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香港国安法罪行监禁刑期量刑指引研究

中国香港国安法为其规定的四项罪行,即分裂国家罪、颠覆国家政权罪、恐怖活动罪和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设立了分级罪则,为四项完整罪行的定罪量刑订立指引。然而,对四项罪行的不完整罪行及从犯罪行,中国香港国安法并未订立分级罪则,存在立法空白。本文从中国香港国安法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的立法目的出发,分析在普通法下应如何理解中国香港国安法的完整罪行、不完整罪行和从犯罪行的量刑规定,并在参考国外经验的基础上,结合香港地区本地的固有量刑法例及案例,为出台中国香港国安法量刑指引提出具体建议。

论全国人大释法对香港宪制秩序的维护和塑造——基于第五次全国人大释法的思考

"港独"势力对"一国两制"的否定,是当前香港宪制秩序面临的重大挑战。以宣誓辱国事件为契机,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据宪法和《香港基本法》的规定,主动解释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条,确认和发展了主动释法的程序惯例,巩固了人大释法的地位、范围和效力。第五次人大释法通过明确宣誓就职的法定形式、内容和效力,实质上申明了"一国两制"是香港宪制秩序的基石,"高度自治"的前提是承认"一国"的根本地位。本次释法加强了中央政府在特区自治中的主导性,体现了人大释法机制在消除基本法理解的分歧、化解香港政治运行的困局、塑造中央与特区的和谐关系、引导香港宪制秩序发展方向上的作用,凸显了人大释法在维护和塑造香港宪制秩序中的重要性。特区法院高度尊重该解释,勇于承担维护"一国两制"的宪法使命,实现了人大释法权与香港司法权的良性互动,预示着"一国两制"的未来发展将获得香港人民更加广泛的肯定和支持。

宪法修改的时代主题与中国逻辑

2018年3月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这是我国现行宪法的第五次修改。这次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对我国现行宪法作出21条修改,即第三十二条至第五十二条,其中既有明确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的内容,也有调整充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国家奋斗目标的内容,以及充实完善我国革命和建设发展历程。

让香港特区民主发展重回正轨

2021年12月19日,香港特别行政区举行了第七届立法会选举。根据修订后的立法会议员产生办法,本届立法会议席总数由原来的70席增加至90席,其中由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40名议员,由功能组别选举产生30名议员,由分区直选选举产生20名议员。

“爱国者治港”:“一国两制”实践的根本原则和基本政治伦理

2021年1月2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听取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2020年度述职报告时指出,香港由乱及治的重大转折,再次昭示了一个深刻道理,那就是要确保“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必须始终坚持“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港”是“一国两制”实践的根本原则香港特区在“一国两制”实践中要坚持“爱国者治港”的根本原则,这既是对香港特区“一国两制”实践初心的守护,也是对国家治理现代化基本政治常识的重申和宣示;既是在香港回归祖国之后重新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必须确立的基本立场,也是尊重宪法和基本法实现香港特区宪制秩序重塑的基本要求;既是基于现实主义的政治过程和香港特区治理实践而作出的基本判断,也是对香港特区过去20多年的政制发展和特区治理实践的基本经验和基本规律的深刻总结。

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开启“一国两制”新篇章

2021年9月19日,香港特区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圆满结束,1448名选举委员会委员顺利产生。这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今年两会期间通过《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宪法、基本法和全国人大相关决定完成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修改之后,根据香港特区确立的新选制举行的第一场重要选举。

香港区议会的功能演变与制度重塑

香港区议会是港英政府于20世纪80年代初推行的地方行政改革中产生的政制架构,是中国香港政制架构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国香港 回归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中国香港《区议会条例》相关规定,香港区议会是非政权性的区域组织,其法定职能主要是为政府提供咨询、为市民提供服务。然而,随着区议会的功能和职能持续扩张和异化,其政治性功能和行政化色彩日益突出,其实际角色和实践定位逐渐突破了基本法规定,反中乱港势力不断僭越区议会的法定职能,滥用职权,将区议会变成宣扬“港独”、进行颠覆破坏活动的平台,使区议会成为中国香港社会一大乱源,严重偏离了设计初心,最终在“修例风波”期间彻底沦为反中乱港分子的作秀舞台,成为祸害中国香港的“柱脚”。对区议会进行制度重塑,让“爱国者治港”在中国香港基层治理架构中得到落实,使区议会回归基本法定位是必要之举。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与台胞台企的历史机遇

2019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作为指导粤港澳大湾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合作发展的纲领性文件,规划近期至2022年,远期展望到2035年。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与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塑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在全球经济、政治发展呈现新的态势背景下展开的,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和平发展大势不可逆转.

开创澳门特色“一国两制”实践新局面

澳门地区回归祖国25年来,在中央和祖国内地大力支持下,特别行政区政府和社会各界接续奋斗,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实践取得举世瞩目成就,宪法和澳门基本法确立的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牢固树立,澳门各项事业全面进步,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

论人大释法与香港特区宪制秩序的形成

从香港特区过去20年"一国两制"的实践来看,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五次解释香港基本法。"人大释法"不仅是香港宪制秩序走向良性轨道的制度保证,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香港特区新宪制秩序的生成。全国人大常委会在香港特区"一国两制"的实践中重要的宪制角色应该得到全面认识,即全国人大常委会既是基本法第158条所规定的基本法解释者,同时也是特区宪制秩序的守护者。香港特区宪制秩序重塑的目标绝非伴随着香港回归自然得以实现,这一目标应该贯穿于基本法实施的整个历史过程之中。

台湾地区“司法院”大法官释字第328号解释评析——兼论领土的宪法意义

我国台湾地区“司法院”大法官释字第328号解释认为“‘国家领土’之范围如何界定,纯属‘政治问题’;其界定之行为,学理上称之为统治行为,依权力分立之宪政原则,不受司法审查”。该解释既表现出了对于“宪法”秩序价值的充分尊重,也显示了面对复杂政治现实的明智选择。虽然台湾地区“宪法”文本中有“领土”问题的规定,但不必要将领土问题一味地法律化。

探索“一国两制”实践的成功之道

今年是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颁布30周年,30年来,澳门地区顺利实现回归祖国,历经沧桑巨变,发展成为一个社会和谐、政治稳定、文化多元、经济繁荣的国际知名旅游休闲文化名城。30年来,中国澳门不断拓展“一国两制”实践的宽度和广度,提升“一国两制”实践的高度与层次,创造了全面实施宪法和基本法、具有中国澳门特色的有效治理模式和“一国两制”实践的成功典范。

“一国两制”实践:跨世纪的接力长跑

从改革开放之初对“一国两制”方针政策的构想,到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之后全面展开“一国两制”实践,其中经历过诸多艰难的时刻和严峻的挑战,取得了举世瞩目辉煌灿烂的发展成就。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香港基本法”)实施25周年。

香港立法会通过“一地两检”条例

2018年6月14日，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三读通过了《广深港高铁（一地两检）条例草案》（简称“一地两检”条例草案）。“一地两检”条例草案在香港的本地立法程序基本完成，该草案于6月22日特区政府宪报刊登后正式生效成为法律在香港实施。至此，广深港高铁“一地两检”条例草案在香港完成“三步走”程序。

内幕信息认定问题研究——以我国台湾地区为参照

我国大陆地区证券市场发展至今,内幕交易仍然屡禁不止。相较于台湾地区较为成熟的规制体系,大陆地区在内幕信息的认定问题上尚无统一认识,明确内幕信息的构成要件及判断标准具有现实的必要性。一则资讯同时具备'重大性''明确性'与'未公开性'三大要件,即可构成内幕信息。根据实定法,'重大性'在事前和事后应分别依照'理性投资人原则'和'价格敏感性原则'进行判断,这样的二元标准在今后应以修法的方式加以统一。大陆地区针对两种类型的资讯,在'明确性'的判断上采取了'分类检视,分层适用'的特殊模式。在'未公开性'失却时点的判断上,大陆地区采取纯粹的'形式公开说',未从立法层面对市场消化时间加以规定。

2020-2021:丰富“一国两制”事业发展新实践

2020年,港澳特区在"一国两制"实践中面临新问题、新挑战,开创了新局面,充分彰显出"一国两制"强大的生命力。2020年对于港澳特区而言是格外特殊的一年。突入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让港澳特区面临新的难题,同时,港澳特区各自都面临着新的情况。香港特区在经历了2019年"修例风波"的严峻考验之后痛定思痛再出发,开始实现重回正轨拨乱反正、由乱而治的转换.

从港督到特首:兼论香港宪制秩序与行政长官的宪制角色

港英时期的政治模式确立了港督的宪制角色,这是理解香港回归前宪制秩序的关键。彭定康的政改方案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香港的宪制秩序,总督宪制地位的松动和调整给香港带来宪制秩序上的"突变",也为香港回归之后的治理带来诸多难题。香港回归中国是香港管治主权的一次转移,也是香港新宪制秩序形成的起点。基本法确立的行政长官制度承接回归前的政治模式,又有着全新的制度设计和宪制基础,但由于行政长官产生方式尚未定型,其宪制角色依然处于发展和变迁过程之中。香港未来政治发展过程依然围绕行政长官的产生方式及其宪制角色而展开,这也是香港宪制秩序重塑和形成的过程。

两岸内幕人交易禁止期间之检视

为维护市场公平,国家需要对具有特定身份的人在特定期间内的交易行为予以禁止。对比中国台湾地区的'实际知悉'标准,大陆地区以内幕信息形成的时点作为'内幕人交易禁止期间'的起始点,或致无辜的内幕人遭到事后追责,进而对其交易行为产生影响。台湾地区终结点的确定采取的事先类型化操作,若以'市场消化说'为基础视之,则存在法律继受下'效果与目的错位'的情形。相较之下,大陆地区采取'形式公开说'确定终结点的设计,符合现阶段保障形式公平的需要,相关制度设计也与经济社会发展之现实相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