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古籍展览与教育推广——以“邻苏观海——院藏杨守敬图书”特展为例

作为全台规模最大的博物馆,台北故宫博物院对于现代博物馆功能定位的认知,自来即以"典藏"为基础,以"维护"为方法,以"研究"为核心,并以"展览"为渠道,以"教育"为目标。论文以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邻苏观海"特展内容梗概,传达杨氏东瀛访书经历、学术钻研成就,以及汉籍东传,终又回流之历史文化现象。展览之设计规划不仅侧重实物陈列,使游观者得以亲炙观海堂藏书之真善美盛,亦强调科技应用,以数字媒体呈现古籍内容,使之多元多样,提升观览兴味。

鄂尔泰与雍正对云南改土归流的“君臣对话”——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朱批奏折选件

台北故宫博物院典藏诸多有关雍正时期在西南地区推行改土归流的奏折档案,这些档案是研究清代土司制度问题不可或缺的重要材料。而当时担任云贵总督的鄂尔泰,被雍正赋予推行改土归流的重责大任,其奏折所述及雍正在奏折上的朱批谕旨,即形成鄂尔泰与雍正对改土归流推行过程的"君臣对话"。台北故宫博物院典藏的鄂尔泰在云南推行改土归流的宫中档奏折,不仅可以反映雍正与鄂尔泰的君臣关系,同时也呈现了鄂尔泰及雍正对云南改土归流的推行过程。

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方志述论

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三千余种方志,本文依其来源为纲,梳理诸种方志之撰修时代及分布地区,发现这些方志具有四个特色:年代久远,多康、雍、乾、嘉四朝纂修;明版量多,旧刊精钞兼备;宋、元撰修古方志多;地域范围广大,多塞北、华北地区方志。就价值言,从版本目录学角度来看,除作为史料运用外,不但有助于各式传本的对勘,对于古籍的流布传承亦具参考作用。其中明代以前刊行之方志超过四百部,其文物价值更不容小觑。

臺北故宫博物院現藏清内閣大庫藏書探源

前言'内閣',明成祖始創,按《明史·職官志》的説法,其名乃因'以其授餐大内,常侍天子殿閣之下',且爲'避宰相之名'而來。~②内閣職責,按理説,應是'參預機務',不過在絶對君權發展的結果下,其職能也從襄助皇帝慢慢轉化成秉承皇上旨意。换言之,不管是明代,或是清代,'内閣'都可説是朝廷最重要的承旨出政的機構,舉凡明代的'起草詔令'、'票擬批答'、'收發本章'、'撰擬徽號謚號'等,或是清代的'辦理本章'、'掌議政事'、'辦理典禮祭祀事宜'、'組織修書'、'保管檔案'等,皆是内閣辦理的經常性業務之一。

北京观象台天文仪器之被劫与归还史事拾补

近代劫掠文物事件中,北京观象台天文仪器的被劫和归还是最具戏剧性的。1900年,义和团攻击北京使馆区,列强派出军队驰援。8月15日,联军攻占北京。12月2日,驻京德法部队径自协商拆走观象台天文仪器,这一掠夺行动不但在驻京联军中造成龃龉,也随即在英美等国报纸的宣传下,成为了遍传世界的国际丑闻。法国首先在国际压力下归还所掠天文仪器;德国则坚持所得,将之运往德皇波茨坦行宫无忧园作为战利品陈设。天文仪器被劫往德国后,德国国内舆论波澜甚巨,部分报章与政党曾表态应归还中国,惟在国会中决议并未通过。此后近二十年间,美国大众媒体持续追踪,加以天文学家介入,促使美国政府支持将之归还中国。一战结束后,交战各国于巴黎召开和会,签订凡尔赛和约,1921年5月6日天文仪器终得依约返归原处。百余年来,这一事件尚有许多疑点并未被厘清,本文仅就近年发现之中西史料,将天文仪器被掠与西方报导之蜂起、德美帅将之争、载沣访德与德人对抢掠之外交粉饰、一战爆发与美国天文学家的介入诸事件稍做拾补,还原天文仪器被劫与归还之重要历程。

清宫的年货大街

过年不仅在民间有许多内容丰富的庆祝活动,也是历代宫廷的重要庆典。乾隆帝在圆明园同乐园中特意定时设置买卖街,专供皇室成员新年期间体验老百姓逛街购物的乐趣;此可视为宫中的新年文化活动,也可以反映宫中年俗的特色。透过史料了解清宫春节活动,探讨满清皇帝如何欢度新年,并对买卖街的经营特点及文化内涵加以分析,藉此更深一层地认识清代皇家年节文化。

彩绘本《行都司所属五路总图》成图年代及价值考述

《行都司所属五路总图》是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数种彩绘本边防图之一,全图设色鲜艳、浓笔重彩,具有典型明代官绘本舆图特征,文物收藏价值很高。本文结合图绘内容与文献记载,考订其成图年代当在明清鼎革的17世纪中叶。由于原藏于清内阁大库,再加上鲜明之官绘风格,推估此图极可能是边官按例绘送兵部的,功能在说明边墙之内外防御体系、城堡分布、驿路主干线与支线,以及附载的职官记述皆可能成为第一手资料,对于厘清现存明、清典籍边防的相关记载颇有助益。

烽火岁月中遗留下来的史稿——《清史稿未刊稿丛编·序》

民国三年春,北京政府国务会议决议：＂请特设清史馆,由大总统延聘专员,分任编纂,总期元丰史院,肇启宏规,贞观遗风,备登实录,以与往代二十四史,同昭垂鉴于无穷.＂大总统袁世凯（1859-1916）遂于三月九日令设清史馆,延聘满清遗臣赵尔巽（1844-1927）为馆长,聘请通儒百余人,分任编纂,＂踵二十四史沿袭之旧例,成二百余年传信之专书,用以昭示来兹,导扬盛美＂.为了方便取得资料,并承继清代纂修国史的成果,馆址就设置在东华门内前清国史馆旧址,于九月一日正式开馆修史,

乾隆时期中俄外交争议中的土尔扈特部问题

本文对乾隆时期土尔扈特部东归的原因、清朝对土尔扈特部的政策以及清朝和俄罗斯因土尔扈特部东归而产生的交涉等进行了探讨。认为土尔扈特部族东归乃是基于现实状况的考虑 ,为了该族生存的空间而做出的决定。

古籍“开化纸”印本新考

开化纸之于古籍版本学、藏书史,特别是清代武英殿版图书的相关研究,夙负盛名且具有独特的指标意义,更广受藏家爱好。本文综合目前考察所及的文献史料,尝试梳理出一条重新认识开化纸与追寻古籍开化纸印本的理路,并力图追寻能使文献记载与存世实物相互验证的线索。首先,透过清季民初读书人与藏书家的文字记述与整理研究,大致确定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世人已普遍将清宫武英殿刊白纸精印图书认定为开化(花)纸或桃花纸印本;直至四十年代末,有关开化纸的材质特征与鉴别标准,才开始出现比较具体的论述观点。其次,将视角转向藏书目录、特别是民初的营业书目,探寻开化纸印本栖身其间的踪迹,并且从最贴近社会脉动的价格变化,体察图书市场上书因纸而贵的交易生态。然而,几乎所有书目著录的开化纸印本,一旦对应到存世实物或取文献档案相验证,势必出现难以跨越的断裂,似乎只能勉强接受"开化纸实即连四纸"或"连四纸讹呼为开化纸"的说辞。为突破此一困境,乃据清代内府遗存档案史料,证明清宫确有办买开化纸的惯例,实则钦天监用以刷印数量最少、开本最大、装潢最华丽的时宪书,是清代国家礼制运行的重要元素。本文以实证改写过往古籍开化纸印本研究与清宫武英殿刻书紧密系连的定论,为学界接续研究开化纸之相关问题指出了新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