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冘”“甚”的谐声类及相关古文字释读

符合谐声原则、文字上可以互谐的一组上古音节归为一类,属于一个谐声类。根据多数“冘”声和“甚”声之字的中古音分析得出,“冘”和“甚”的谐声类应为*Tum。明确了“冘”“甚”的谐声类,有助于正确释读一些古文字材料,起到验证作用,或者起到证伪作用。

“中国史研究的传承与发展”(笔谈・上)

为进一步发挥中国史学科在社会发展与文化传承中的作用,推动中国史一流学科建设的协同创新与全面提升,2022年8—9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八届中国史学科评议组主办、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承办了“中国史研究的传承与发展”线上系列讲座,由各成员讲授自己的最新成果与研究感悟,以期更好地服务于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系列讲座取得了较大的反响,为进一步总结讲座的成果,推动中国史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经第八届中国史学科评议组和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同意,我们以笔谈和专题论文的形式,分两期刊发中国史评议组老师们的精彩讲座内容和最新研究。本期刊发的是荣新江、卜宪群、冯胜君、王日根、吴义雄、侯旭东、林文勋七位老师的笔谈以及郑炳林、王利华两位老师的专题论文。

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历史内涵与时代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那么,“中华文明发展规律”是什么?有哪些基本特点?把握中华文明发展规律有什么时代意义?这是我们学习总书记重要讲话时所需要重视和研究的重要内容。本文拟就这个问题谈一点自己的看法,以期深化对总书记文化传承发展重要思想的认识。

出土文献与考古视野下“中华”观念的形成

日渐丰富的出土文献与考古实物中,蕴含着在先秦时期“中华”观念形成的历史信息。“中”的起源与先秦时期的“地中”“土中”“天下之中”等地理概念息息相关。西周春秋时期“华夏”族群的融合与发展,为战国晚期“中华”观念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自产生之时,“中华”观念的基本内涵即包括以“华夏”文化为共同文化标准,以“禹迹”“九州”为共同活动地域,以黄帝子孙为共同世系认同。

据清华九考释疑难文字三例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玖)》收录五篇先秦佚籍,其中一些字的写法可以为疑难文字的释读带来新的突破。本文讨论了其中三例:清华八《治邦之道》的“■”可据清华九《治政之道》相关字确定释为“”;上博二《容成氏》的“■”可据清华九《祷辞》相关字确定释为“冥”;上博九《举治王天下》的“■”可据清华九《祷辞》相关字确定释为“丘”。

高校本科阶段古文字、出土文献教育教学与人才培养的思考和对策

在近些年国家文化、教育部门强调“冷门绝学”,开展古文字学强基计划的背景下,部分有条件的高校已在原有院系、专业基础上对本科阶段相关领域教育教学和人才培养模式进行了试水。未正式开展强基计划的院校也在文史类专业内以开设专门的培养平台或选修课的方式进行探索。在这一发展方向下,各地区培养单位应综合规划学科建设,打好学生的专业基础,既不放松传统教学培养方式,也要结合现代化平台和技术手段,与相关专业、学科形成交叉融合。对人才培养坚持分类设计、因材施教的方针,对不同发展方向的学生采取相应的培养思路。

釋古文字中的“葺”

書鐘“■”、晋公盆“■”,从“咠”得聲,結合甲骨文中的“■”“■”“■”“■”等形來看,它們應該是“葺”字異體,而甲骨文相關諸形可能是“葺”字的表意初文。咠是揖的初文,它與祝、兄可能存在糾葛,即在較早的古文字中,“■”可“一形多用”爲“祝”與“咠(揖)”,“■”可“一形多用”爲“兄”與“咠(揖)”。“■”“■”雖然下部的人形有跪跽與站立之别,但都可表示“手著胸”即作揖這一動作,皆可用作“咠”的表意字。東周文字中“咠”形下部的人形或站立,或跪跽,實際上是淵源有自。

試説楚簡文字字形與時代劃分問題——以新蔡葛陵簡爲例

目前有關戰國楚簡文字時代劃分的研究比較少見,但從公布的戰國楚簡來看,其時代跨度已經産生。新蔡葛陵楚簡大約處於戰國早中期之交,早於目前可見多處於戰國中晚期的楚簡,是研究楚簡文字字形與時代劃分問題很好的樣本。新蔡簡中一些具有早期特徵的字或偏旁,如“若”“異”“歸”“尋”“於”“肩”“就”“良”“無”“”“夜”“网”“首”“犬”“城”“阜”“夌”“癸”,可按照字形演變規律分爲早、晚兩類。包山簡及其他楚簡中的字形可佐證分類的可行性,爲相關問題的進一步討論提供幫助。楚簡文字字形與時代劃分問題或對楚文字演變、斷代,文字存古及古書流傳等相關研究有積極意義。

甲骨文字构形理论与系统的建构--一百二十年来甲骨文字构形研究述评

通过系统梳理与分析120年来甲骨学的研究,甲骨文字构形研究可分成三个阶段:摸索阶段、理论的初步建立与规律的揭示阶段、理论的基本确立与规律的全面探索阶段。这三个阶段的发展,是由形体分析和分期分类研究两条线索共同推动的。构形的分析有助于分期分类的细化,而分期分类的重大突破又反过来推进字形分析与文字考释。学者们逐渐将甲骨文字视作相对独立的文字系统,逐步建立甲骨文字形体内部的研究坐标与定点,从而建构甲骨文字自身的构形理论与系统。目前宜对甲骨文字构形研究中一些专题进行“相对封闭式”的微观研究,以推动“精密化”研究进程。

安徽省高校本科阶段文字学、出土文献类课程建设的思考

安徽省内高校近几年在本科阶段文字学、出土文献类课程建设方面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未来建设的方向应是强化师资和学科平台建设,努力促进学科交叉与专业融合,教学和人才培养方向对标社会需求及学生就业,拓宽学习受众范围,坚持分类分层的建设方向,推进教材编写和教材体系建设,加大教学投入、扶植力度等,从而为本省高等教育相关学科体系建设和人才早期培育工作打下坚实基础,培养省内乃至国内急需的文字学与出土文献整理、研究人才。

北大漢簡《蒼頡篇》文字辨析兩則

文章分别對北大漢簡《蒼頡篇》中第44號簡中的和第54號簡中■的兩字的字形進行了重新隸定,並對其字義進行了辨析。我們認爲,簡文中■的當隸定爲啎;字本是楣的訛寫,當直接隸定爲楣,它具體是指棟(即正中檩條)左右兩側的檩條。

“四海一家:历史与考古视域下的中国古代边疆”学术笔谈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考古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加强研究阐释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内涵和相互关系,深刻理解“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推动边疆历史研究与考古研究的融合发展,2023年8月26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辽宁大学等共同主办的“四海一家:历史与考古视域下的中国古代边疆”学术研讨会在辽宁大学举行。来自国家文物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辽宁大学、辽宁师范大学、吉林大学、长春师范大学、黑龙江大学、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以及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文物保护处、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院、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云南省文物考古所、西藏文物保护研究所、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国家机关、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的有关专家学者出席会议。与会专家学者就新时代边疆考古的使命与担当以及发挥文物考古工作在边疆治理、东北边疆研究中的重要作用等专题进行研讨,共识于挖掘和有效利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史实、考古实物和文化遗存,积极引导研究者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国家观、民族观和文化观,在新时代更好担负起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的文化使命。以此为契机,辽宁大学学报于开年第一期,将部分专家学者的发言以笔谈文稿形式刊发,希冀展示学术研讨会之学术成果,以飨读者。

“卞”字构形补议

“卞”“弁”均是晚出的字形。有学者将“卞”字的形体与战国楚文字中出现的“鞭”之古文“■”一类形体相联系,认为“卞”由这类字形的分化省简而来,也有学者认为“卞”为“弁”之俗体或省文。文章通过梳理相关字形,认为“卞”形出现于东汉前后,楚简中的“■”类字形与后世“卞”的字形并无关联,只是偶然造成的局部同形而已。而“弁”形的出现则要晚至约后赵时期,是隶书楷化的结果。隶、楷书中的“卞”与“弁”字,应均由早期隶书中的“■”形分化演变而来。

走马楼吴简“炭民”“樵民”释解

走马楼吴简所载“炭民”“樵民”是烧炭服役户和伐樵服役户,为孙吴宫廷、郡县提供木炭、薪柴。“炭民”“樵民”都是“举户从役”,且终身服役。通过对“炭民”“樵民”的研究,既增进了解孙吴徭役制度,又进一步推动魏晋南朝徭役制度的研究。

论河西简文“胡驿(胡译)”“羌译”“羌胡译”“匈奴译”

居延汉简“译”“胡驿”简文,应是显示身分的语词。“胡驿”应当就是“胡译”,涉及在民族语言交流中的特殊职任。悬泉置出土汉简除“译”的身分外,又有“羌译”“羌胡译”“匈奴译”等。“羌译”“羌胡译”“匈奴译”应是胜任中原语言与西北民族语言对译的专职人员。有简例可见出身“羌”者。在西北边地行政生活中,其作用受到重视。“译人”在汉代民族文化交流中有重要的作用。考察丝绸之路的历史作用,应当注意“译人”之表现的积极的社会文化意义。相关研究有助于深化对西北民族关系史及丝绸之路史的认识。

中华文化输出与欧亚文化认同——从东亚世界论到欧亚东部世界论

中华自古重文化。文化是治国安邦的基础。古人认为文化就是礼乐教化,即“文德”。孔子以文化论国家兴衰,始创文化史观,而后历代皆行其法。在文化史观的视角下,文化输出尤为重要。“二十五史”与职贡图系统均记载了中国的朝贡体系,其中可见中国与朝鲜、日本之间交通移民的悠久历史。早年日本学者提出“东亚世界论”,认为古代的东亚世界以中国文明为基轴,由“册封体制”维系,并形成“汉字文化圈”。近年日本学者提出“欧亚东部世界论”,将中华文化的影响扩大至欧亚东部世界,并对“东亚世界”只有中国一个中心提出挑战。文化输出伴随着文化认同与接受的过程,这一过程往往包含“变容”的因素,即选择性吸收并使之发生变化。中国历史上最具典型意义的文化输出当属南朝梁武帝时期,以“文德”招徕四夷,盛况空前。中华的文化输出与欧亚的文化认同无疑是双向、互利的。

“古书诗书多互称”说辩证

《墨子》《战国策》《吕氏春秋》等书引《诗》之文句而称“书”、引《书》之文句而称“诗”,以及不见于今传《诗》《书》的同一文句在被古书引用时或称“诗”或称“书”的现象,孙诒让以“古书诗书多互称”之说作解,以往学者又有讹误说、“书”为五经总名说、“诗”非《诗经》文本之专名说、所引文句同出一源而分采入“诗”“书”之说等。本文从先秦时人所称“诗”之含义以及“诗”“书”之间存在交集等复杂情况出发,逐一考察具体用例,广搜古书中类似文句以为参照,探究所谓“诗书互称”现象背后的原因。

殷墟卜用龟腹甲中甲形态研究

本文描述了殷墟卜用龟腹甲中甲齿缝片的形态,结合钻凿、形态特征组合,将中甲齿缝片残片分为十四大类,并简要论述成因。

李学勤先生与清华简

李学勤先生是当代的学术大师,也是清华简整理、保护、研究工作的核心人物。清华简的入藏,本身就是李先生慧眼识宝的结果;李先生还组建了一支高效的团队,科学规划清华简的保护与整理事宜,并身先士卒,取得了大量前沿性研究成果。在李学勤先生的带领下,出土文献中心的各方面工作取得了长足发展,出土文献的学科建设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在此,对于李学勤先生的相关贡献进行了梳理和总结。

“帝国”概念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适用性”

对于中国古代政治实体的指称方式,有“王朝”“帝国”异说。以秦汉大一统政治格局为研究主题之一的《剑桥中国秦汉史》同时使用两种说法。有学者强调,在研究中,不应称王朝为“帝国”,以为清末之前的文献中从未出现过“帝国”之说,并建议有关“王朝”的研究应避免使用“帝国”“国家”一类“具有现代西方涵义的词语”。就此有必要讨论。中国古代文献“基本没有‘帝国’一词”之说,是不确实的。而实际上“王朝”这一语词在历史记述中也并未见普遍通行。其实,“王朝”概念同样会面临“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适用性问题”。而“国家”一类词语使用较早,汉镜铭文已有实例,恐怕不宜理解为“具有近现代西方涵义”。也许我们对于今天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应当取比较宽容的态度,对于“帝国”“国家”一类词语,应当允许研究者按照自己的理解在学术论著中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