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肝脂肪变性程度对肝移植术后恢复的影响

据报道,我国各类型肝病患者超过3亿人,每年有超过100万人死于终末期肝病。终末期肝病包括各种良、恶性肝脏疾病所致的肝硬化、急慢性肝衰竭及肝癌等,而肝移植是解决50多种引起终末期肝病的唯一治愈选择[1]。我国肝移植始于1977年,现有移植资质的单位114家,经过几十年来的努力,我国目前肝移植总体成功率可达96.3%~97.8%,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2],我国器官捐献及移植的数量仅次于美国,居全球第2位,但由于等待移植者数量庞大,肝移植的成功发展一直受着移植需求及捐赠器官供应之间的不平衡的制约。

术前介入治疗对肝癌肝移植术后复发的影响

肝细胞性肝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是最常见的原发性肝癌,在世界范围内,肝癌是与癌症相关死亡的第3位原因,并呈逐年增长的趋势[1]。肝移植(liver transplantation,LT)可以根治肝细胞癌,特别是对那些不适合手术切除又符合Milan标准(孤立性肿瘤≤5 cm,最多3个结节≤3 cm)的患者最为有利。肝移植可以起到治疗肿瘤和潜在肝脏疾病(发展新肿瘤的主要危险因素,如慢性乙型肝炎)的作用,因此,在所有治疗方法中,接受移植的患者治愈率最高[2-3]。但由于肝癌患者数量多,捐赠者相对短缺造成了多数患者需要在肝移植名单上长时间等待。故等待合适肝脏的这段时间成为肝移植的主要隐患之一,漫长的等待时间可能会导致肿瘤进展,当肿瘤进展到超过了可接受的移植标准,越来越多的患者必须从等待名单中删除。

公民逝世器官捐献肝移植术后早期肝功能不全危险因素分析

目的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肝移植术后早期肝功能不全发生率高,影响患者预后。文中分析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肝移植术后早期肝功能不全的发生情况,探讨早期肝功能不全的危险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1月至2017年12月间联勤保障部队第900医院(原福州总医院)86例行肝移植供、受体资料。采用倾向评分配比法对肝移植受体术前及术中情况进行配比配对,在17项供体相关变量中分析影响EAD的危险因素。结果 79例肝移植患者术后早期肝功能不全的发生率为32.9%。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供体体重指数、热缺血时间及冷缺血不同诊断结果患者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供体血清钠、谷丙转氨酶及热缺血时间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供体血清钠及热缺血时间可准确预测术后早期肝功能不全的最佳临界值分别为152.7 mmol/L和8 min。结论供体血清钠、谷丙转氨酶及热缺血时间是肝移植术后EAD的独立危险因素。供体血清钠及热缺血时间对评估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质量具有重要作用。

心脏死亡供肝质量对移植肝的影响

随着肝脏外科手术技术的发展、新型免疫抑制剂的应用以及肝移植术后受者管理的进步,肝移植已成为终末期肝病最有效的治疗措施[1-2]。但随着等待肝移植患者数目的增加,每年因患者自身疾病的进展和供肝资源的短缺而导致的死亡人数正逐年增加。

移植肝缺血/再灌注损伤的保护措施

肝缺血/再灌注损伤(ischemia reperfusion injury,IRI)是指因肝脏失去血液供应,导致器官缺氧引起的一种病理生理过程,通常分为热缺血损伤和冷缺血损伤。热缺血损伤通常发生于供肝切除术中过长时间阻断血流供应、休克、创伤及心衰等情况下肝血流量减少引起,冷缺血损伤发生于移植供肝冷保存[1-2]。

ABCB11基因V444A突变与原发性肝胆管结石的相关性分析

目的探讨ABCB11基因V444A突变与原发性肝胆管结石发生的相关性。方法采取病例对照研究方法选取联勤保障部队第九〇〇医院肝胆病中心2017年10月至2019年6月确诊的164例福建籍原发性肝胆管结石患者[男91例,女73例,年龄(46.0±13.0)岁]和164名同一地区健康对照人群[男99名,女65名,年龄(43.8±16.7)岁]为研究对象。采用TaqMan-MGB探针方法对ABCB11基因V444A SNPs多态性位点进行检测,计算上述位点等位基因和基因型频率,采用Pearsonχ2检验对所检出的等位基因及基因型进行关联分析;logistic回归分析各基因型与肝胆管结石患病相关性。结果两组人群年龄和性别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Hardy-Weinberg平衡检验结果显示对照组人群中V444A位点的基因型及等位基因频率符合Hardy-Weinberg遗传平衡定律,所选人群具有代表性(P=0.161);V444A位点等位基因及基因型共检出T、C 2个等位基因,TT、TC、CC 3个基因型,病例组中T、C等位基因频率分别为28.4%和71.6%,对照组中T、C等位基因频率分别为35.4%和64.6%,两组等位基因频率分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4),病例组中TT、TC、CC的基因型频率为5.5%、45.7%、48.8%,对照组中TT、TC、CC的基因型频率为14.6%、41.5%、43.9%,两组基因型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23);V444A位点基因型与肝内胆管结石的发病风险的多因素分析发现该位点TC型杂合突变可能增加原发性肝内胆管结石的患病风险。结论ABCB11基因V444A突变可能是肝内胆管结石发病的一个危险因素。

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和预后营养指数对乙肝相关性肝癌切除的预后意义

目的探讨术前外周血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neutrophil to ymphocyte ratio，NLR）、血小板淋巴细胞比率（platelet to lymphocyte ratio，PLR）、预后营养指数（prognostic nutritional index，PNI）在预测乙型肝炎相关肝细胞肝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患者根治性切除术后预后中的价值。方法搜集2003至2012年接受手术切除肿瘤的426例HBV相关的肝细胞癌的患者资料，绘制NLR，PLR，PNI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由最高约登指数选择最佳NLR、PLR、PNI的cut．off值。Cox模型分别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确定对预后有独立影响的因素。生存曲线以Kaplan—Meier完成并以Log-rank检验。结果Kaplan-Meier分析显示，NLR≤1．62组比NLR〉1．62组患者总体生存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5）；PNI〉49．42组比PNI≤49．42组总体生存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5）。Cox回归多因素分析进一步显示NLR〉1．62（HR1．74，P=0．007），PNI≤49．42（HR0．70，P=0．021）均为总体生存率的独立危险因素，NLR〉1．62（HR1．45，P=0．03）也是无复发生存率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术前NLR〉1．62，PNI≤49．42可能为影响HBV相关肝癌术后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

常规肝功能检测在大肝癌切除术肝储备功能评估中的临床价值

目的 探讨常规肝功能检测在大肝癌切除术肝储备功能评估中的临床价值.方法 收集2014年1月-2016年12月在解放军福州总医院肝胆外科行大肝癌切除术的113例Child-PughA级肝细胞癌患者的临床病例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按术后肝功能恢复情况不同分为两组,其中肝功能恢复良好组105例,肝功能代偿不全组8例.观察比较两组患者的肝功能指标.近似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偏态分布或方差不齐的计量资料以M(范围)表示,组间比较采用Man-Whitney U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Fisher精确检验;Logistic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术后肝功能代偿不全的危险因素并绘制ROC曲线.结果 两组患者术前凝血酶原时间、国际标准化比值、血小板、前白蛋白、总胆红素、碱性磷酸酶、γ-谷氨酰转肽酶组间比较,差异均存在统计学意义(Z值分别为-1.983、-2.180、-2.608、-2.007、-3.577、-2.228、-2.575,P＜0.05).Logistic单因素分析显示,血小板、总胆红素、前白蛋白是影响大肝癌切除术后肝功能恢复的危险因素.Logistic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术前高总胆红素、低前白蛋白是大肝癌切除术后肝功能代偿不全的独立危险因素.Logistic单因素分析显示,术前高总胆红素、低前白蛋白不是大肝癌切除术后肝功能衰竭的危险因素.ROC曲线评估得出总胆红素的曲线下面积为0.880,P=0.000,95％CI:0.808 ～0.953,敏感度为87.5％,特异度为84.8％;前白蛋白的曲线下面积为0.769,P=0.011,95％ CI:0.648 ～0.891,敏感度为75.2％,特异度为77.5％.ROC曲线评估得出大肝癌切除术后预测肝功能代偿不全的总胆红素和前白蛋白最佳阈值分别为17.55 μmol/L和0.18 g/L.结论 Child-Pugh A级肝细胞癌患者行大肝癌切除术,术前总胆红素＜17.55 μmol/L且前白蛋白≥0.18 g/L时,术后肝功能恢复良好.

肝移植治疗肝门部胆管癌三例报道

目的探讨肝移植治疗不可手术切除的肝门部胆管癌患者的可行性。方法回顾性分析2006年1月—2012年12月解放军福州总医院肝胆外科收治的3例肝门部胆管癌行肝移植患者的临床病例资料。采用电话、门诊及住院复查进行随访，随访起点为手术日期，以患者死亡为终点，观察其临床病理特征、术后生存情况、肿瘤复发及预后因素，随访截止时间为2017年12月。结果3例患者均采用经下腔静脉逆行灌注法经典原位肝移植术，无围手术期死亡。3例患者均获得随访，随访时间为10—132个月。随访期间，肿瘤特异性死亡者1例，病理TNM分期为T4aN1M0国际抗癌联盟分期为IVa期，无瘤生存时间为3个月，生存时间为10个月；肿瘤非特异性死亡者1例，病理TNM分期为T3N1M0，国际抗癌联盟分期为Ⅲ期，无瘤生存时间为12个月，生存时间12个月；1例截至随访终点，患者已存活132个月，病理TNM分期为T2aN0M0，国际抗癌联盟分期为Ⅱ期。结论淋巴结阳性、高病理TNM分期是肝门部胆管癌行肝移植术的不良预后因素；对于未发生淋巴结转移的早期肝门部胆管癌患者有望通过肝移植而获益。

公民死亡器官捐献肝移植术后早期感染及细菌耐药性分析

目的探讨不同来源供肝对移植术后患者早期感染和细菌耐药性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2009年1月至2017年12月在厦门大学附属东方医院接受原位肝移植的296例患者临床资料。其中男216例,女80例;平均年龄(49±13)岁。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符合医学伦理学规定。根据供肝来源不同将其分为两组,司法途径标准供肝(SCD)组197例,公民死亡器官捐献供肝(DCD)组99例。采用倾向评分匹配(PSM)平衡两组术前、术中协变量,分析两组术后早期感染情况和细菌耐药性,率的比较采用χ2检验。结果经PSM后两组均为89例。DCD组患者2个月内总体感染率为60%(53/89),明显高于SCD组的43%(38/89)(χ^2=5.059,P<0.05)。其中DCD组腹腔感染率为47%(42/89),明显高于SCD组的33%(29/89)(χ^2=3.960,P<0.05);而DCD组和SCD组肺部感染率分别为30%(27/89)、24%(21/89),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1.027,P>0.05)。DCD组和SCD组患者在术后分别培养出81、66例病原体,其中细菌占病原体的百分率分别为81%(66/81)、86%(57/66),细菌均以革兰氏阳性菌为主。DCD、SCD组患者多药耐药率分别为39%(26/66)、47%(27/57),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1.306,P>0.05)。结论与SCD来源供肝相比,DCD移植术后腹部感染率增加,但并不增加多药耐药细菌的感染率和肺部感染发生率。

逆灌注条件下不同复流顺序对肝移植患者术后早期肝功能及肝细胞超微结构的影响

目的探讨逆灌注条件下门静脉、肝动脉不同复流顺序对肝移植患者缺血/再灌注损伤和术后早期肝功能恢复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联勤保障部队第900医院2009年1月至2013年6月97例经典原位肝移植患者资料。依据不同复流顺序分为:R—IPR组(门静脉先复流,35例),R—IAR组(肝动脉先复流,30例),R—SAPR组(门静脉肝动脉同时复流,32例)。术前1天,术后1、3、5、7天监测肝功能、凝血功能等相关指标,用透射电镜观察复流后2h肝内胆管上皮细胞及肝细胞超微结构,图像分析系统计量分析线粒体形态。结果R—IPR组、R—SAPR组及R—IAR组胆管二次热缺血时间(WITⅡ)呈依次下降趋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1d,R—IAR组丙氨酸氨基转移酶[(471.3±86.7)U/L比(562.2±150.4)U/L比(553.2±153.1)U/L]、吖谷氨酰转肽酶[81.3±25.9)U/L比(115.8±39.3)U/L比(110.8±42.7)U/L]和总胆红素[(91.4±42.6)μmol/L比(124.9±49.4)μmol/L比(129.0±45.8)μmol/L]均低于R—IPR组与R—SAPR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R-IAR组、R—SAPR组、R—IPR组胆管细胞线粒体肿胀程度依次加重,R—IAR组线粒体平均面积、周长较其他两组减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经典原位肝移植在逆灌注条件下,先开放肝动脉可促进肝移植术后早期肝脏功能恢复,并且由于胆道WITⅡ缩短,还减轻了胆道系统的缺血/再灌注损伤。

影响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肝移植功能的危险因素研究进展

肝移植术后肝功能不全是公民逝世后捐献器官的常见并发症。移植术后造成肝功能不全的危险因素众多, 预防其发生成为肝移植研究方向的热点问题。本文针对公民逝世后捐献肝脏的质量、保存以及肝移植术中因素的相关研究进行综述, 为应对肝移植术后肝功能不全提供预防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