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科技创新-乡村产业-经济发展耦合协调研究——以广西14个县(区)为例

以广西14个县(区)为研究对象,采用层次分析法、熵权评价法和组合赋权法,对2020—2022年案例县(区)的科技创新、乡村产业、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评价,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了案例县(区)两系统和三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及相对发展度,结果表明:(1)各县(区)科技创新、乡村产业和经济发展指数总体呈现低分集聚、波动上升、区域差异明显等特征。(2)各县(区)两系统呈现耦合协调度均值逐年递增的磨合发展阶段,三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均值高于两系统,处于耦合发展阶段;大多数县(区)存在明显的科技发展滞后现象。(3)提出要加快实施县域科技创新能力提升行动,加大对县域特色产业创新的政策支持,大力实施乡村特色产业振兴科技专项,加快构建多部门联动的创新协同机制等对策建议。

新时期甘肃省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及空间差异研究

经济高质量发展关乎国计民生。本文以县域为研究单元,基于经济活力、社会进步、生态文明和制度深化四个层面构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以甘肃省为研究区,就其地理空间特征,划分为:中部黄土高原沟壑丘陵区、河西干旱内陆区、甘南山地高原区、陇南山地区、陇东黄土高原区五大地理区,并结合指标测度结果,探讨甘肃省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差异,以期为西部生态脆弱区县域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提供政策启示,也为理解我国经济发展转型提供一个新的视角。结果表明:(1)甘肃省县域经济发展质量处于中低水平,省内各区(县)间发展差异大、不平衡问题突出,反映在经济、社会、生态和制度等方面。五大地理区发展水平由高到低依次为:河西区>陇东区>中部区>陇南区>甘南区,从各县指标排名来看,兰州市所辖红古区、榆中县、永登县位列前五,是甘肃省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2)障碍度诊断结果表明:环境改善和生态稳定是影响甘肃省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也进一步说明,生态脆弱、敏感区要实现经济有效发展,应秉持“生态优先”发展原则,依托现代化政府管理体制,以市场要素激活、产业结构优化、城乡协调发展、经济成果全民共享、人居环境改善、自然生态稳定为导向,合力共促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激活县域消费潜能:发展趋势与路径探析

激活县域消费潜能是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也是扩大内需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环节。近年来,我国县域消费市场不断提质扩容,县域消费结构持续优化。进一步激发县域消费潜能,应从提高县域居民收入、加强县域商业体系建设、完善县域物流基础设施、健全县域消费政策体系等方面入手,不断增强消费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持久动力,使县域消费市场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新时代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略论

县域不仅是统筹我国城乡发展的基本单元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基石,也是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的主战场。县域经济发展,是我国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着力点和落脚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县域经济发展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导,结合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县域经济发展差异与产业特色优势,依托"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区和长江经济带等区域发展战略,以制度变革和主动融入区域协同发展为着力点,促进县域经济跨区域融合共享发展,提升县域经济发展实力。

甘肃省县域经济差异变化与空间极化研究

以甘肃省县域经济体为研究对象,将其划分为陇中、陇东、陇南、河西、民族经济区五大分区,基于对县域经济发展指数的测度,运用基尼系数、泰尔指数和极化指数模型,对2006-2015年甘肃省县域经济差异变化和空间极化情况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甘肃省县域经济发展差异与空间极化伴随着"缩小—扩大—缩小"的波动演化态势,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与区域内差异是导致县域经济差异变化的关键因素,并且产业结构效应与产业集中效应的影响效力较强,而县域经济发展极化现象主要表现为显著增强的五大区域之间的空间极化效应。

中国西部兰州——西宁城市群县域经济集聚格局与空间溢出研究

采用空间计量方法分析中国西部兰州—西宁城市群县域经济的空间集聚格局,探究县域经济集聚的溢出效应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兰州—西宁城市群所辖41个县(区)之间经济集聚水平差异逐步增加,呈现"中心—外围"特征和"点—轴"特征。兰州—西宁城市群经济集聚存在空间依赖性,经济集聚热点区主要集中在兰州市和西宁市所辖经济核心县(区),经济集聚冷点区主要集中在白银市、定西市、临夏州和海东市所辖经济欠发达县(区)。兰州—西宁城市群经济集聚存在溢出效应,人口密度、工业化率、经济水平和市场化率对经济集聚的溢出效应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政府干预对经济集聚的溢出效应具有负向抑制作用,投资水平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双循环”格局下县域经济发展的新思路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县域经济呈现出发展地位更具可重塑性、市场需求更具可挖掘性、供给质量更具可提升性、发展动能更具可培育性等特征,同时也面临着诸多新挑战。为此,可从推进体制机制变革,做好产业链上的延链、补链和强链设计,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促进县域内城镇化与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等方面着手,促进县域经济快速发展。

省域视角下绿色经济发展水平测度研究——基于甘肃省14个地州市的实证分析

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作为我国一项基本国策已经逐渐成为政府和学术界的普遍共识。在总结和梳理国内外绿色经济发展相关理论和评价指标的基础上,遵循数据的客观性、代表性及可得性,构建基于省域生态环境综合效益、经济发展效益和社会发展协调平衡效益3个二级评价指标、9个三级指标和39个四级指标的甘肃省绿色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选取甘肃省2012-2017年历年绿色经济发展相关数据,动态评价和实证分析甘肃省14个地州市绿色经济发展水平。研究结果表明:甘肃省绿色经济发展水平整体处于较低水平,各地州市绿色经济发展趋势总体向好,但地区间绿色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提出甘肃省应从完善绿色经济发展制度保障体系,构建绿色经济发展产业支撑体系,建立绿色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体系和强化绿色经济发展绩效考核体系等方面,着力推动绿色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

丝绸之路经济带背景下基于入境旅游时空差异视角的西北五省国际旅游目的地协同发展研究

立足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新时代背景,以协同发展理论为指导,基于入境旅游时空差异视角,就西北五省区国际旅游目的地协同发展进行研究。运用计量地理学中地理集中指数、标准差、变异系数,经济学中赫芬达尔指数和ArcGIS空间分析等方法,从时间、空间角度测算和分析了2006—2016年相关旅游经济数据,运用定性和定量的方法实证剖析了2006—2016年间西北五省区入境旅游的区域差异和时空演变,研究发现:(1)2006—2016年西北五省区入境旅游发展迅速,但入境旅游经济的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极为显著,且入境旅游差异程度在不断扩大;(2)西北五省区入境旅游市场的垄断程度较高,入境旅游市场竞争态势不明显;(3)西北五省区入境旅游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化结构在近11年间未发生明显改变,单核极化格局未被打破。基于以上分析和结论,文章对西北五省区入境旅游经济差异的影响因素,国际旅游目的地与入境旅游发展的现实困境进行了梳理与剖析,并提出了西北五省国际旅游目的地的协同发展路径,即借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以高铁、航空、智慧旅游等新业态为驱动,以国际特色旅游目的地和世界遗产为着力点,以兰新高铁、宝兰高铁及国内外主要航线为旅游发展轴线,以西安、敦煌等国际旅游名城为入境客流集散域,形成区域内“点—轴—域”协同互补式入境旅游空间结构。

西北地区绿色金融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发展的历史演进——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

回顾西北地区70年来金融体系的发展历程,重点剖析金融绿色化与产业结构优化之间的关系演进,并选取2000-2017年面板数据为样本构建绿色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优化的动态耦合协调度模型,从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实证刻画二者间的演变过程。研究发现:在时间维度上,西北地区的绿色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优化从长期持续的拮抗阶段开始转向磨合阶段,从中度耦合协调阶段转向高度耦合协调阶段;在空间维度上,除了新疆与甘肃的耦合协调度呈现出较好的状态,其他三省的耦合协调度较低。未来西北地区的金融绿色化改革要与当地产业结构适配,促进绿色金融与产业结构的良性互动,实现经济的绿色可持续发展。

节能降碳约束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基于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视角的实证研究

基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结合“双碳”背景对黄河流域58个地级市2010—2019年节能降碳约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二者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采用SBM-ML指数测度这58个地级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运用熵值法测度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四个方面的指数作为控制变量,引入Tobit模型探究节能降碳约束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显示:(1)节能降碳约束强度指数在全流域范围内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即节能降碳约束制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企业尚未突破成本遵循效应,这种现象在下游地区尤为明显;(2)现阶段黄河流域创新驱动力不足,阻碍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数字经济发展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经济普及程度、网络信息资源和数字经济环境与效果四个维度构建衡量数字经济发展的综合指标体系,采用时序全局主成分分析法对2006—2019年中国省际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算,并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和面板门槛模型等多种计量方法考察了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中国绿色TFP的提升,从而从绿色生产率的视角验证了数字经济完全可以成为支撑新发展阶段下中国绿色TFP提升的新力量,这一研究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作用机制发现,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激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和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等渠道来促进绿色TFP的提升;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知识产权保护强度较高的情况下,数字经济的绿色生产率增长效应更为突出;进一步研究发现,与东部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对绿色TFP具有更为明显的积极影响。这一研究不仅为评估数字经济的影响效果提供了实证依据,也为依托数字经济推动国内绿色转型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

县域人口空间分布格局演变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甘肃省为例

县域作为城市与乡村连接的关键纽带,与城市或乡村相比,其人口变化有一定的特殊性。同时相较于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人口增长与收缩并存的现象更为明显。基于此,以甘肃省县域空间为实证对象,基于标准差椭圆、人口集聚度模型、GMM模型对县域人口空间分布格局演变、集散特征及驱动机制进行系统分析。结果发现:2000-2020年间,甘肃省县域人口规模空间分布的中心点出现明显波动,同时受周边城市经济发展环境的逐步改善,近20年间县域人口呈现由陇中向周边回流的趋势,这与兰州市弱省会对要素吸纳能力有限有很大关系。其次,甘肃省县域人口在经历一段增长后出现新一轮流失,县域空间连片收缩现象较为显著。同时受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就业机会等不均等化布局,人口由郊区县城向中心城区迁移的趋势依然明显,中心城区依旧是区域人口集聚的关键区域。此外,从县域人口空间分布的驱动机制来看,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发展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对人口规模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农业发展水平和信息化水平对人口规模具有负向影响,这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倒逼农业科技发展有关。

新发展阶段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的农民发展问题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对于缓解相对贫困、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全社会共同富裕目标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新发展阶段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要准确把握我国农民的基本发展情况,要紧紧依靠农民、充分发挥农民在乡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体性地位与作用。聚焦新发展阶段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的农民发展问题,从五大振兴对农民的基本要求、农民的概念内涵和面临的挑战三个方面,依据乡村振兴对农民角色重塑的内在逻辑进行了探讨,并从农民的主体意识培养、农民的培训培育、农民的权益保障方面提出新发展阶段促进农民发展问题的应对之策和关键突破方向。

兰州白银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高质量发展研究

文章通过从生产规模、经营效益和创新投入三个角度对兰州白银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2018—2021年的发展状况进行纵向梳理和区域横向比较,在发展优势和存在问题方面得出以下结论:兰州白银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近年来工业产出、企业数量、实现利润能力和创新要素投入方面均呈稳定增长态势,企业生产规模、研发人力要素投入和资本要素投入的增长在西北地区处于前列,但在工业总规模、利润效益和协调发展方面存在短板。基于此,文章针对性地提出优化发展路径建议,以增强兰州白银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在西北地区的影响力和区域优势。

中国产业结构演进与发展:70年回顾与展望

产业结构既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也是直接反映一国经济发展所依赖核心动力的重要风向标,其演进既是生产力发展客观规律的表现,更是政府产业政策引导的结果。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以新中国成立70周年和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为背景,从产业变迁和历史视角系统梳理70年来中国产业发展成就、结构变动特征及产业政策演变过程,对新时代中国产业结构未来进行展望。

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乡村振兴战略融合发展

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党中央科学把握国际局势和我国发展的阶段、环境、条件变化而作出的事关全局的战略性决策。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在政策目标上具有内在一致性,在政策实践方面相互嵌套,二者相互融合发展。农村的产业转型升级、消费潜力释放和生产要素优化配置的现实发展需要与国内经济大循环形成可以进行良好衔接,而加快农业转型升级、推进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建设和强化农业科技创新将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过程中的农业发展重点方向。基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乡村振兴战略融合发展问题,从农业要素流通循环与体制机制改革方面提出农业发展的政策优化,从农村的市场流通体系、消费金融体系和消费结构升级方面提出农村消费能力提升工具设计。

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方法的改进及其实证研究

基于乡村振兴评价研究具有特殊性的最大实际,从指标遴选和赋权方法两个角度对主流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思考和改进,以县域为评价对象,提出了依据相关选取原则建立评价指标集合,应用改进的熵权—层次分析法确定评价指标权重,借鉴TOPSIS法计算指标水平得分的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方法,并以甘肃省县域数据对该套方法进行了实证检验。检验结果显示:相较于熵权法,改进的熵权—层次分析法确定的指标权重具有更强的合理性,乡村振兴总体水平得分更符合统计规律,其在空间分布上与乡村发展大环境较为匹配,各一级指标水平得分与政府政策实践和自身发展环境较为契合,较好地验证了该方法在实践应用中的科学性和适用性。

村庄组织化程度与农地经营权流转——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利用CLDS2017村庄以及家庭层面的问卷调查数据揭示村庄组织化程度如何影响农地流转率,从而为地方政府从村庄层面有针对性地推动农地流转提供决策参考。研究结果表明:村庄的组织化程度显著影响农地流转。具体而言,组织化程度每提升1%,农地流转率增加2.53%,家庭层面的微观证据也支持这一结论。在异质性影响上,组织化程度对山区农地流转的作用高于丘陵地带,对中西部地区的作用高于东部地区。机制分析的结果表明:村庄正式组织的组织化程度更为关键,农业专业合作社是村庄组织化程度作用于农地流转的重要渠道。研究启示:针对性地提升村庄的组织化程度,尤其是正式组织的组织化程度,以此建构起村委与村民以及村民之间良性的信任合作机制,因村制宜地落实农地流转的政策意图;充分发挥农业专业合作社对农地流转的促进作用,扩大合作社的覆盖面。

数字经济时代农村信息扶贫生态系统的构建与路径优化

随着数字技术在经济活动中的广泛应用,数字经济消除了传统区域发展的空间边界,成为中国当前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之一。文章围绕数字经济的演变和特点,基于数字经济视野,由我国农村贫困问题的本质出发,运用信息生态系统理论,从信息本身要素、信息主体要素、信息环境要素三个方面构建农村信息扶贫生态系统的基本框架,并从信息的供给与需求、信息的转化与价值实现等环节分析信息扶贫的作用机理,在此基础上提出信息扶贫的优化路径,以期贫困地区能充分共享数字经济发展的“数字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