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多规合一”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厦门的实践与思考

厦门在"多规合一"推进过程中,始终将建设项目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作为一项工作重点,初步形成了项目策划生成、项目审批和项目监管三阶段为主要内容的行政审批制度创新,从而解决了项目落地困难、推进缓慢、程序繁琐等问题。本课题在总结厦门"多规合一"做法和成效的基础上,提出以推广复制建设项目审批创新经验、探索推进审批事项精简、持续推动审批流程优化、建立审批改革综合评估机制、推动顶层制度设计等措施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从而实现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改革与法治相衔接中的立法条件及其类型

改革与法治相衔接、相统一,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论断。在实现改革决策与立法决策的对接中,应立足不同立法条件的情形,采取和运用不同立法行为方式。常态立法、授权(国务院)立法、(地方)先行立法、(授权)特区(变通)立法和法典立法分别与改革的不同分布、不同阶段相适应。之所以在我国通过立法法、授权法(决定)等构设阶梯式的立法条件及其对应的立法类型,在改革、发展的社会情势所成就的现实立法条件与法定立法条件相契合之际,科学选择立法类型,发挥法治引领、规范、保障作用,在根本上,是改革与法治两轮驱动、紧密结合的必然要求。但是,非常态条件下各个立法类型应强化建构性而并非停留在试验性。试验性立法是一种错误的归纳。现实立法条件与法定立法条件的吻合度,即现实立法条件的成熟度,是检验、评价立法行为是否“适时”“及时”,进而认定未做出立法决策是否构成立法过程中怠于履行职责、乃至立法不作为的要件之一。

行政审批权力清单规范化研究

行政审批直接影响市场主体行为和民生权益,是行权履职的核心内容。对权力类型认定不一、权力关系的认识混乱以及权力走向归属各异,是当前行政审批权力清单面临的三大问题。其深层次原因在于,未能有效处理"权限法定"与"实践需要"的紧张关系,以《行政许可法》为基本法的行政审批立法存在瑕疵;实践层面对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目标产生偏差,难以形成深化改革的动力和压力。为了进一步推进权力清单规范化进程,应以务实的态度承认实践中行政审批的内涵和外延,并对此加以精细化管理,从而弥合实践与理论的分离。同时极有必要回归和严守《行政许可法》,对行政许可等概念作出准确界定,进一步完善分类、审核的标准;及时更新行政审批清单目录,以法治思维护航权力清单的规范化。

地方政府部门责任清单制度的理论与实践

各地政府部门责任清单制度建设的实践中遇到许多需要规范化的问题亟待研究。责任清单制度基于行政权的双面属性,是权力清单制度得以落实的配套制度;责任清单的主体是具备行政主体资格的各级政府、部门及被授权组织;责任清单的范围不限于执法,还包括公共服务;责任清单编制应遵循法定原则、权责一致原则和放管结合原则;责任清单的有效推行需要上下联动的运行机制。

当前医改背景下缓和医疗制度研究

缓和医疗的发展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及地区文明发展程度的标准之一,不单纯是医学问题,还涉及政治、经济和法律,涉及公共资源的合理利用、医疗费用的再分配、医疗保险的覆盖范围、伦理道德、人文关怀、人心理念等内容。当前缓和医疗面临政策空白、法律指引缺失、对缓和医疗缺乏认识、相关癌症控制项目不够具体、政府和民间支持不足、传统的"死亡观"根深蒂固、专业缓和医疗队伍认可度偏低等诸多限制,而当前深化医改的政策对此重大议题却鲜有回应。如何在当前深化医改背景下为缓和医疗建构制度空间与法治保障显得尤为迫切。应立足于地方先行先试,探讨缓和医疗的必要性、当前缓和医疗的障碍和风险、缓和医疗的制度建构等。

论权责清单制度的主体范围

权责清单制度是建设法治政府的要求,也是公权力的一场自我革命。各级政府组成部门、直属机构、部门管理机构以及列入党委工作机构序列但依法承担行政职能的机构、依法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其他机构均应列入主体范围。为此,需要摆脱传统行政法行政主体理论的约束,各类权力行使主体应积极借助权责清单制度建设明确自己的权责边界,建立起各自的权力运行手册。

公务员从政风险防范机制重构

十八大以来,屡出重拳的吏治改革已初见成效,为十九大继续从严治党、从严治吏奠定了基础。新的政治生态下,贪贿、滥权、失职等行为将面临更加严格的约束,以行政官员违法行为导致的法律后果为视角,可以将从政风险等级从轻到重依次列为问责、党纪政纪处分和司法风险,而相应的责任机制之间尚有结构性问题需要调整,配套的防范机制相对滞后,亟待健全;行政官员及至全体公务员自身亦需提高相应的法治素养,最大限度实现避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