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东南亚产业园区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基于印度尼西亚面板数据的反事实分析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业园区合作是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有力抓手。近十年来,中国企业在东南亚地区投资建设的海外产业园区发展呈现数量大、类型多、覆盖地域广的特点。本文以中国在印度尼西亚中苏拉威西省投资建设的产业园区为例,基于2006年至2021年印尼省级面板数据,使用合成控制法,评估样本期内产业园区的经济增长效应。反事实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在印尼中苏拉威西省产业园区投资对当地人均GDP和工业对GDP贡献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案例分析表明,中资产业园区通过创造产业集群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有效推动了东道国产业链成长和产业提质升级,显著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

增加值权力与互动:RCEP框架下马来西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现状与趋势

国家在增加值贸易网络中的位势及相互依存度构成其在贸易网络中的结构性权力。使用OECD-TiVA数据库1995—2018年数据,构建增加值权力与增加值互动两项指标,分别从国家及行业部门层面对马来西亚在RCEP网络中的结构性权力进行考察。实证结果表明,马来西亚在RCEP网络中的增加值权力呈衰落态势,GVC高参与指数与低地位指数并存说明马来西亚虽然高度融入全球生产网络,但出口部门被长期锁定在增加值较低的生产环节,价值链下游化趋势明显。中国与马来西亚的增加值互动指数在24年内呈稳步增长态势,美日两国与马来西亚增加值相互依存度则呈持续衰落态势。从全球价值链角度为马来西亚采取灵活务实的外交策略提供了底层的经济逻辑,中美两国对马来西亚此消彼长的结构性权力解释了马国外交政策从“一边倒”向“大国平衡”转变的行为动机。未来,我国可合理利用对马来西亚的结构性权力,抢抓RCEP发展机遇,提升我国与东盟产业链合作的质量与韧性,增强我国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力与现代化水平。

马来西亚独立以来的民族政策演变——基于认同政治视角的分析

马来西亚的地理环境、社会结构及历史等因素使该国民族政策的制定上面临诸多困境。自独立以来,马来西亚出台了一系列涉及政治、经济、文教等领域的民族政策,以服务于国家建构和社会发展的目标。但同时,马来西亚的民族政策也受到该国认同政治的强烈影响,执政集团与多民族社会的政治互动让民族政策不断调整,反对党势力和宗教因素对政策演变的影响也越发显著。马来西亚的民族政策通过保障公民政治参与和缩小族际发展差距促进了国族身份的塑造,却又在认同政治的作用下导致族群界限固化,束缚了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后殖民地国家需要在尊重社会多样性的基础上培养国民的政治认同、妥善分配族群利益,从而为国家的稳定与发展创造可靠保障。

政党更替、族群政治与马来西亚希盟政府对华政策调整

由马哈蒂尔领导的希望联盟在2019年5月9日马来西亚第14届全国大选中击败以巫统为核心的国民阵线,实现了自独立以来马来西亚联邦政府的首次政党轮替。在大选后的一周年内,希盟政府对中资项目的政策和中马经贸合作关系经历两轮调整,其政策基调从"对华审查"转向"对华合作"。文章基于"国家-社会"互动视角,构建一个解释马来西亚对华政策的分析框架,试图从马来西亚国内选举政治和族群政治的角度出发解释其对华政策调整的内在逻辑。文章认为,马来西亚国内选举政治和族群政治是分析"509大选"后希盟政府对华政策调整的重要来源。具体而言,马来西亚政客在大选前后通过操作和炒作涉华议题,激发民众对于族群关系的担忧以拉取选票,这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中马合作关系;然而,在政局相对稳定后,基于执政绩效合法性的考虑,马来西亚政府会重新调整对华政策,强调中马经济合作的重要性,使得双边关系重回正轨。虽然长期来看中马关系很难有颠覆性的改变,但中马"一带一路"合作以及中资企业在马来西亚投资在短期内仍需要更多地关注马来西亚政治转型后所带来的政治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