过十多年快速发展,特别是中央社会工作部的成立,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定位及其学理依据成为亟待更新解答的命题。通过回顾中国社会工作近十多年来职业化和专业化历程发现,中国社会工作是在民政部门大力推动下产生的,经历了从困弱人群帮扶到社会治理再到基层治理三个阶段的转型。探索之初,采取了与西方专业社会工作相似的弱势人群帮扶实践策略,之后,转向基层治理,走向与西方专业社会工作不同的发展道路。其内涵为以居民个人自主性的调动这种治理逻辑为核心,注重现代社区新型生活秩序的重建,推动“治理”端口前移,将治理矛盾化解在社区现实生活问题的解决过程中。显然,基层治理转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选择,不仅需要重新审视自己专业化发展道路,而且需要立足自身专业化发展建构自主知识体系,在现代化视角下重新理解中国专业社会工作的内涵及其理论基础。

低自我控制、“抖音”使用强度、社会资本与大学生社交媒体焦虑: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目的:探讨移动互联网时代大学生群体中的低自我控制、“抖音”使用强度、社交媒体焦虑之间存在的路径关系,并考察桥梁式、纽带式两种社会资本在模型路径中所起到的调节作用。方法:使用大学生自我控制量表、抖音使用强度量表、社会资本量表、社交媒体焦虑量表对743名大学生被试施测,利用结构方程模型与Johnson-Neyman调节效应分析法进行假设检验。结果:低自我控制不仅能够显著直接预测社交媒体焦虑(β=0.381,P<0.001),而且能够通过抖音使用强度对社交媒体焦虑产生间接预测作用(β=0.101,P<0.05;β=0.157,P<0.001);桥梁式与纽带式社会资本均能够显著负向调节抖音使用强度对社交媒体焦虑产生的影响。结论:对抖音app的依赖是移动互联网时代低自我控制导致大学生社交媒体焦虑的中介因素,而桥梁式与纽带式社会资本则是抖音使用强度诱发个体社交媒体焦虑的保护性因素。

原生家庭社会阶层如何影响教育的精神健康回报:资源补偿还是强化?

现在关于教育、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个人精神健康的研究已经十分丰富,但鲜有研究探讨教育对精神健康的影响在不同阶层出身的群体中是否有异质性。“资源补偿理论”和“资源强化理论”提供了一对竞争性假设:自致教育成就和先赋家庭阶层共同作用于精神健康影响时,既可能产生互相补偿的效果,也可能呈现相互加强的趋势。为检验两种理论假说在中国的适用性,本文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7年的数据(CGSS2017),以个人的教育程度为核心解释变量,以原生家庭社会阶层为调节变量,探究在不同家庭背景下教育对于精神健康的促进效果是否存在差异,以及原生家庭社会阶层的调节作用是否存在性别差异。研究发现,无论是在总人口中还是在性别组间对比中,“资源补偿理论”都得到支持:相较于出身阶层较高者,出身于劣势社会阶层的人能够从教育中获得更多的精神健康回报;相对于男性,面临双重劣势的女性能够从教育成就中获得更高的精神健康回报。本文对改善女性及先赋家庭资本劣势人口的精神健康提出了证据为本的价值参考。

理性式微、功利扩张?近40年中国社会两种个人主义的变迁

随着全球范围内的现代化变迁,个人主义异常增长,但这一增长究竟是自我的功利扩张(如利益至上)、还是理性提升(如人格独立),引发了众多学者的反思。预研究建立了理性个人主义(如独立、自主、开拓、进取)和功利个人主义(如财产、利益、快乐、享受)词典。进而对谷歌中文图书语料库(1980~2019)的词频分析显示,理性个人主义显著下降,功利个人主义显著增长(研究1);词嵌入分析表明,自我靶词与理性(vs.功利)个人主义属性词的相对语义关联也呈下降趋势(研究2)。总之,中国社会近几十年来的文化转型并非个人主义的简单增长,而是出现了理性个人主义下降、功利个人主义增长的趋势。这表明,理性式微、功利扩张的价值失衡是社会变迁的重要议题,其背后的多重自我结构、演化路径及社会精神动力的培育还有待未来深入研究。

地方知识与海岸带规划——一个东南渔村环境抗争的人类学分析

随着全球环境危机的加剧,通过单一的规范性和普遍化知识应对环境冲突面临着多方面的困境和风险。因此,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理念下,环境冲突解决机制应朝着多元主义转向,重点关注地方知识系统与科学知识体系在环境运动中的协同价值。文章以一个东南滨海渔村的环境抗争过程为实证案例,考察地方组织、地景叙事等地方知识传统与海岸带规划、环境政策等规范性知识不断博弈互动,以及与普遍性科学知识嵌入重组的地方实践,呈现环境议题的复杂性。在此基础上,新时代环境冲突的研究应关注不同利益主体在多元文化情景中生成的地方知识与科学知识之间的互动逻辑,转向多元复合型的环境冲突解决机制。

基于文献计量方法的海洋人类学研究述评

海洋与人类发展问题已成为国际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也是全球化时代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容。海洋人类学的产生,进一步提升了海洋议题的讨论度,并在渔业社区、资源开发及生态保护等方面形成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该研究述评首先对海洋人类学学科发展史进行梳理,发现海洋人类学根源于“陆—海”的思维转向,旨在凸显海洋文明的主体性与整体形态;其次,归纳海洋人类学从探讨传统话题到融合“应用”“实践”和“公共”人类学知识的发展趋向;最后,运用VOSviewer软件对海洋人类学展开文献计量研究,可视化分析海洋人类学的研究特征及中国角色。在此基础上,通过对海洋人类学研究展开聚类分析,总结其协同性、跨学科、跨区域的研究特征;通过共被引和共现分析,阐释当下中国海洋叙事体系的话语实践,并进一步提出立足中国本土进行海洋人类学研究未来需要关注的方向,从而推进中国海洋人文社会学科的发展。

空间为媒:“五社联动”下的古厝活化与共治共享——以厦门田洋村“爱拼食堂”为例

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五社联动”为实现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方向,然而现有“五社联动”的研究多聚焦于治理主体的组织协作,鲜有对其治理场域的空间进行探索,尤其忽视对传统历史空间闲置困境与活化需求的应用研究。为此,本研究以“五社联动”为研究视角,以厦门市田洋村“爱拼食堂”乡村传统空间活化利用为研究个案,探究古厝活化与共治共享过程,揭示基层治理中服务项目何以有效的空间逻辑。研究发现,“爱拼食堂”的古厝空间实践过程可解构为修缮与改造、重构与再生、共治与共享三个阶段,分别映射空间生成、空间利用和空间治理三个层次,其实质是以古厝活化为跳板,跃向更高维度的社区共治共享。研究认为,“爱拼食堂”的运作蕴含场所逻辑、联动逻辑和主体逻辑,三重逻辑在空间实践过程中交织于一体,共同促成基层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有效。其中,场所是基础,创造治理环境;主体是动力,注入基层活力;联动是路径,汇聚多方力量。这样“五社联动”下的古厝空间活化构建了“物质—社会—文化”的三重空间框架,丰富和深化了空间理论在社区治理研究方面的应用,为乡村社区的内生治理提供理论启示与实务经验。

创新社会组织参与儿童关爱保护服务的路径:制度、技术与能力

儿童是国家的希望,儿童工作是千秋大业。2021年6月1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以下简称《未保法》)正式实施,确立了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新格局。《未保法》全文共出现13处"社会组织",赋予社会组织参与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网络保护、政府保护和司法保护六大保护的职能。如第四章社会保护部分的第四十二条规定:"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人民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以及其他组织和个人,开展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社会活动和服务。"

社区公民身份与农民工的城市社会融入——基于厦门、苏州、东莞、深圳等地的调查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乡二元体制松动,经过长期的流动,农民工已经可以在城市实现常住,但是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状况仍然不容乐观:与市民相比,他们被区别对待,社区公民身份集中体现了这种差异。在梳理社区公民身份相关理论及最新进展的基础上,将社区公民身份分为城市道德素养、社区成员资格、社区参与三个维度,使用多元线性回归方程分析社区公民身份对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入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民工的社区公民身份与市民相比有差别,在城市中被区别对待,遭遇"外来者""底层者"身份的双重歧视,与市民存在隔离现象。因此,落实农民工的社区公民身份,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是一项不容拖延的任务。

场景化问题解决:中国特色社会工作的道路选择与理论建构

随着中国社会工作逐渐深入,中国基层治理实践成为创新的重要专业力量,这种在日常现实生活中开展专业服务的场景化问题解决的要求日益凸显,成为“高质量”专业化发展的基本诉求。通过对这种场景化问题解决方式的深入讨论可以发现,中国社会工作除了需要走一条能够同时融合西方社会工作的问题解决和自我增能理论逻辑的专业化发展道路之外,还需要吸纳中国文化中的自我舍弃概念,以解决问题为导向,将“助人”服务的自我增能延伸到“自助”服务的自我境界提升,建构一种能够提升人们场景理性自决能力的人与环境双向交流的辩证视角,使中国社会工作真正拥有以“助人自助”为目的,并且能够扎根于中国现实生活和文化精神传统的理论框架。只有这样,中国社会工作才能由模仿西方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发展走向探索自己的专业化发展的道路,建立具有“实践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中国特色社会工作的理论学派。

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公平感的变迁历程及其解释因素

基于2010—201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重复截面数据,本文对两大转型期中国社会公平感的变迁历程及其解释因素进行了探讨。在历史转型期,随着社会市场的建立和不断完善,社会公平感出现了迅速下降后又快速上升的趋势;在当前转型期,总社会流动率和向上流动比不断上升,社会公平感表现出波动上升的趋势。代际流动等社会结构因素是影响社会公平感变迁的基本要素,主观阶层流动感是社会公平感的直接来源,而文化规范是影响社会公平感的稳定潜在因素。本文从社会分层与流动的角度考察社会公平,发现社会公平与公平感具有统一性,但公平感所依据的道德观念已经随着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与心态转型发生了改变。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中国社会工作理论转型

自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正式提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之后,在党的二十大又一次重申“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基本内涵,这使得人的现代化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如何在现实生活场景中激活人们自我内生成长改变动力,促进人与环境的协同改变,这既是人的现代化的核心议题,也是中国社会工作的理论基础。为此,中国社会工作需要放弃西方一直以来所秉持的从二元对立视角审视“人在情境中”这一社会工作理论基本命题的立场,从个人自我入手,创建以场景自我为核心的本土理论框架,实现中国社会工作理论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转型。这一方面能够将中国社会工作的关注重点集中于具体现实生活场景中个人自我内生动力的生产,保证专业服务的可持续性;另一方面能够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精神资源所强调的个人自我与环境协同改变的自然理性注入中国社会工作理论的建构中,进而使中国社会工作能够承担起推进人的现代化的重要责任,融入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成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可或缺的一支专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