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民族音乐学:民族音乐学的一种发展趋势与可能性

民族音乐学界始终关注音乐教育,以致近年“教育民族音乐学”这个新的研究领域逐渐成型。“教育民族音乐学”旨在从文化的视角将音乐教育看成一种社会行为,借鉴民族音乐学理论和方法,梳理音乐教育的社会文化语境,帮助音乐教育者理解、诠释音乐教育,并对其理论和方法进行批判与调整,让音乐教育适应音乐社会语境的变迁,以达到音乐教育的社会目标。“教育民族音乐学”研究的新领域涉及应用民族音乐学下的教育民族音乐学、教学意义上的教育民族音乐学等诸多层面,也涉及中国语境下的教育民族音乐学多种发展趋势与可能性。

音乐教育中的主体性与多元文化——以中国台湾地区与印度尼西亚爪哇地区高中音乐教科书内容为例

主体性与多元文化是近年来各国音乐教育的主要发展方向,在音乐教育发展的过程中,往往因为音乐教育政策、教育资源分配或教育方法上的不同,造成音乐教育的主体性与多元文化无法达到平衡的状态,许多从事民族音乐学教育的学者因此开始反思与批判现阶段的音乐教育方向。本文主要以我国台湾地区与印度尼西亚爪哇地区的高中音乐为例,从音乐主体性与多元文化音乐教育、我国台湾地区高中音乐教科书中的内容与特色、印度尼西亚爪哇地区高中音乐教科书中的内涵与实践、主体性与多元文化在两地高中音乐教育中的核心价值四个方面进行探究,呈现出当下音乐教育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

台湾道教灵宝派普渡仪式与音乐研究

根据刘枝万教授、丁煌教授、吕锤宽教授等人的研究及道法源流之稽考,台湾的道士派别可分成正一(正乙)与灵宝两派。正一派道士主司具有[度生][2]性质的道士,如拜斗、安太岁、拜天公仪式,做三献或建醮等职务,即民间说法红白大事中的红事(吉事),常被一般民众称为[红头道士]或[红头司公][3],而灵宝派则职司拔度亡魂的[度死][4]斋(阴)事法术的道士,其业务除了从事祈安植福、驱邪压煞等仪式外更兼办各种丧事幽法,加上仪式所用之科仪道书常称为[灵宝]某经,因而有[乌头道士]或[灵宝道士]的称号。普渡仪式就仪式意涵而言,实属祭拜超度孤魂的阴事祭仪,因此笔者就从灵宝派道士所行之普渡仪式中去探寻仪式的内容与音乐的特性。

印度尼西亚爪哇地区伊斯兰宗教医疗体系与宗教灵修唱诵:一个医疗民族音乐学的分析研究

印度尼西亚是一个宗教活动十分频繁的国家,也因此在印度尼西亚爪哇地区这种借由宗教仪式与唱诵来达到生理与心理治疗功效的情况十分普遍,许多的穆斯林在无法获得一般正统医疗体系的医治时,也往往视这种宗教医疗为社会医疗体系中最重要也是最后的希望,因此宗教医疗不但是治疗生理病痛的方式,甚至宗教唱诵也成为整个治疗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心理安慰剂,而让人们内心对这样的医疗充满期待与慰藉。本文尝试针对印度尼西亚爪哇地区伊斯兰苏非道团的医疗体系做一整体探讨,因此文中以印度尼西亚当地收集文献档案与田野调查为基础,建立印度尼西亚伊斯兰苏非道团及其宗教医疗体系与活动的相关资料,进而运用这些伊斯兰宗教医疗理论概念,来对印度尼西亚伊斯兰苏非道团的宗教仪式及其宗教唱诵形态,进行医疗民族音乐学的分析。

峇里岛传统村落组织对其音乐舞蹈表演活动的影响

文章试图透过峇里岛表演艺术活动的发展过程以及实际操作情形,来探讨当地传统村落组织对于各种表演艺术活动的影响。就发展过程来说,峇里岛表演艺术型态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的社会发展脉络影响下,历经表演内涵与形式上的转变,从宗教仪式的展演转变为观光场合上的例行演出,其中克恰克(Kecak)、雷贡舞(Legon)便是最好的例子。然而,在这些演出型态的变迁之中,峇里岛传统村落组织除了扮演整合峇里岛的宗教传统与各种表演艺术活动的重要角色,更成为联系峇里岛文化传统的重要管道。

音乐特质、历史连结、文化语境——多元音乐文化思维下的记谱法使用与内涵

记谱法一直是民族音乐学重要的研究议题,然而过去国内外民族音乐学界在讨论记谱法时,大多以记谱法外在形式、记谱法分类、记谱法发展或记谱法与译谱关系为探讨主轴,对于记谱法内在结构系统的逻辑性、合理性较少做深入分析。对于一个国家音乐发展而言,记谱法与音乐特质、历史连结以及文化语境的相关性研究,往往成为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保存传承与文化认同的关键因素。为了深入分析记谱法在不同民族中存在的价值及其合理性与逻辑性,本文除了对西方记谱法发展做概括性的了解外,也会针对记谱法的类型以及近代印度尼西亚与中国记谱法发展为案例,深入探究多元音乐文化思维下记谱法的使用与内涵。

以台湾为名 民族音乐、田野录音及其反思

一“民族音乐”或“我们的音乐” 纵观台湾近代的传统音乐研究活动，可见两种特征：其一，此类音乐经常被归类为所谓“民族音乐”；其二，其研究者很少单以音乐为对象，而时常有意识地将台湾文化与音乐并置讨论，并且在其研究动机中，陈述探索自身成长环境的兴趣，甚至强调族群身份认同意识的觉醒历程。

离散与混杂:印度尼西亚爪哇华人离散社群表演艺术的文化融合

华人离散社群在印度尼西亚长期的移民过程中,通过在社会、文化与经济等层面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力,并借助对文化知识、表演技能和社会网络的策略性使用,建构起了自己的社会文化生态体系。华人离散社群面对印度尼西亚社会制度的规范,在离散社群能动性受限的条件下,借由不同文化体系之间的互动,使表演艺术适应不同的社会文化语境,令当地的表演艺术文化环境更加多样化,同时也透过文化混杂所形成的文化差异建构起华人离散社群的跨文化资本,凸显华人社群在印度尼西亚社会中的重要性及其文化阶层体系。

印度尼西亚华人布袋戏的历史、演出形态与音乐

尽管华人移民至印度尼西亚已有数百年之久,然而1965年印度尼西亚政府新秩序政策(New Order Policy)却制定了许多不利于华人文化发展的政策,导致印度尼西亚华人布袋戏的演出发生了内容与形态的改变。以布袋戏的演出为例,印度尼西亚华人为了维持与母国文化的联系,一直在努力维护以往庙会的表演方式与布偶形态,但在印度尼西亚政府的压迫之下,华人为了维护传统文化的生存,而不得不采用了许多不同于以往的做法。为了能深入了解华人布袋戏在印度尼西亚的发展,本文将以印度尼西亚华人布袋戏发展的历史与社会环境、操偶师的养成、现今华人布袋戏演出形态、布袋戏后场音乐的类型与演变,四个方向为研究重心。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传统音乐的多样性与永续性

在从事传统音乐文化工作时,人们大多会把注意力放在所谓的原生态音乐文化的传习、保存、经营与研究之上,然而任何的音乐形态都会随着社会结构、经济环境、宗教文化等非音乐因素改变而改变,否则很容易就会被社会淘汰。终究,音乐文化犹如一个生态系统,音乐系统的多样性就是要维护灵活动力以及社会网络所带来的杂糅与变迁,只有这样我们才会创造新的音乐环境、新的音乐元素、新的音乐形态。当我们在追求音乐文化传承与保存的同时,如何去探究音乐文化的多样性与永续性,也就成为现今音乐文化所必须面临与思考的问题。为了探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传统音乐多样性与永续性的发展,本文将以以下四个层面作为主要讨论的主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执行与问题、传统音乐的生存环境、传统音乐永续发展的做法与挑战、布袋戏多样性与永续性。

没落与再生：印度尼西亚爪哇华人皮影戏的发展状况

印度尼西亚爪哇华人皮影戏在印度尼西亚称为wayang Cina-Jawa,简称为wacinwa。虽然爪哇华人皮影戏不像印尼传统皮影戏(wayang kulit)如此受到欢迎,也没有像华人布袋戏(wayang potehi)一样与华人庙会活动结合,但它却是华人戏剧与印度尼西亚戏剧结合十分成功的案例。也因此,尽管爪哇华人皮影戏曾经在1967年苏哈托政府"新秩序"排华政策的影响之下没落了近数十年之久,但是在2000年之后瓦希德总统废除排华相关法规之后,华人文化开始受到重视,爪哇华人皮影戏也因此受到重视,部分印度尼西亚学者也开始尝试重新去演出与研究它。

印度尼西亚鲁齐亚(Ruqyah)伊斯兰宗教医疗体系及其经文唱诵

印度尼西亚两个主要伊斯兰医疗体系,分别为苏非道团习经院医疗系统以及伊斯兰萨拉斐鲁齐亚医疗系统。鲁齐亚一词通常与带有医疗目的的经文念诵、寻求庇护、纪念与祈求有关。鲁齐亚医疗系统大致可以分为建立在《古兰经》与《圣训》基础上的夏理雅鲁齐亚,以及结合伊斯兰、印度教与印度尼西亚传统萨满经文念诵的嘉敦安鲁齐亚。而本文在医疗民族音乐学的基础上,针对印度尼西亚爪哇地区夏理雅鲁齐亚伊斯兰宗教医疗体系为主要研究对象。全文除了针对伊斯兰夏理雅与嘉敦安鲁齐亚宗教医疗做一系统介绍外,也针对鲁齐亚宗教医疗法、鲁齐亚治疗法中的经文念诵以及鲁齐亚临床治疗的实际案例等四个层面,做进一步的探讨与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