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作为合约安排

科斯提出交易费用解释了制度之存在,但其未将之操作化,令庇古式外部性理论借之还魂了。张五常将租值消散、交易费用与制度费用等同视之,避免了此一缺憾。在此理解下,法律是合约安排,而非吓阻诱因。法律作为合约安排,才能合理解释物权效力与过失责任之现实存在。更重要的是,法律作为合约,必然要求了法律的规范体系性,而法律作为诱因,则令法律工具化,失去其规范之本质。法律内在价值,例如自由或正义,也只有在此才有意义。

再访物权法定与自由之争议

一、导论 物权法定主义（又称“物权法定原则”）风光了两千年，但其存废近来陷入争议。自第三个千禧年始，海峡两岸的物权法学者，尤其是使用法律经济分析的物权法学者，纷纷为文检讨物权法定主义。刹时间，废除物权法定主义之呼声响彻云霄。即便中国台湾地区“民法”第757条已于2009年修正，纳入习惯（法）作为创设物权类型之方式，仍有学者觉得改革不够彻底。中国大陆物权法于2007年出台，第5条采取严格的物权法定主义，但许多领导学者认为解释上可以更宽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