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本土化就业研究——基于台州市星村的社会学考察

本土化就业的新生代农民工是农民工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生代农民工本土化就业后,其生活水平、生活态度、价值观念具有新的特征。自身因素与外部因素的结合促成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本土化就业。本土化就业对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及其家庭,乃至对社会都有显著的影响。

自主选择与政府规制:一个近郊村的城市化探索——以台州市F村为例

近郊村是城市化所伴生的一种社会存在,处于城市与乡村的交接地带,具有明显的过渡性和边缘性。对于该类型村庄如何发展,政府并没有明确的政策规划。个案村F村是一个典型的近郊村,它以一系列自主性行动来应对城市化大潮的挑战,其村庄物业化、村庄企业化、福利的村庄依赖性、村庄管理的自主性等实践为近郊村城市化积累了宝贵的"自发性经验"。这一过程充满了理性与非理性、主动与被动、自主选择与政府规制等因素,而F村在冲突与博弈中不断探索着自己的发展方向。对F村来说,处理好村庄、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主动地适应城市化进程,实现城乡融合而非农村单向度地融入城市,走一条"乡土型城市化"的道路未尝不是一种很好的选择。

党的基层选举和民主政治——以浙江省台州市农村党支部换届选举为例

党的农村基层选举,是党内民主的具体体现。"公推直选"是党内基层选举方式的一个创新。近十年来,在基层党组织选举中逐步发展并被广泛采用,其价值不言而喻:产生方式的改善;选举范式的发展;民主模式的突破;监督形式的优化,但也存在着发展的困顿,需要进一步发展和突破。W镇的选举试水,对于传统"公推直选",无论是外延和内涵都有新的拓展和提升,民众测评,扩大了党组织的群众基础;竞争性选举,真正体现了民主的本质,使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达到良性互动。

内生型乡村治理的机制与路径研究

我们现有的乡村治理,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的,具有鲜明的外部性制度安排的特点,实际上乡村社会的治理及秩序与村庄社会关联的内生性因素有密切关系。当前乡村治理存在的困境表现为:农村社会结构变迁,治理基础改变;外生型制度遇瓶颈,出现"内卷化";村民趋于"原子化",难以达成共识;传统治理模式式微,传统权威丧失等困境。因此迫切需要从乡村社会本身来理解、分析内生型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主要形式及运行机制,通过内外制度的有效互动,实现乡村社会的"善治"。内生型乡村治理的发展基础体现为:民众渴望传统治理文化;民众的参与意识增强;农村内生合作组织的生长;政府对传统治理文化的重视。内生型乡村治理的主要形式有乡规民约、新乡贤、合作社和协商民主的乡村实践。内生型乡村治理的运行机制可以充分发挥村民的自主性,提高村庄集体行动与问责能力,实现乡村治理的多样性,确保内生治理的合法化,增强内外制度的互动。

社会信任危机的现代反思及其三维重构

信任危机已经成了一种严重的社会病,弥漫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结合现代化进程中我国社会结构、制度等方面的变迁,可以从性质上将信任危机划分为体制性信任危机、阶层性信任危机、失范性信任危机、逐利性信任危机、地缘性信任危机和差序性信任危机。信任危机给社会生活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影响,我们也迎来了必须要深刻反思的"底线时刻"。要恢复信任,必须从三个维度进行重构,即必须要守住个人的底线、政府的底线和社会的底线。"守住底线"是一句无奈的呐喊,但是只有守住底线,才能建设更高层次的精神文明。信任危机因利而起,也必将因利而终,这是发展之必然。

边缘化与边缘效应:概念解读及其行为方式——近郊村落城市化的社会学思考

近郊村落处于城市与乡村两大系统的交接地带,随着城市的空间扩张,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近郊村落呈现出一系列边缘化特征:社会政策的边缘性、社会结构的混杂性、村庄发展的过渡性、社会成员的异质性。处于城市化过程的近郊村落正面临着城乡两种社会因子的交集,形成了独特的"边缘效应"。既为近郊村提供了发展条件、机遇和自主行动的空间,构建了城市生态系统的缓冲带,也带来了新的社会矛盾。正确认识近郊村落的"边缘化"现象,合理利用其"边缘效应",妥善处理政府、市场与村庄的关系,实现城乡"融合"而非农村单向度地融入城市,走"乡土型城市化"道路,或许可以成为中国农村城市化的一种新选择。

乡土传统与新型城镇化的互动研究

城镇化剧烈冲击着乡土社会,给其带来农村社会的碎片化、生产生活方式的非农化、民俗规约传承的断裂化、农村乡土认同的消解化、村落共同体的零散化等影响,但也不可否认,乡土传统依然能为推动新型城镇化起到很大的作用,乡土传统有助于化解现代性危机、为农村城镇化提供内生动力、改进城镇化发展方式、重塑村民社区认同、保持城镇地域特色等,而"乡土型城镇化"能为两者之间实现良性互动提供一种特色化的发展模式。

村级民主监督机制的有序化研究——基于浙江省若干典型样本的分析

村级民主监督是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的重要保障,也是基层民主的新的增长点。如今各地的村级民主监督实践非常普遍和活跃,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但在运行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制度与实践的偏离。破解的关键在于要培育各方监督力量,在确保其独立性的基础上寻求多元主体间的协调与合作,打造一个多元耦合的立体化村务监督体系,使其功能实现"1+1>2"的效果。

新型城镇化中近郊村落的非常规行动逻辑

新型城镇化突出了农村的主体地位,因此概括、解释农村在城镇化中表现出的行动逻辑具有重要的意义,而"非常规行动"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解释框架,近郊村因为其特殊性而成为我们的考察对象。近郊村在边缘化、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做出了一系列规范的及失范的非常规行动,这些非常规行动具有非预测性和不确定性、自主性、个案性、粗放性、普遍性和常规性等特征,而规范的非常规行动有助于推动城镇化的改革与创新,并增加近郊村应对城镇化的资本。

从缺失到回归:新中国成立以来乡贤文化变迁与制度考察--以浙东Y市为例

乡贤文化根植于乡村,服务于乡村,成长于乡村,是乡村治理结构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关键抓手。通过对新中国成立至今乡贤文化及其相关制度变迁的历时性考察,探究其"从缺失到回归"的内在变迁逻辑,从中解读不同时期政府的职能定位、执政思路。从基层的微观视角入手,以Y市为例,对乡贤文化的弘扬以及乡贤文化的回归做出有益的探索与思考,从过去回顾中总结提炼、在当下叙事中考察分析,并对未来建设进行展望并给予建议。

农民上访的行动逻辑和政府行为选择——善治语境下的农民上访消解研究

当前农民上访的形势非常严峻,有时政府要负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要改变这种情况,就必须真正体现善治所具备的合法性、法治、透明性、责任性、回应、参与等品质,修订不合理的制度,规范工作人员的行为,创新信访制度,从源头和过程消解农民的上访。

旧村改造破解城乡一体化难题——“鄞州模式”的经验、问题与对策

消除城乡二元格局,实现城乡一体化是目前我国社会亟待解决而又颇为棘手的重大课题。宁波市鄞州区在推进城乡一体化的过程中,坚持以点带面、整体推进、城乡联动、软硬配套的村庄整治建设,新农村建设走在了全省甚至全国的前列,但也面临一些如新社区基层组织不健全、农民身份转变困难、管理模式选择等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采取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农村土地改革、完善基层组织建设等措施。

从台州实践看治理背景下的行政审批深度改革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本文从治理理论出发,结合浙江省台州市的探索实践,就政府治理的现实问题,特别是行政审批和服务方面存在的问题,展开深入的分析和研究。

政府和媒体在公共危机中的信息公开

所谓公共危机，是指由于某些无法预测的因素产生的、严重影响社会正常公共秩序，对生命、财产、环境等造成严重损害的紧急事件。政府是公共危机管理的主体，信息发布是公共危机管理的重要内容，而媒体在公共危机的信息发布中起着主渠道的作用。因此，政府和媒体在公共危机中的信息发布就显得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