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早期西方人对中国旅游设施的评价

晚明以迄清中叶,中国的旅游文化已有相当高度的发展,旅游的相关设施举凡饮食、住宿、交通工具等方面都朝向商品化发展。但是对明清这段时期中国旅游的发展如何作客观的评估呢?尤其是旅游的硬件设施,算是先进还是落后呢?明清旅游设施更新的进展是否有突破性与革命性的发展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从中西比较的角度来找寻答案。晚明以来已有不少西方人到过中国,并留下许多记录。通过这些记录,我们将此时期中国旅游文化的发展,放在世界史的角度作观察,更能凸显出中国的地位。

口述历史在台湾社区营造的应用:以村史运动为主的探讨

在台湾,狭义的村史运动系指1998年至1999年间的"大家来写村史"计划,在当时有其进步性与实验性,而广义的村史运动延续至今。村史运动不只是一种地方文史工作,更有浓厚的社区营造意义。本文首先考察地方文史工作与社区营造的关系,再说明村史运动的社区营造意义,以及村史运动应用口述历史的方法,并进一步探讨其中不同于学院派历史学者的作法,为口述历史带来新的活力与启发。参考文献46。

世变与史学:台湾学界抗战史研究的兴起与发展

1973年以来的台湾抗战史研究,深受世变的影响,概略可区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政策推动,研究起步",自1973年起,由于官方开始提倡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抗战史研究随之开展。第二阶段"政府开放,多元发展",1988年前后台湾解严、蒋经国去世,经20世纪90年代台湾民主化政治禁忌解除、档案开放及更多学人的投入,抗战史研究呈现多元化发展。第三阶段"官方领导,研究结集",2008年台湾再度政党轮替,一度沉寂的抗战史研究在官方提倡之下达到巅峰,"国史馆"集结台湾学者所论,出版《中国抗日战争史新编》是台湾抗战史研究的里程碑。第四阶段"主题计划,共同研究",自2016年迄今,官方提倡不再,民间维持着抗战史料的出版与学术活动,政治大学人文中心及"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借主题计划与共同研究,继续推进抗战史研究。

从“文明”论述到“文化”论述——清末民初中国思想界的一个重要转折

本文从思想史的角度探讨"文明"与"文化"两词汇在近代中国的来源、演变,及其对历史书写与思想论辩的影响。"文明"与"文化"均为传统词汇,十九世纪中期经由传教士与日本汉译接引了西方civilization(文明)与culture(文化)之概念。1908年颜惠庆的《英华大辞典》与1916年赫美玲的《官话》正式将两词收入辞典之中,建立对等关系,并成为当代汉语的常用语汇。"文明"一观念产生之影响较早,从189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严复、梁启超之著作而迅速传播。此一观念具有西方中心与线性发展的历史视野,在此论述之下西方以外所有的"不文明"之地区只反映了不同程度的"野蛮"状态。受到文明史观的影响,清末兴起了一股"文明史"翻译、书写之风潮。在汉语中,"文化"常与"文明"混用。1910年代后期至1920年代初期,在欧战影响之下,"文化"概念方日益兴盛并与文明观念逐渐有所区隔。"文化"论述摆脱了西方中心论,将焦点返回到自身之特质,而催生了近代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以梁启超《欧游心影录》为转折点,近代中国思想经历了一个从以西方中心、线性演化论为基础的"文明论述"转变为强调中国文化具有精神价值、民族个性之"文化论述"。1930-1940年代,中国学界又兴起了"文化史"书写之风气,柳诒徵与钱穆之著作可为代表。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文明论述与文化论述之争辩不曾止息。从"科玄论战"(1923年)到当代"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新儒家思想"之辩论,乃至晚近"全球化"与"地方化"之讨论,均与此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