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设施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影响渠道及作用机制研究

本文构建了包含基础设施投资、产能利用率与经济增长的一般均衡模型,模拟了"基础设施?经济增长"、"基础设施?产能利用率?经济增长"两种渠道下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分析了基建规模、投资效率两种因素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主要结论为:基础设施投资增长通过促进资本积累、发挥正外部性实现了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基础设施投资通过提高产能利用率,发挥了对经济增长的间接促进作用。此外,在基础设施建设规模扩大的过程中,各类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所形成的网络效应使得其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逐渐发挥,而基础设施投资效率的提升对经济增长具有"门槛效应"。

农业经济学学科介绍及国内外前沿问题

1.农业经济学的发展背景与发展趋势农业经济学是用经济学和管理学的方法研究与农业相关的问题的一门应用型学科,起源于19世纪末期,最早用于分析农业生产者如何优化资源配置以达到生产效率最大化的目的(Gardner and Rausser,2001)。

城市经济学学科介绍及国内外前沿问题

1.城市经济学的发展背景与发展趋势城市(含区域)经济学初期发展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新城市经济学”,不少著名经济学家运用微观经济理论和最优控制方法来研究城市内部土地的有效配置问题(Mills and MacKinnon,1973),后来,其中一些作者先后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包括Robert Solow(1987年获奖)、William Vickrey(1996)、James Mirrlees(1996)、Joseph Stiglitz(2001)等。经典的Alonso-Muth-Mills模型(Alonso,1964;Mills,1967;Muth,1969)是新城市经济学的代表性成就之一(Brueckner,1987)o该模型主要描述城市内部空间结构,解释不同区位的房地产租金或价格.

中国城市圈层空间经济结构变迁的内在机理研究

本文研究了城市和圈层空间经济结构变动的内在机理。结论表明,城市向圈层地区知识溢出效应的增强,能够缩小城市与圈层之间的经济差距。异质性分析和机制检验结果显示,更高强度的劳动力自由流动并没有加快地区间经济增长的收敛,而是扩大了城市与圈层之间经济产出的差异。在城市向圈层地区知识溢出程度提高的过程中,政府在公共支出决策时会将更多的资源配置到城市中,强化了城市与圈层地区之间的"二元经济"结构。

基于半参数CARE模型的金融市场VaR度量

以CAViaR模型为基础,结合Expectile模型,构建半参数CARE模型,度量金融市场的在值风险。选取2003年1月3日至2015年12月31日上证综合指数与深圳成份指数为研究对象,分别采用半参数CARE模型与GARCH模型刻画VaR的波动情况,并运用几类常返检验来评估模型的优劣。结果表明:GARCH模型能更好地刻画深证成份指数1%VaR与上证综合指数5%VaR,而半参数CARE模型能更好地刻画深证成份指数5%VaR与上证综合指数1%VaR。

锻炼习惯能带来更高的收入吗?

在中国城乡居民体育锻炼现状不容乐观以及居民收入水平增速不断放缓的背景下,劳动力市场中锻炼的收入效应值得深入研究。文章基于2014-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以及倾向性匹配得分方法估计个体的锻炼行为对收入水平的影响,并探讨可能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锻炼确实能够为个体带来显著的收入溢价,同时各种稳健性检验也证明了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机制分析结果表明,锻炼行为会通过影响个体的健康水平、外貌状况以及对待工作的态度,从而影响个体的收入水平。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年龄上,锻炼对个体收入的影响主要存在于青年阶段和中年阶段,且青年阶段的作用机制主要是外貌状况,而中年阶段的作用机制主要是健康水平;教育程度上,锻炼对收入的影响主要存在于中等教育程度的个体。本研究的结论表明,政府应当采取各种措施鼓励居民参与到体育锻炼中来,尤其是应当将中青年群体和中等教育群体吸引进来,这对于解决当前如何进一步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的困境可以说是另辟蹊径。

有意设置的“打印故障”

最近,我把以前在北京买的一台旧惠普(HP)打印机寄到了香港,用于我在香港的办公室。它寄到时完好无损。因为旧墨盒快用完了,所以我换上了在香港购买的新墨盒。接着我又找了一个电源转换器,把在北京使用的I型插座转换成香港使用的G型插座,一切都安装完毕后,我以为就可以打印了。

新常态下劳动力转移、资本转移对区域差异影响的检验

文章构建了引入资本转移的一般均衡模型,分析新常态下劳动力和资本转移对区域差异的影响。理论模型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劳动力和资本转移都能缩小两地的收入差距;转移成本的减小会促进劳动力转移,而劳动力相对效率的提高,会促进劳动力和资本的转移;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城乡差距缩小的直接原因是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提高。

构建中国经济学笔谈

2020年6月10日,中国人民大学国家经济学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邀请了多位知名专家学者围绕"支撑‘中国经济学’教材体系的中国独创性理论"这一主题进行了在线研讨。在这次会议的基础上编辑部诚邀与会专家围绕"构建中国经济学"撰写了这组笔谈。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国家经济学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执行主任陈彦斌教授的支持与组织。

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

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紧扣我国当前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而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本文聚焦数字经济对我国城乡流动人口与农村人口的消费、就业、金融信贷等方面的影响,为数字减贫赋能共同富裕提供最新证据。本文全面梳理我国城市及农村地区的数字化进程,特别关注流动人口的数字化需求以及新冠疫情冲击对数字化进程的影响;深入探讨数字经济促进流动人口脱贫减贫的具体途径;重点研究农村人口,特别是女性农户、失地农民等弱势群体,对于数字金融服务尤其是互联网银行涉农贷款的需求,探讨涉农贷款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响应。本文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在我国的快速发展契合新时期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要求,通过稳步推进数字经济发展,充分利用数字资源可以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

“瘴气”的退却:我国疟疾防治对母婴健康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国家统计局开展的中国第二期深入的生育力调查微观数据,首次系统估计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疟疾防治对我国广东省孕妇和婴儿健康的影响。双重差分估计结果显示,相比疟疾低流行地区,疟疾防治使得高流行地区妇女妊娠失败概率和婴儿死亡率出现了更显著下降;并且疟疾防治也更显著地降低了疟疾高流行季节发生妊娠失败的概率。稳健性检验排除了计划生育、"文化大革命"对估计的可能干扰。因此,疟疾防治通过改善母婴健康为我国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基于贝叶斯GARCH-Expectile模型的VaR和ES风险度量

将Expectile引入GARCH族模型,采用贝叶斯方法进行参数估计,进而提出贝叶斯GARCH-Expectile模型,并将其应用于股指期货市场的VaR和ES度量。首先,构建三种具体形式的贝叶斯GARCH-Expectile模型;其次,基于贝叶斯理论设计MCMC算法进行参数估计;最后,选取2010年4月16日至2018年3月21日中国股指期货市场收益率序列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股指期货风险波动具有自回归特征,并且受前期价格涨跌的不对称影响;相比于CARE模型,GARCH-Expectile模型普遍具有更高的预测绩效;在1%水平下SGARCH模型预测绩效最高,在5%水平下为AR-GARCH模型的预测绩效最高。

“八五”时期以来中国北方灌溉投资的变化趋势及村庄新增灌溉投资的影响因素

随着中国农业生产格局的变化,北方地区的灌溉投资对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性更加凸显。本文根据在中国北方地区开展的村级跟踪调查,描述了"八五"时期以来中国北方地区灌溉投资的变化趋势,并解析其背后的政策因素,进一步通过构建计量模型探究了水资源短缺状况、已有灌溉条件、当地经济条件、耕地资源禀赋对村庄是否获得新增灌溉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八五"时期以来,随着国家在宏观政策上对农田水利建设的逐渐重视,北方地区新增灌溉投资总额不断增长;但新增灌溉投资的村级覆盖范围需要进一步扩大;农村税费改革和国家财税体制改革等政策动因使得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承担起新增灌溉投资的主导角色;随着政府对节水灌溉设施支持力度的加大,节水灌溉已经得到了迅速发展。计量回归结果表明,水资源短缺越严重的村庄不一定越有可能获得新增灌溉投资;新增灌溉投资具有"马太效应",即已有灌溉条件越好的地区越有可能获得新增灌溉投资;当地经济条件越好的村庄越有可能从社区获得新增灌溉投资,耕地资源禀赋越好的村庄越有可能从政府获得新增灌溉投资;村庄从政府获得新增灌溉投资与从社区获得新增灌溉投资之间存在"挤入效应"。最后,本文基于研究结论得出政策启示。

财政透明、公共支出结构与地方政府治理能力

财政透明可通过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本文首先测度了29个省份2009—2017年间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研究发现我国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相对偏低且提升缓慢,同时存在较为明显的地区异质性。然后,分别从全国和分地区两个层面实证考察财政透明与公共支出结构变动对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的影响,结果发现:一是在全国层面财政透明能够直接和通过优化公共支出结构间接提高地方政府治理能力;二是在发达地区财政透明影响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的间接效应不成立。还进一步考察了财政透明与公共支出结构对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的作用机制和传导效应,发现相对于发达地区财政透明提升欠发达地区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的效果更为明显。最后,即使考虑了财政透明和地方政府治理能力之间内生性以及政策时滞效应,本文的研究结论仍然成立。

财政收支结构变动、产业结构转型与环境质量改善

本文构建了包含财政收支结构、产业结构和环境质量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对财政收支结构调整的影响效果进行了模拟研究。结论发现,财政支出结构由生产性支出向消费性和服务性支出的偏向,以及财政收入来源由污染型企业向清洁型企业的倾斜,激发了清洁型产品需求并减缓了公共资本累积,对经济产出具有倒“U”型影响,但会持续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最终改善了环境质量。此外,环境污染程度的增强或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能够改变污染型企业的成本收益结构,放大财政收支结构变动对于经济与环境的影响效应。根据环境因素变化进行财政收支结构的动态调整,可以实现产业结构转型、环境质量提升与社会福利增进的多重红利。

基于非对称拉普拉斯分布的VaR和ES度量

基于非对称拉普拉斯分布,构建AR-GJR-AL模型,度量股票市场、股指期货市场和汇率市场的VaR和ES,采用严谨的后验分析方法对模型预测效果进行比较。结果表明:不同的金融市场,其变化波动特征不同,需要选择合适的模型开展VaR和ES的度量,其中,AR-GJR-AL模型在度量ES方面具有明显优势。

中国劳动参与率为何下降?——基于财富效应的视角

劳动参与率与劳动年龄人口共同决定劳动力的供给规模。随着老龄化进程加速,中国通过持续优化生育政策来控制劳动年龄人口长期下降的态势。文章从家庭财富角度探究中国劳动参与率下降的原因。文章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18年的调查数据,利用房屋拆迁给家庭财富带来的外生冲击这一自然实验,采用工具变量法,研究家庭财富对劳动参与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家庭财富增加使得部分劳动年龄人口退出就业市场,从而降低劳动参与率。平均而言,家庭财富增加1%会导致劳动参与率下降0.19个百分点。通过机制分析发现,财富增加致使劳动者以照顾家庭为由退出劳动力市场,但这些退出群体实际上将更多时间用于休闲活动。并且,劳动参与的负向财富效应在户主的年龄、文化水平和身体健康状况方面存在异质性。由于家庭通常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劳动供给决策,文章从家庭层面探究劳动参与率下降的原因,弥补了已有研究的不足。文章的研究发现对准确认识和把握劳动参与率变化的客观规律与最大限度发挥劳动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具有重要的政策参考意义。

从务工到创业——农地流转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形式升级

鉴于现有文献不能清晰地识别农地流转与农村劳动力转移之间的因果关系,也未能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形式的升级过程进行充分地研究,本研究探讨了农户在农地经营决策与劳动力转移决策之间的逻辑次序,构建了"外出务工—农地流转—创业"的实证研究框架。本文依据2012~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选取相应的工具变量,构建联立方程模型,以三阶段最小二乘法(3SLS)识别了外出务工对农地流转决策和农地流转对农户创业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外出务工使农户流转农地的概率提高了1.72个百分点;农地流转使农户创业概率提高了4.26个百分点;农户外出务工后,若选择流转农地,则其创业可能性在边际上比仅务工但不流转农地的农户高出76%;外出务工的工资性收入与农地租金的资产性收入都促进了农户创业,但资产性收入对创业的正向影响比工资性收入高5倍;早期的资产性收入对创业的促进作用比近期的资产性收入高出近3倍。实证结果说明,农地流转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形式升级中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且该作用在低收入组农户中更具显著性。

中国省际无形资本存量估算:2000~2016年

无形资本是驱动"新经济"增长的重要动能,但中国目前仍缺乏对省际无形资本存量的科学估算。为此,本文基于CHS分类框架估计了2000~2016年各省(市、区)无形资本存量。研究发现:(1)中国无形资本存量从2000年的0.51万亿元增长到2016年的13.31万亿元,年均增速为22.69%,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已达到35.79%,而从内部结构来看,经济竞争力资本占无形资本投资的比重偏低,较美国低约20个百分点。(2)无形资本存量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2016年北京、上海、广东和江苏4个省份无形资本存量占全国比重高达50.32%,但发达地区同样存在结构不合理问题。(3)无形资本已超越物质资本成为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能,无形资本存量增速减缓是东北和能源密集地区经济下滑的原因之一。

征文启事‖纪念王亚南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

今年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重要传播者、中国经济学的首倡者、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人民教育家王亚南先生(1901-1969)诞辰120周年。为更好地总结和弘扬王亚南先生的学术思想和治学精神,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王亚南经济研究院和邹至庄经济研究中心拟于2021年10月10日联合召开纪念王亚南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