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展格局下厦门数字文旅高质量发展的路径研究

数字经济和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是新时代的必然趋势,数字文旅是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和新方向。厦门作为文旅产业发展较好的旅游城市,数字文旅产业的发展在产品融合、技术融合和业务融合层面尚有不足,仍存在不少问题。新发展格局下推进厦门数字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需要“地方政府+旅游企业+文化持有人+旅游者”四位一体协同发展,在宏观层面上,应完善政策体系、优化营商环境、引导产业健康发展,在中观层面上,应壮大市场主体、创新投融资机制、扩大优质产品供给,在微观层面上,应加强文旅资源整合、优化科技创新体系、培育数字化人才。

新型研发机构绩效评价制度的特征与优化路径

采用内容分析法,借助Nvivo 12工具,对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与17个地级市政府官网发布的65份新型研发机构绩效评价相关政策文件进行三级编码,重点分析绩效评价体系的构成要素、评价导向及现存问题。研究发现,新型研发机构绩效评价制度主要由评价主体、评价客体、评价理念、评价形式和结果反馈五大核心要素构成,具有强式评价特征;评价指标体系有助于引导新型研发机构进行开放式创新,但评价结果的运用缺乏战略导向;在分类评价体系、评价指标与评价周期选择等方面的系统性、合理性与可行性有待提升。由此提出新型研发机构的绩效评价应注重知识产权等配套权益制度的建设,协助新型研发机构跨越技术创新的“死亡之谷”,带动区域产业的转型升级。

厦门市农村土地流转的现状、问题与改革思路

在分析厦门市农村土地流转现状的基础上,指出厦门农村农用地和集体建设用地的问题,并提出:以土地确权为基础、市场化机制建设为核心,以集中性租赁、股份合作模式为主导推进农用地流转;以"保权让利"模式为主导推进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和农村房屋流转,逐步实现农村资产的资本化等对策,以建立农村土地流转的创新型模式。

智慧旅游背景下厦门市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路径研究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智慧旅游成为新的发展方向,依靠云计算、物联网等新技术,智慧旅游对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和传播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改变着旅游服务、管理和营销模式。文化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离不开信息和科技,如何抓住互联网新时代的机遇打破现有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困境,成为亟待思考的重要课题。通过研究厦门市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现状和特点,发现厦门市在智慧旅游和文旅产业发展上大有可为:一是积极利用智慧旅游系统引导资源开发,促进文化传播;二是积极利用现代科技推进跨界融合,创新旅游产品;三是积极利用网络平台构建虚拟产业集群,完善云营销体系;四是积极利用线上教学拓展培养渠道,塑造新时代人才。

城市化背景下的农村发展之路——以厦门市思明区曾厝安、黄厝二村为例

通过对厦门市思明区的曾厝安、黄厝二村的调研,认为农村城市化只有在政府组织、村级组织和村民三者积极推动下才能顺利完成。村级组织在人才、资金上具有相对优势,必须充分发挥村级组织在农村稳定等方面的政治组织和领导作用,带动村民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人,从而为农村城市化进程奠定良好的群众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

关于厦门和谐示范区建设的思考

建设厦门和谐社会示范区工作千头万绪,是一项系统工程。其中,建立完善社区治理服务体系,构建基层党建新格局,建设基层社区服务组织体系、公共服务体系、文化体系、生态文明体系和新型的社区治理体系,重点发展好与民生密切相关的医疗卫生事业、社会保障性住房、居民劳动就业保障及发展老龄事业等若干社会事业是厦门和谐示范区建设的重中之重。

对全域旅游的经济学思考及对厦门的启示

全域旅游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也是顺应时代变迁的产业发展新模式,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显著,对经济增长、社会稳定产生积极效应。如何开展全域旅游成为当下城市建设和发展的重要问题,厦门亦不例外。结合现状、借鉴经验,为更好地发展全域旅游经济,厦门至少可从四个方面着手落实:一要政府引导、适度干预,完善体制创新改革;二要转变观念、协调发展,推广共建共享理念;三要强化内涵、传承文化,开发特色旅游产品;四要加强管理、教育宣传,构建人才制度体系。

秦汉时期的诏事、诏使与诏吏辨析

出土秦器物铭文和封泥中有“诏事”或“诏使”“诏吏”二字,辨析众多隶释意见,实指同一职官。一般认为诏事是负责管理制造器物的职官,与属邦有关。但从职官命名原由来看,诏事本职实非负责管理制造器物,而是负责接待来朝聘的诸侯、友邦使者,是典客的属官。秦汉易代,文献和出土材料未见再设诏事之职。由于“诏”字作为皇帝专用的禁忌,“诏事”作为职名并未见有原来意义的设立,而汉代诏使与秦诏事名同实异。

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发展内在机理及策略路径

围绕产业融合发展这个主题,对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发展的内涵特征和现实意义给予理论阐述,深入剖析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发展的内在机理。结果表明: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发展,与产业技术和价值链演进相耦合,并且需要构建系统性支撑体系,其实质是一种产业利益融合。通过产业与城市融合、产业与市场融合、产业模块化融合等策略路径可实现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发展。

近代鼓浪屿的体育文化

本研究以近代鼓浪屿的现代西方体育历史发展为研究对象,通过梳理鼓浪屿西方传教士原始文献资料、访谈调查等研究方法,对近代鼓浪屿的体育文化历史进行了系统研究。研究认为,近代鼓浪屿现代足球运动的发展历史可追溯至19世纪90年代;鼓浪屿也是我国壁球、高尔夫、网球等诸多近代西方体育运动的最早开展地区之一;鼓浪屿是我国近代学前身体教育、基础体育教育及女子体育运动开展的重要先驱;马约翰深受鼓浪屿近代西方体育文化的影响,是鼓浪屿地缘性体育文化影响中国近代体育教育发展的重要载体和途径。在近代鼓浪屿的体育文化演进中,西方各国传教士是近代鼓浪屿体育文化的重要启蒙者;鼓浪屿西方使馆人群是近代鼓浪屿西方现代体育运动的积极实践者;不时登陆的各国水兵为近代鼓浪屿西方体育不断注入新的技术知识与内容,是近代鼓浪屿体育文化的持续推动者。

中国地方政府区域经济合作行为适应性调整实证研究

通过多阶段信息传递博弈模型论证地方政府区域经济合作的存在性和产生的内在机理,文章认为市场经济发展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形成和发展并成为地方政府区域经济合作适应性调整的外在压力,地方财政收益变化是地方政府行为适应性调整的加油阀,区域间外部竞争压力使地方政府行为适应性调整成为必然。结果表明,区域经济合作适应性调整是地方政府在新经济增长格局下满足其政治晋升和地方经济利益最大化的一种理性选择。

区域经济合作利益补偿机制及其制度体系的构建

本文基于我国区域经济利益补偿机制的现状特征及其经济影响,通过探讨区域经济利益补偿机制的经济功能与现实意义,深入分析区域经济利益补偿方式手段、补偿内容、补偿基金筹资渠道、补偿实施机构等内容,并以此构建区域经济合作利益补偿制度体系,为区域经济合作顺利进行提供利益制度基础。

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与发展支撑体系建设研究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形成和发展有其内在的产业和技术成长规律,需要具备一定的产业和技术基础及较为完善的支撑体系。中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面临着体制性障碍、产业基础区域差距悬殊、核心技术缺乏、基础研究薄弱等问题,可借鉴欧美发达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和发展的经验启示,积极整合生产要素、技术要素、市场需求、产业政策等各大要素的作用,构建完善的产业支撑体系、政策支撑体系和服务支撑体系,以促进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稳健发展。

社区环境与个人因素对居民健康的交叉影响

通过构建多水平曲线发展模型分析发现,社区环境与个人因素相交叉对居民健康变化轨迹的影响约占22.9%。其中,个人经济社会条件与城乡分类、社区内医疗服务机构数量的交互项显著影响了居民健康均值,与医疗服务效能的交互项显著影响了居民健康的变化幅度,社区内工作人员数量、居民同质性等因素显著影响居民健康变化的加速度。因此,在“健康中国”社区实践中,需注重居民收入等个人特征与社区环境的互动性变化,在健康“软资源”方面积极作为,优化社区健康资源供给策略。

中国和平崛起能否跨越“修昔底德陷阱”

2017年中国GNI达8863美元,估测2028年中国经济规模将赶超美国,2023年中国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水平发展阶段。中国和平崛起筑圆中国梦,使中国实现“弱中国”向“强中国”演变,但这也引起对中国是否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担忧。研究表明,中国没有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战略意图、行动基因、思维范式,其原因在于:中国始终秉承和平崛起的国家发展战略,中国和平崛起需凝心聚力解决国内重大发展问题,中国践行“利益共融”全球治理理念和坚持互利共赢、和衷共济的国家意志,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国际关系、实现“中国梦”和“世纪梦”伟大实践的典范。“强中国”演变提高了中国规避“修昔底德陷阱”风险的能力,合作博弈新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正加快形成,中国在新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下实现与超级大国之间利益平衡,这些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使中国不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农地流转的当下情势与典型模式观照

对我国部分地区农民承包地和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创新的"宅基地换房、换社保"政府主导模式、集体建设用地市场化流转农民主导模式、"确权赋能"土地产权综合改革模式、农用地规模化租赁性经营模式、农民承包地股份合作模式等五种典型模式的研究表明,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建设应以土地确权为基础,以市场化机制建设为核心;地方政府应改变"运动员"角色,让利于民,履行好市场管理与监督职能。

市场回报如何影响务工型老年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基于2016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老年流动人口是老龄社会劳动力的有效补充,但其务工行为并未获得理想的市场回报。在期望收入理论框架下构建了务工型老年流动人口居留意愿模型,利用2016年中国东部九省市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从收入性回报和福利性回报两个方面对老年人和中青年人群的市场回报和居留意愿进行了对照分析。结果表明:期望收入理论对中青年劳动力的解释能力更强,对老年劳动力的解释能力较弱,老年人在劳动力市场上更加边缘化。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和第三产业占比对老年人的影响程度大于中青年人,而与收入相关的变量,包括个人实际工资率、家庭月收入均未产生显著影响,说明与工作机会相关的因素是务工型老年流动人口居留的首要考量。与工作机会相关的福利性回报,对提升务工型老年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具有中介效应。

赡养上一辈对中年家庭发展能力的影响路径——基于CFPS家庭配对数据的分析

利用2016年CFPS数据,从微观家庭视角,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多元化养老情境下赡养上一辈对中年家庭发展能力的影响路径。实证分析表明,老人的经济能力、衰老特征、失能情况三个变量对子代家庭发展能力的联合解释力为82%。老人经济能力的中介作用十分显著,且对衰老特征影响子代家庭发展能力具有遮掩效应,导致衰老叠加风险被子代家庭和公共政策所忽视。不同出生队列、育儿类型、城乡家庭群组在"失能情况通过老人经济能力影响家庭发展"这条路径上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失能引起城市老人由"小家庭"向"大家庭"的聚合,农村则相反。实施更加精准的家庭支持政策需综合考虑老人经济能力、衰老特征变化规律、失能情况以及子代家庭脆弱性。

新一轮产业转移背景下福建省产业发展研究

2006年底以来,我国出现了新的产业转移现象,各产业对区位要素重新配置。新一轮产业转移是原有资源要素配置效率低下,不能满足产业发展的必然结果。此次产业转移对各地区经济发展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本文在阐述我国新一轮产业转移及其特征基础上,深入剖析福建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福建要抓住全国产业转移的有利时机,根据区位特征进行产业定位,在产业定位与发展中发挥地区优势,强化产业凝聚力,促进产业持续发展。

汉代官吏病免问题考述

“病免”是两汉官吏罢免问题中的常见现象。最初政府对病免有严格规定,疾患严重到胜任不了或暂时无法胜任某职,才可免官。但因官吏疾患程度判断的困难以及出于行政运作效率的担心,政府又常允许以病免官,病免现象渐多,疾病甚至成为人们善意或刻意的借口。由于病免具体情况、禄秩高低的不同,批准程序也有差异,地方官吏较京官简易,公府属吏比政府官员容易,名望高的公卿获批最难。除少数特例外,官吏病免后不再享受政府待遇。病免者因曾经的阀阅与历练,未来再仕更为容易。他们再起家的方式以直接征召为主,且病免前后的禄秩变化幅度总体不大,反映出两汉官僚体制的开放性以及鲜明的实用主义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