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运动员流动现象的经济社会学分析

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采用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方法,从经济发展水平和体育训练体制角度探讨辽宁省运动员外流的原因。分析运动员的流动意识与途径,人才流动对运动员自身、流出地、流入地等的影响。合理的人才流动机制应是既能满足运动员“经济人”需求,同时又能实现其“社会人”的愿望。提出建立有偿转让机制、实现体育人才市场化的建议。

社会性别意识的构成及影响因素分析——以福建省厦门市的调查为例

本文以福建省厦门市的调查数据为依据,通过因子分析方法研究社会性别意识的构成因素。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两性在对待女性的压制态度和倾斜态度上存在相当大的性别差异,年龄、受教育程度、个人经济收入和婚姻关系等都对性别意识的不同方面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构建和谐的性别关系,不仅需要增强文化和性别意识教育,在发挥女性主体意识的同时,也要让男性更充分地认识和肯定女性的价值,此外,还要进一步发挥公共决策在维护妇女权益和实现男女平等中的作用。

西方越轨社会学研究的历史、现状与趋势

西方越轨社会学的发展 ,经历了以迪尔凯姆为代表的开创阶段、以默顿为代表的正统越轨社会学阶段和以标签学派为代表的新越轨社会学阶段 ,研究对象也从违规行为转变为社会定义和标签。依据研究对象、理论内容和逻辑结构 ,可以将西方越轨社会学划分为结构功能、社会解组、亚文化群、社会控制、标签、日常生活方法、冲突等七大流派。预测其未来发展趋势 ,中上阶级违规问题、单位违规问题、跨学派研究和国际比较研究等将成为重要研究领域 。

环境、社会与绿色发展——2016年第五届中国环境社会学学术研讨会综述

我国环境社会学研究已经"驶入快车道",在此背景下,第五届中国环境社会学学术研讨会围绕"绿色发展与环境社会学"召开,深入探讨了影响我国绿色发展的理念、行为方式和治理机制。与会研究成果呈现了本土性与全球性兼容、多学科融合、议题和方法多元化的特点;未来需要进行更多批判性、反思性与建设性兼具的基础理论研究和方法研究。与会者就"中国环境问题的应对与治理,需要社会多元主体参与,走绿色发展道路"达成共识。多元主体如何参与及如何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成为处理环境、社会与绿色发展关系的关键。

社区公民身份与农民工的城市社会融入——基于厦门、苏州、东莞、深圳等地的调查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乡二元体制松动,经过长期的流动,农民工已经可以在城市实现常住,但是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状况仍然不容乐观:与市民相比,他们被区别对待,社区公民身份集中体现了这种差异。在梳理社区公民身份相关理论及最新进展的基础上,将社区公民身份分为城市道德素养、社区成员资格、社区参与三个维度,使用多元线性回归方程分析社区公民身份对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入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民工的社区公民身份与市民相比有差别,在城市中被区别对待,遭遇"外来者""底层者"身份的双重歧视,与市民存在隔离现象。因此,落实农民工的社区公民身份,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是一项不容拖延的任务。

中国女性性观念变迁的社会学思考

中国民众从"谈性色变"到性权利的提出,女性从被验"处女红"到性自由,中国女性性观念随着社会的发展也发生了巨大变迁。我们应该从正反两面看待女性性观念的变迁,在争取女性解放与自由的同时,也应该倡导发挥道德底线的作用,用道德的约束取代法规的的强制,尊重彼此的身体、家庭和孩子,构建符合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积极健康的性观念。

新生代农民工择业:一个概念的社会学审视

本研究旨在从社会学视角出发,对新生代农民工择业的现实基础、择业机制与择业效果进行理论思考,以澄清目前学术界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择业行为的"误解"。从新生代农民工择业的现实基础来看,在城市空间中存在就业机会的"客观事实"与新生代农民工对识别与利用就业机会的"反思性监控"、"理性化"与"动机激发",是促进新生代农民工择业的前提条件;从其择业机制来看,新生代农民工是在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供给与供求匹配"三位一体"的择业机制下进行职业选择的;从新生代农民工择业的后果来看,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适应性水平是衡量其择业质量的重要指标。

福柯的社会学家身份探讨

从社会学研究主题、研究方法、社会学界限三个方面探讨了福柯的社会学家身份。然而福柯是不是社会学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对社会学研究发展的贡献,他的思想对于社会学研究的价值在于:他引导我们对社会生活的观察走出了规范化认识,让我们意识到那些熟悉并自以为然的事并非那么想当然所以发生和存在。

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百年发展与互动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学科间形成一种特殊的互动发展关系。一方面,社会学采借了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包括田野参与观察法和比较法,并注重对小型社区的定性研究;另一方面,原本以异文化为研究旨趣的人类学则回归本土,介入了对汉民族社区特别是乡村社会的研究,二者之间因之形成一种相互交叉的局面。可以预见,进入21世纪,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学科互动将进一步加强和深化,从而推动这两门学科的本土化发展进程。

影响农民工精神健康的社会因素分析

本项研究运用定量数据从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迁移压力和社会资本三个角度,分析了影响农民工精神健康的社会因素。研究发现:(1)相对社会经济地位对农民工的精神健康产生的影响远大于绝对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2)农民工群体的迁移过程面临的压力,例如被排斥、不公平待遇等会对他们的精神健康产生较大的消极影响;(3)相较于其他群体,社会资本和精神健康的关系在农民工群体中的表现更为复杂。有的社会资本对精神健康有积极的影响,例如信任和网络密度;而有的社会资本则对精神健康产生消极影响。

社会信任、政治参与和公众的政治效能感

政治效能感作为重要的政治态度变量,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本文基于2010年CGSS的调查数据,研究社会信任和政治参与对公众政治效能感的影响。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表明,社会信任的普遍信任和特殊信任两个因子对公众的外在效能感有显著影响;而政治参与中的社区参与对内外效能感均具有显著意义,且基层选举对外在效能感具有积极影响,维权抗争则与内在效能感相联系。此外,个人特质和媒介接触情况等因素对公众的政治效能感也具有重要意义。

外来打工青年的社会支持网络与社会工作的介入 以深圳市宝安区外来打工青年为例

本文以深圳市宝安区外来打工青年为个案,运用社会支持网络的相关理论分析了外来打工青年社会支持网络的构成特点及其局限性。以此为出发点,设想将社会工作的专业介入引入社会支持网络当中,从个人、小组及社区层面展开,以加强现有支持网络的作用,弥补网络缺失或不足引起的种种问题。

社会资本与城市居民对外来农民工的社会距离

根据"中国八城市社会网络与求职经历调查"的数据,本文分析了城市居民的社会资本以及其对城市居民与农民工社会距离的影响。在社会资本的三个因素中,网络密度与社会距离是呈正相关的,也就是人们交往圈子中亲属所占的比例越大,那么其与外来人口的社会距离就越远;网络多元性对社会距离具有负向影响,即一个人所拥有的资源越多,那么其与外来人口的社会距离越近。信任有助于减小社会距离,普遍信任因子和特殊信任因子都对因变量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个人对他人的信任度越高,尤其是对社会中不稳定关系的信任度越高,那么其感觉到与外地人的社会距离越近。不过,社团参与对于社会距离的影响不具有统计显著性。

城市居民的社会交往与社会资本建构

根据2005年1月在厦门市问卷调查的数据,本文分析了影响城市居民社会交往的构成与影响因素。测量居民社会交往的变量可以分为社交团体参与、非正式交往和社区团体参与三个因子。因子分析表明,性别、年龄、教育程度以及婚姻状况对城市居民的社交团体和社区团体的参与程度有显著性的影响。横向关系的社团对于社会资本的构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城市居民的社团参与还十分有限。

时尚消费的符号意义与社会阶层建构

根据2003年中国人民大学在全国范围的问卷调查数据,本文分析了时尚消费的符号意义及影响时尚消费方式的因素。因子分析表明,餐馆聚餐、名店购物、坐出租车或私家车、名牌高档耐用品、艺术装饰品,这5种消费方式可以抽取时尚消费因子。回归分析发现,社会阶层对"时尚消费"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作者认为,人们正是通过对消费方式的选择,建构自我认同的社会阶层。

社会资本、政府绩效与农村居民的政府信任

社会资本、政府绩效与农村居民对政府的信任之间有着一定的关系。农村居民的社会资本对不同层级的政府信任存在差异性,其作用效应是有边界的,不论是社团参与还是社会信任,其对于基层政府信任都具有积极正面的影响,但对于高层政府信任均没有显著影响。政府绩效能够有效增进农村居民对政府的信任。政府绩效比社会资本更能解释农村居民的政府信任。有效促进农村居民政府信任的方法显然是改进政府绩效,当然也不能忽视社会资本的长期积累。

社会信任对城市外来人口社会融入的影响研究

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入关系着城市的繁荣与稳定,对于这个问题学界已有一些研究成果,但是尚未发现从社会信任角度进行研究。本研究从社会信任的角度出发,通过对社会信任进行主成分因子分析,将提取的因子对社会融入的三个维度即社会参与维度、权利平等维度和身份认同维度分别进行OLS多元回归,探讨社会信任对城市外来人口社会融入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政治信任因子对权利平等维度和地域认同具有正向影响;市场信任因子对身份认同具有正向影响;普通信任因子对社会参与具有正向影响;而基于家人、朋友和邻居的人际信任因子对社会融入的三个维度均未表现出显著性影响。文章据此提出从社会信任角度提高城市外来人口社会融入的对策建议。

社会资本在辽宁省运动员成长过程中的作用研究

采用理论分析和社会调查相结合的社会学方法,考察社会资本在辽宁省运动员成长过程中的作用。研究表明,社会资本对运动员事业发展具有一定促进作用,其独特的作用方式是:社会资本以运动员的人力资本为基础并在人力资本的基础上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