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獻徵文 日新其業--南京大學古典文獻研究所38年歷程回顧

1981年5月到7月,陳雲同志先後兩次就古籍整理工作做出批示,指出:“整理古籍,把祖國寶貴的文化遺產繼承下來,是一項十分重要的、關係到子孫後代的工作”,“古籍整理是一件大事,得搞上百年”。當年9月,中共中央下發《關於整理我國古籍的指示》,其後不久就成立了國務院古籍出版規劃領導小組(下文簡稱“古籍小組”)和教育部全國高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員會(下文簡稱“古委會”)。

清代诗歌的复杂性生成背景与可能性研究进路

清诗是在清代社会历史的土壤上生成的,历史的复杂性决定了诗人情感世界的复杂,诗思书写的复杂。作为一种“复杂关系”中的个体,清代诗人们的创作由身世而及民生,由家国而及社会,由种教而及民族,内容极为丰富,且作品数量庞大。在中国古代诗史的最后一个阶段,往代诗歌发展的每一个知识板块都由川流而成江河,造就出一个规模巨大的诗歌王国。这个诗歌王国至今尚存在很多未知因素,有很多需要探索、垦拓的领域。在现有条件下开展清诗研究,应重视清代诗人天下观、国家观、民族观的变化,于新的文化理念中展开古今通变的思考,并注意对应具体现象和问题,去采取有效方法,寻求可能进路。

经学研究应以文献学为基础

谈中国文化,离不开经学。离开经学,也说不清楚中国文化。经学有过如日中天的尊荣,也有过被打入冷宫的寂寞。造成这种大起大落,自有其历史原因。毛泽东同志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江泽民同志为《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题词:“总结与继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本着这一精神,我们以“经学与文献学的关系”为题,邀请国内一些学者笔谈。我们希望笔谈能够引起人们对经学的关注,促进学术的全面繁荣。据悉,由北京大学学者主持的《中华儒藏》已于2004年4月启动,由清华大学和新加坡大学联合举办的首届中国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将于本年11月在北京举行,种种迹象表明,正确评价经学,给经学以应有的地位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西方文献学的概念和理论体系及其启示

首次比较系统地梳理了西方文献学的基本概念、理论体系和方法论特征。首先辨析了"文献学"及其各种相关概念的中英文对译问题。其次分析了西方文献学的基本发展脉络,指出西方文献学的发展经历了早期文献整理活动、中世纪的文献传承、近代文献整理方法奠基以及文献理论的完善与科学化几个阶段。最后探讨了西方文献学的学科体系和理论方法特征,指出了近代西方文献学的科学化与思辨性倾向,以及语言学与解释学两种研究路向。西方文献学的丰富成果为中国文献学在理论和方法创新方面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略论清钞宋本《类说》的文献价值

《类说》是宋人曾憷取“百家小说，采掇事实”编纂而成的一部笔记小说集。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据其内容性质将之归人小说类，《四库全书总目》则就其编纂方式将之归入子部杂家类杂纂之属。

尺牍书疏 历史面目——新世纪以来书札文献整理出版的状况与检讨

书札是浩如烟海、品类繁多的历史文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写本文献,具有不可低估的史料价值、艺术价值和文物价值。新世纪以来书札文献的整理与出版,呈现出如下特点:第一,整理方式多种多样,可谓百花齐放,各有千秋。第二,整理出版的思路,经常围绕某一名人或者某地、某收藏单位而展开。第三,视野更加开阔。现当代名人学者的书札文献,越来越多地进入了整理出版者的视野。第四,考释研究进一步深化。书札文献的整理出版,必须采取多方位整理相结合的方法。在观念认识上,要与时俱进,加强对书札文献的重视,努力挖掘搜集各公私机构的收藏资源。在资源搜集上,要开拓思路,注意多方向采集。在形式方法上,着眼不同的读者对象与不同的目的,可以多样化,初步整理与精细加工并行不悖。在研究利用上,对书札文献展开多角度的综合文化研究。

四裔、名物、宗教与历史想象——美国汉学家薛爱华(Edward H.Schafer)及其唐研究

作为美国最知名的汉学家之一,薛爱华的研究涉及唐代文学、历史、艺术等诸多方面,注重华裔研究,关注中外文化来往与文明交流,以流动的、发展的、历史的概念观察中国的塑造与成形。他注重语言能力的分析,穿越语言进入古典文献,进入古代中国丰富而生动的世界;他既继承欧洲汉学家的经文文献传统,又注意吸收现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成果;他爱好并擅长从名物的角度切入,进行物质文化的探究;注重文采,善于营造文学氛围,在与时俱进中,形成鲜明汉学特色。

中西比较视域下的中国古代书籍史研究

近年来中西比较方法越来越多地运用于中国古代书籍史研究,但迄今为止极少对这一方法进行系统的回顾、梳理和反思。本研究通过梳理以中西比较方法开展中国古代书籍史研究的若干主要论题,回顾中西书籍史比较研究的重要成就,从理论层面对中西书籍史比较研究进行剖析,将相关研究区分为参照对象、观察视角、研究领域、分支学科四个层次,认为开展中西比较研究具有开阔研究视野、发现和提出问题、破除西方中心论等意义与功用,同时也需要规避简单移植西方书籍史理论、不对等比较、本土意识欠缺等陷阱和误区,书籍史领域的中西会通与真正意义上的全球书籍史的书写,有赖于书籍史比较研究的深入开展。

以全球视野开展出版史研究

我国的出版史研究领域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全球视野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在出版史研究领域,20世纪末以来,西方学者逐渐重视开展中西比较研究,着手进行世界各国、各地区书籍史、出版史的整合工作,取得了一些代表性成果,也存在一些明显的缺陷。要进一步提升中国的出版史研究水平,应积极引介国外出版史研究成果,广泛参与国际学术交流,在研究中引入全球视野,从比较的角度提出问题、思考问题,为书写真正的全球出版史作好准备。

中国汉语古籍整理研究方法的递变

中国汉语古籍整理研究方法的起源可追溯到孔子。孔子早期和中年后整理研究古代典籍的不同态度和方法，对后世古籍整理研究都产生过重大影响。

李奎报《开元天宝咏史诗》的小说文献意义——以《玄宗遗录》佚文为重点

著名的高丽朝文人李奎报（1168-1241）作有《开元天宝咏史诗》四十三首，其以古讽今的政治意义已得到研究者的重视，而其小说文献意义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

包筠雅教授访谈——关于欧美的中国书籍史研究动态、趋势与方法

访谈小组(以下简称“问”):美国研究中国书籍史的学者,他们都有什么样的学科背景?换句话说,他们都来自哪些院系?您是来自历史系的。据我所知贾晋珠教授也在历史系,周启荣教授好像既是历史系的也是东亚系的。有很多研究阅读史的学者来自研究中国文学领域,来自东亚系。还有研究艺术史的,在艺术史系。我想了解在美国,研究中国书籍史的学者的学科背景和他们所服务的院系,以及这会对他们的研究倾向和研究角度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论古典章回小说中数字的使用

通过对《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为代表的中国古典章回小说中数字使用情况的分析,探寻出这些数字在作者结构故事、体悟世界、认识世界中的重要作用,并进一步从人类的文化心理出发,寻找这些数字的深层文化意蕴。

《中国历史地理文献概论》序

历史地理这一学科,包括历史自然地理、历史经济地理和历史人文地理三项内容。研究历史地理学,既要运用地理学的方法,又要运用历史学的方法,还要把两种方法互相配合。历史地理学方面的历史资料,分为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两类。我国有丰富的历史地理文献,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用科学的方法整理、研究这些资料,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有作用的。我国高等学校的历史系和地理系,一般开设历史地理学课程。

东晋南北朝古道经研究简述及分析

东晋南北朝道经属于重要的“古道经”系统,对道教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对近五十年来西方、日本及国内的东晋南北朝古道经研究作了一个简略的综述,重点探讨了此类研究所采取的方法及其指导意义,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简单的总结。

古代涉医文学研究概述

涉医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与古代医学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的一大景观。在理论上，由于都受到中国古代哲学的深刻影响，医理与文理有许多内在的相通之处；在创作主体上，文人通医与医师晓文，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在文化心理上，“医乃仁术”与文心养德具有同样的社会功效。涉医文学是医药文化与文学艺术的交叉，是我国文化的一个特殊部分。涉医作品既丰富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宝库，又为医学知识的普及、民族文化的传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对涉医作品进行研究，并探讨其文化意义与当代昭示，也是对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继承与弘扬。

2000年以来中国藏书史研究的新进展

自2001年两部中国藏书史研究巨著《中国藏书楼》和《中国藏书通史》出版以来,中国藏书史研究取得了不少新的进展。私家藏书仍是研究的重点,取得很大成就。不仅有通史性的著作面世,还有各种专题研究、区域研究、断代研究成果涌现。区域性藏书史蔚为大观,地方性藏书文化研究成果丰硕。官府藏书研究也取得了一定进展。在藏书思想和藏书文化方面,学者们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大英圖書館藏中國戲曲俗曲文獻初探

大英圖書館(British Library)於1973年7月1日據《英國圖書館法》建立,由大英博物館圖書館(British Museum)、國立中央圖書館(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英國科技流動圖書館(British National Lending Library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及英國國立書目中心(British National Bibliography)合併而成。大英圖書館共有1億7千萬件收藏品,其中書籍有1350萬種,是目前世上存書最多的藏書機構之一。這當中有7萬多種爲中文藏書。它的中文藏書原隸屬於1867年成立的大英博物館稿本部(Dept.of Printed Books and Manuscripts),其中有來自斯隆爵士(Sir Hans Sloane)、羅伯特·哈利家族(Robert Harley,Harleian Collection)、喬治二世(King Geogre II)、東印度公司的富勒·赫爾(Mr.Fowler Hull,Lansdowne Bequest)的捐贈。

生辰祭奠中的“文化记忆”与“遗民执念”——以孙雄《名贤生日诗》为中心的讨论

清廷覆灭后,一批不愿进入新政的士人形成了生存环境与文化空间迥异于过去的遗民群体。而民初因受西方文明的强烈冲击,传统旧学进一步衰颓。道统凌夷、人心恣肆的社会现状煎烤燔燎着文化遗老的精神根柢,孙雄以清遗民自居纂辑《名贤生日诗》,一批遗民参与了名贤生日追祀活动,用文化祭奠的方式树立先正典范,体现出所持的历史观念,以及承续道统、挽救风教的遗民执念。事实上,追慕前贤,在过渡时代回望旧学存在的星光,不失为遗老们匡拯失序社会的一种方式。他们在这一旗帜下集合,也在被社会边缘化乃至弃置的痛楚与孤寂中寻找到精神依托。社会救赎与自我救赎,具有了某种同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