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利亚政党制度与政治稳定研究

政党制度与政治稳定是现代化进程中引人关注的政治发展问题。20世纪以来,叙利亚政党政治经历了复杂多变的演进历程,政治稳定因素贯穿于其政党制度的变迁过程,并深刻影响着叙利亚的现代化进程和国内局势。复兴党的崛起是叙利亚现代民族国家建立的客观需要,其通过军事政变建立起一党执政、党政合一的政治制度。哈菲兹·阿萨德夺取政权后,至高无上的个人权威凌驾于政党之上,复兴党沦为阿萨德家族的统治工具。叙利亚一党独大的政治格局具有浓重的军人夺权、个人专权、家族统治、教派纷争的色彩。随着巴沙尔的上台和21世纪初以来国际局势的变化,强压式统治之下政治、经济、社会、民族、教派矛盾进一步凸显,巴沙尔既无力重塑其父的"奇里斯玛式"权威,也难以妥善解决威权主义政党制度的矛盾。阿拉伯世界政治的动荡以及外部干预,固然是导致叙利亚复兴党陷入执政危机的重要原因,但危机的根本原因则是其政党政治发展与民族国家建构的双重失败。

国别和区域研究视域下世界古代史研究的意义和范式——以叙利亚古代史研究为例

中国的国别和区域研究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背景下提出的一项国家工程,其基本价值导向是为服务国家利益而面向各个地区和国家的基础知识研究和政策咨询。历史学和世界史学科在国别和区域研究工作中承担着基础学科的职能,具有整体性知识论和科学方法论的指导功能。通过对叙利亚古代史研究的知识产出意义和服务现实意义的分析探讨,世界古代史研究在国别和区域研究工作中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中国的国别和区域研究应面向世界构建具有继承性和原创性的中国特色社会科学理论。基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中东历史研究实践发展出来的“文明交往论”指导下的地区古代史研究可以成为中国思维、中国智慧介入国别和区域研究工作的探索路径。

美俄博弈下的叙利亚问题及其前景

在叙利亚问题的演进中,美国与俄罗斯的博弈始终扮演着关键角色,在某种意义上左右了叙利亚局势。美俄的博弈大致围绕叙利亚政权的存续、反恐战争和叙利亚重建三个阶段。俄罗斯的强势介入使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叙利亚复制“利比亚模式”的图谋最终破产。美国撤军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叙利亚问题相关各方的力量平衡,叙利亚问题也呈现新的特征。叙利亚政府开始与库尔德人进行一定程度的合作。随着土耳其的军事介入,冲突的焦点转向叙利亚北部地区,叙利亚重建进程逐渐启动。美国和俄罗斯介入叙利亚问题的动因并不相同。对美国而言,叙利亚问题更多是中东的地区性问题,旨在通过叙利亚问题遏制伊朗的地区影响,打击反美国家和“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对俄罗斯而言,叙利亚问题是俄罗斯提升国际地位和撬动当前国际秩序的重要支点,也是重新定义国际规范、重塑俄罗斯世界大国地位的重要契机。这也导致美国在叙利亚问题上游移不定。在“俄进美退”背景下,叙利亚安全局势基本可控,其政治解决也出现了积极信号。但美俄在叙利亚的博弈仍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叙利亚问题恐将长期化。

当前叙利亚库尔德问题的发展及面临的挑战

民族身份的建构是近代以来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主线和强大动力,也是影响中东地区政治进程的重要因素。2011年以来,以“民主联盟党”为代表的叙利亚库尔德人崛起于叙利亚北部,已成为叙利亚国内重要的政治力量。这象征着叙利亚库尔德人民族身份在叙利亚国内政治生活的复苏与崛起。本文认为,尽管从1946年政治独立以来,叙利亚政府都试图“同化”和打压国内库尔德人,但是库尔德人追求地区自治和谋求民族平等的愿望并未被泯灭,随着2011年以后叙利亚内战爆发,以及叙利亚库尔德政治力量的崛起而愈发强烈。在未来,叙利亚库尔德人追求地方自治和谋求民族平等的政治诉求,仍然将面临来自叙利亚库尔德人政党纷争、叙利亚中央政府和反对派以及土耳其的多方面挑战。2018年以来,土耳其及其支持的叙利亚反对派武装在叙利亚北部发动攻势,试图扫除叙利亚库尔德人在当地的政治影响力。叙利亚库尔德人实现其政治诉求,仍然需要时间与耐心。

族际政治视域下阿富汗国家重构的困境

阿富汗族群构成极其复杂,如何建构稳定的族际关系,实现不同族群之间合理的权力分配成为长期以来制约阿富汗发展的结构性因素。历史上,阿富汗通过确立族群等级制和“普什图化”的政策,同化少数族群,整合族际关系。但这客观上强化了族群认同,并最终引发了族群之间的激烈对抗和内战,导致普什图人丧失领导地位,族际关系进一步失衡。2001年重建以来,在西方干预下,阿富汗试图借助西式的民主制度超越族际冲突,破解族际关系的困境。但事与愿违,这种制度模式异化为畸形的族群政治现象,族群成为阿富汗最重要的政治身份和动员力量,政党和选举大都以特定族群为界。普什图人借助人口优势再度崛起,阿富汗形成了脆弱的族群权力平衡。在美国全面撤军背景下,阿富汗面临着新的抉择,族际关系势必将持续、深刻影响阿国内政治与社会和解,地区和域外力量也借助族群矛盾干预阿富汗事务。这将进一步加剧阿富汗不同族群的对立以及塔利班与阿政府的对抗,阿富汗局势将持续恶化。

以色列政党政治的新变化与贝内特政府的政策调整

2021年6月,以色列政坛经历了政治“地震”,长期执掌以色列政权的内塔尼亚胡下台,让位于年轻的以色列右翼政治人物纳夫塔利·贝内特;利库德集团连续十多年主导以色列政坛的局面被打破,由“拥有未来”党、统一右翼联盟等8个政党组成的执政联盟上台执政。执政联盟内政治光谱包含左翼、右翼和中间党派,凸显了以色列政党政治的新特征.

美国在中东的战略收缩与以色列的应对

美国在中东的战略收缩态势日益明显,以色列面临越来越多的安全威胁和挑战。在此背景下,以色列通过开展一系列军事、政治和外交政策予以应对。在国内层面,以色列通过维持庞大的国防开支和构筑多层次的防空体系,保卫国家安全;在地区和国际层面,以色列努力与阿拉伯国家改善关系,积极维系与美国的联盟关系,加强与俄罗斯的合作关系,同时以强力手段震慑可能威胁以色列国家安全的境外敌对力量。但在未来,以色列仍将面临内部政治纷争、巴以问题升级和美伊博弈加剧所带来的安全风险。

中东气候变化的安全风险与治理路径

气候变化是21世纪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重大威胁。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通常会与其他复杂的环境和社会脆弱性相结合,加剧社会关系紧张,甚至诱发冲突和战争。由于特殊的地缘政治和自然生态,中东既是世界上冲突最集中的区域,也是最容易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地区之一。中东气候变化的脆弱性一方面受环境系统的敏感性影响,另一方面也与社会系统的适应力弱有关。中东气候变化潜在的安全风险是广泛而复杂的。在中东地区,气候变化会进一步加剧水资源短缺、粮食危机、能源供需矛盾以及公共卫生风险,从而进一步加剧该地区现有的紧张局势和人道主义危机。未来,随着气候变化的频度和幅度的提高,越来越多中东国家开始参与气候治理,气候变化给中东带来安全风险的同时也带来合作机遇。中东气候治理应从政府与民间、区域与国际四个层面强化合作,从而弥合区域治理领域的信任赤字。

以色列左翼阿拉伯政党的演变、影响与挑战

历经数十年演变,以色列左翼阿拉伯政党已经成为以色列政坛的一支重要政治力量,在壮大以色列左翼力量、捍卫以色列阿拉伯群体政治和社会权益、促进巴以和平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与此同时,以色列左翼阿拉伯政党依然面临内部缺乏协调、政治身份尴尬、地域派系垄断和司法权威受限等诸多挑战,其实现更大发展,既需要克服内部政治分歧,也需要应对右翼政治力量的制约。

议题与路径——构建中国特色的国别与区域研究体系

国别与区域研究是针对特定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安全、社会、文化和外交等不同领域研究的综合实践,也是中国构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智力支撑。中国的国别与区域研究获益于中国的全球政治、经济、文化影响日益扩大所产生的政策需要,也应与西方的国别与区域研究理念和实践有所区别。中国的国别与区域研究,应当根据议题的特点,构筑具有中国特色的多学科、多领域、多机构的研究体系,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的现实需求。

什叶派乌里玛与伊朗伊斯兰政权的演进

1502年什叶派伊斯兰教的国教化奠定了伊朗此后政教关系的基调,什叶派乌里玛力量的增强成为伊朗历史发展的一大趋势。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导致伊朗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政权,什叶派乌里玛前所未有地成为国家的主导者。他们践行"教法学家统治"的思想,创建了法基赫制,并使自身快速官僚化。1989年后,哈梅内伊一方面动用国家资源,确立了宗教权威;另一方面,他对经学院和乌里玛进行强有力管理,实现了宗教体制和伊斯兰政权的高度一体化。什叶派乌里玛国家治理能力的不足使得伊斯兰政权陷入严重的合法性危机,也使得自身遭遇了历史上空前的形象危机。尽管如此,伊斯兰政权以乌里玛为中介,以宗教网络为基础,牢固扎根于伊朗社会,依然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当前,领袖权力的交接既面临着巨大的风险,也可能成为伊朗重大变革的契机。

土耳其共产党的发展变化、理论主张与主要活动探析

土耳其共产党的历史可以追溯至1920年9月,虽历经挫折但仍不断发展,并在21世纪出现了相对复兴的发展势头。同时,在21世纪土耳其共产党也发生过分裂,土耳其国内出现了多个以共产党和工人党命名的组织,还有毛派组织和托派组织。2014年,土耳其共产党召开进步大会,通过了名为《社会主义纲领》的新党纲,并强调坚持社会主义是人类唯一真正的必要的选择。在理论探索方面,土耳其共产党对世界形势、1917年十月革命、土耳其政局都进行了新的探索和评价。在活动方式上,土耳其共产党通过召开大会和研讨会,参加土耳其选举,组织游行示威活动,以及参与国际性共产主义活动,加强宣传教育等形式扩大自己在国内外的影响力。目前土耳其共产党没有与中国共产党建立党际交往联系,且领导人和成员的代际差异较为明显,影响力相对有限。

部落问题:阿富汗国家重构的制度困境与社会危机

部落社会是影响当前阿富汗国家构建的结构性变量,也是深刻认识阿富汗问题的关键性因素。阿富汗部落社会具有高度的自治性和内聚力,这与阿富汗国家重构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当前,部落社会对国家能力的拓展、合法性的增强造成严峻挑战。部落社会以血缘和特定地缘为认同中心,裂变为众多相互孤立并具有高度内聚力和排他性的认同单元,极大地限制了国家的认同和统一。阿富汗对部落社会治理的失败给予塔利班可乘之机。相较于政府而言,塔利班更加适应部落社会的组织形式、文化观念和行为模式,部落社会成为其再次崛起的温床,影响社会和解。总体上看,阿富汗以西方为模板重构国家制度,这与阿富汗传统社会严重脱节。阿富汗部落社会在地方治理、公共产品供给、政权的合法化、冲突化解乃至抵御境外极端主义等方面都具有独特的价值。

能源撬动政治:博弈东地中海天然气开发

东地中海地区天然气开发的博弈,不仅影响该地区利益攸关国经济领域的能源合作,同样也深刻反映着复杂的地区国家间关系。东地中海天然气开发所引发的矛盾分歧,形成了以色列、希腊和塞浦路斯为一方,土耳其和“北塞浦路斯”为另一方的地区对立阵营,也凸显出美国和欧盟的重要作用。受到能源合作的驱动,塞浦路斯、以色列和希腊之间的政治合作也将不断加强,土耳其与“北塞浦路斯”的地区孤立状态则难以改变。由于土耳其、希腊、以色列和塞浦路斯之间的矛盾短期内难以化解,东地中海天然气所引发的纷争难以解决,地区国家间的博弈也将长期持续。

阿联酋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促进中东新格局

8月13日,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外交部发表声明称,阿布扎比王储穆罕默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进行三方通话后达成协议,同意阿联酋与以色列实现关系全面正常化。阿联酋与以色列缔结“和平条约”是中东政治的重要历史时刻。以色列和阿联酋等海湾阿拉伯国家很可能会加快建立地区同盟的步伐,以共同应对伊朗的威胁,而巴勒斯坦问题则将被遗忘在世界的角落。

也门内战从两方对峙变成三方对垒

近期,长期处于战火之中的也门局势出现新的变化。沙特和阿联酋(尤其是阿联酋)正在减少对也门哈迪政府的支持,似乎试图寻求从外交上结束也门战事的途径;在也门内部,政府军的影响力减弱,追求南也门独立的南方过渡委员会实力渐增,并被认为得到了阿联酋的支持,主张在也门建立伊斯兰政治体制的伊斯兰改革党则与土耳其、卡塔尔关系密切……也门局势由大体上的两方对峙向三方对垒转变,对国际社会的斡旋努力提出了新要求和新挑战。

英国王子“小心翼翼”的以色列之行

6月24日至28日，英国王室重要成员、王位第二顺位继承人威廉王子出访约旦、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成为首位正式访问巴以的英国王室成员。访问期间，威廉王子在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巴勒斯坦国总统阿巴斯举行了会晤。

“政治身份之争”撕裂以色列国会

经历了重重困难而最终当选的国会议员们,不久之后却纷纷主动要求终止自己的议员资格,并且解散国会。这看似荒诞的一幕,却实实在在地发生在以色列政坛。5月29日深夜,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宣布解散国会并定于今年9月重新大选。'短命'的新一届国会4月9日,以色列举行了议会选举。当时很多人都认为,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非常有希望成功组阁,且内塔尼亚胡连任总理不会面临太多挑战。

巴勒斯坦无奈的愤怒

5月19日晚,巴勒斯坦各政治派别领导人举行紧急会议。会议结束后,巴勒斯坦国总统、法塔赫主席阿巴斯发表讲话,宣布即日起巴勒斯坦停止履行与美国和以色列达成的所有协议,以及基于这些协议的所有义务,其中包括安全义务。以方推进对约旦河西岸主权计划是导火索阿巴斯的“愤怒表态”源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做出的关于“兼并”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点的声明。5月17日,在新一届内阁就职仪式上,内塔尼亚胡表示将会在未来数月内推进对约旦河西岸部分地区实施主权的计划。

暗流涌动的以色列组阁之路

自2018年11月以色列议会宣布解散以来,以色列先后经历了2019年4月、2019年9月和2020年3月三次大选。在前两次大选后,以色列议会各党派皆无法组建过半数议席的联盟,组阁之路连连受挫。第三次大选后,以色列国内舆论沸腾,要求各政治党派摒弃分歧,避免出现第四次大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