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研究与评价的反思

魏源编著《海国图志》 ,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 ,固然是比较符合现代人需要的一种“主张” ,但现代魏源研究者忘记魏源所处的时代历史的发展可能具有的多种可能性 ,不当地夸大其在当时所具的“绝对”重要性与对后世的重大影响 ,而强烈谴责讽剌那些反对向西方学习的传统士大夫 ,这种“先验预设”的方式很难使魏源研究与评价能实事求是。

儒家传统在现代台湾:回顾与展望

本文回顾儒家传统在1945年以后台湾的发展,并展望21世纪儒学可能发挥的作用。本文指出:1945年二战结束以后,儒学在战后台湾的发展呈现三个面向:作为光复后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官方儒学,代表"官方儒学"的是1960年4月成立的孔孟学会及其机关刊物《孔孟月刊》;作为民间学术思想的儒学,以"当代新儒家"学者如唐君毅、徐复观、牟宗三为代表,最近二十余年则有"东亚儒学"等新研究进路;儒学作为日常生活方式,主要由当代台湾社会的民间宗教团体所推动。本文结论认为在21世纪海峡两岸的互动之中,儒学所传承的价值理念,可以成为21世纪作为文化论述的"新台湾意识"的主要内涵,而有利于海峡两岸走向新的未来。

朱子对“道心”、“人心”的诠释

朱子特别重视伪《古文尚书.大禹谟》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之语,视之为"虞廷十六字心传",并且在《中庸章句.序》中对"道心"、"人心"提出完整的诠释,为宋代的道统论奠定了理论基础。他根据自己的义理学系统,对"道心"与"人心"这组概念提出了心性论的诠释,而有别于二程的理气论诠释。其次,他强调"人心"与"人欲"的区别,承认自然欲望之合理性。这说明了朱子的伦理学观点如多数的宋明儒者一样,属于"严格主义",而非"禁欲主义"。

论马王堆汉墓“驻军图”应正名为“箭道封域图”

从一开始"驻军图"、"守备图"或"防区图"这些命名,就造成了大家认识此图性质的框框。唯有跳脱出来,才看得见其它的可能性。对照马王堆地形图和天水放马滩木板地图来看,这幅"驻军图"有可能是一张汉代郡国常有普通的箭道行政区地图,在汉代或应名为箭道图或箭道封域图。如此一来,"驻军图"上一些难解之处,或许可以得到较合情理的解释。

耿宁对阳明后学的诠释与评价

瑞士现象学家耿宁(Iso Kem),以现象学的进路,开启“现象学的阳明学”之研究视野,具有典范的意义。耿宁指出阳明有三个良知概念,由此也导致阳明后学致良知工夫的不同。他对阳明后学致良知的诠释,以是否根据第二个良知概念(知善知恶)为基础来判定;且对追求第三个良知概念(始终完善的良知本体)的王畿与罗洪先,评价最高。本文认为阳明并无三个良知概念之不同,而后学的问题意识则在于如何“致良知”,故“悟良知本体”是阳明后学致良知工夫的共同追求,由此展开“悟本体即工夫”(顿悟)、“由工夫以悟本体”(渐修)两路“致良知”之异 同,此乃诠释阳明后学之关键所在。本文也修正耿宁强调罗洪先与聂豹之异,力陈罗洪先与王畿之同的评价,主张罗洪先与聂豹在理论与工夫实践之同,远大于王畿。就哲学高度来说,王畿最能彰显阳明思想的独特性。”，关键词改为“耿宁，现象学进路，阳明后学，致良知，悟良知本体。

古典儒学与轴心时代的突破

史华慈先生近来出版的《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重新开启了古代中国轴心时代的突破这个话题。②我在这篇文章中想要探讨两个特定的问题：第一,这个突破之开端的时间定位问题;第二,古典儒学的发展当中所体现的这个突破的特质问题。

背光下的大教堂:找寻失落的交易规则

卡拉布雷西与梅拉米德,在其1972年的名著《大教堂一景》中,以应配分之交易为核心,提出自愿交易之财产规则、强迫交易之补偿规则以及禁止交易之禁易规则。不同于经济分析对于法律单向入侵的法律之经济分析,此文展现了法律与经济分析双向沟通的法律与经济分析,值得赞许。但不幸地,其将交易规则视为国家达成目的(政策或价值)之手段,令其与往后的分析,虽然看似理论俨然,但实无法律之解释力。之所以如此,是其于经济模型建构之始,未将法律之经验考虑其中,从而非(实证)科学了。其后论者因此也无定锚的将其不当地衍生,例如补偿规则甚至被选择权化,法律更是失去其权利厘定功能,成为各种政策或价值之工具,法治尽失矣。

国家?民族?还是国族?——罗尔斯的民族理念及其超越

本文尝试厘清一个时常造成学者误解罗尔斯万民法理论的根本问题:罗尔斯为什么要使用"民族"概念,而不使用一般国际关系理论惯用的"国家"概念?本文认为,罗尔斯并非没有提出"民族"之定义,只不过,他所提出的定义是特殊定义,主要是为了针对其理论而使用的定义(良序民族)。论者多半不察,以普遍定义责之于罗尔斯,以致于造成重大误解。此外,本文更认为,罗尔斯的民族定义还可以进一步地发展出一种"国族"概念,作为人类追求永久和平时,应该在政治上达成的共同状态。

在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之外:麦迪逊早期宪政思想探索

麦迪逊是美国宪法最重要的奠基者之一,他观察到在一个民治的政府中,由于意见、信仰分歧,以及利益的分殊,派系的形成乃是无可避免的事。因此,为了防止派系的倾轧以及众暴寡、强凌弱所形成的诸多不义,此际宗教与道德的劝诫无济于事,而开明的政治家又可遇不可求,于是唯有透过制度的妥善设计才是正本清源之道。今日我人若欲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自由主义的多元论或共和主义的德性论,作为麦迪逊思想的定论,不仅忽略了其思想的多源性,更忽略了其为了肆应新局的创造性突破。

施米特思想中的主权、委任独裁与主权独裁

在施米特的理论中,独裁被分为两种类型。其一是在合宪架构下的"委任独裁";其二是在宪法架构之外的"主权独裁",目的是在革命时期由制宪的团体掌握国家权力,制定出宪法并使之生效。施米特对于两种独裁概念的区分,试图有意识地和主权独裁以及马克思主义的专政理解保持距离。借此,他一方面试图从法学上解释总统超越法律常态的紧急权限之必要性;另一方面,则是针对当时的革命性政治立场和其可能造成的主权独裁提出警告。

马基雅维利论政治秩序——一个形上学的考察

马基雅维利的政治秩序论预设了两组基本范畴:其一为形式与质料之对立,另一则为超越常态与常态秩序之对立。前者表达出政治作为一种技艺的观念,可以追溯至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论;而超越常态的政治活动则提供了激进政治变迁之可能性。由此两组范畴出发,可以理解马基雅维利政治秩序论的主要内涵与议题。马基雅维利的政治秩序论与当代公民共和主义和政治决断论之间具有复杂的关联,应当考虑两者兼顾的综合性观点。

柏拉图论政治修辞

一般认为,柏拉图对于修辞多有批判。本文首先指出,柏拉图仍肯定修辞(说服)的存在。其次,本文整理柏拉图所批判的当时流行的修辞术,并名之为"政客修辞"。再次,本文亦归纳柏拉图的理想修辞观,称之为"辩证式修辞"。为了进一步具体论述辩证式修辞,本文说明了辩证式修辞在现实政治中可以呈现的样貌。最后,本文指出,"辩证式修辞"对于当代民主政体中的政治修辞仍有可供借鉴之处。

诺尔贝托·博比奥论“自由主义式的社会主义”

本文评析当代意大利政治思想家诺尔贝托·博比奥的"自由主义式的社会主义"思想,其要义为: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必须以自由主义民主政体之维系为根本前提,也因此必须是一种自由主义式的社会主义。作者从博比奥对当代各种其他主义和理论的批判切入,尝试重构他庞杂的政治论述,厘清其思想脉络,说明其困难之最主要症结在于对一种韦伯式社会学论述的误用,并设法为他解套。全文内容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节概述意大利"自由主义式的社会主义"传统之历史背景与思想传承;第二节勾勒博比奥自由主义思想的基本轮廓;第三节检讨博氏在20世纪70年代中对西欧其他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著名批判,以进一步厘清他为自由主义民主政体辩护的论据;第四节则以博氏关于西方民主体制的诸多负面观点为主轴,更深入地分析他的思想进路与困境;最后,作者提供个人的看法与批评,重新定位博氏思想的贡献,并指出其内在限制。作者判定博氏"综合"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思想传统的尝试并没有成功,但他的民主思考确有不少发人深省之处。

赫希曼其人其书

《反动的修辞》一书的作者赫希曼（Albert O．Hirschman，1915-）教授是当代最杰出的社会科学家和思想家。他最重要的著作应该是《叛离、抗议与忠诚》。该书已经成为社会科学的现代经典，启发许多不同的学科。它和赫希曼大多数的著作一样简明易懂、轻薄短小；可是却承载了好几吨重的想象力和洞察力，赫希曼著作一贯的特点，除了简短、易懂，从不卖弄或使用艰深抽象（同时也空洞无聊）的大词汇之外，更重要的是永远以令人意想不到的新角度和新视野，来回答重要的老问题。

朱坚章的学思及其贡献

朱坚章先生的研究成果可粗分为三个阶段或部分:一是《历代篡弒之研究》;二是西方政治思想家自由观念之系列分析;三是有关民主政治及人权等的著作。总的来说,其特色或贡献有如下几方面:一是扣紧历史系络;二是揭露篡弒之所以发生的机制;三是透过上述三部分的研究成果,对政治权力的制衡、政治稳定、自由与平等,以及政治文化、政治社会化等重大的概念与理论,作出有机的联系;四是在威权体制的背景之下,寓实践于理论之中,阐扬宪政、民主、人权、法治、民主巩固等以诠释及丰富民权主义的内涵,其思想可谓貌似保守而实激进。

聂双江心体观探究——以《幽居答述》为中心

《幽居答述》是聂双江在狱中对戴伯常的答书。他从德与知、精气神的关系,以及自谦与自慊、天与心等方面对各种心性、道德概念的定义、修养的方法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一方面拓展了良知说的本体论面相,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他的心本论的特征。

资产分割理论下的法人与非法人组织 《民法总则》欠缺的视角

本文先以《公司法》《信托法》《合伙企业法》等特别法为例,说明财产独立与资产分割的概念和理论;再检讨《民法总则》应规范而未规范财产独立与资产分割处。具体而言,非法人组织定位为民事主体,但其拥有财产的权利能力并不明确——独资企业被清楚归类为非法人组织,就没有独立于自然人之财产。非法人组织与其成员之各自债权人,能否向彼此之特别财产求偿,是否有优先受偿权,均未见规范。本文主张,法人应三分为社会团体法人、营利法人、捐助法人,因其资产分割方式有异。法人成立要件应该大幅放松,使非法人组织和其他团体以行动或宣示就可取得法人格。立法重点不是形式区别法人或非法人,而是设计多种财产独立与资产分割架构不同的组织型态。

《经济解释》:法律的经济学教本

一、前言 张五常教授出版传世大作《经济解释》1,法律的科学研究因此有了基础教本。号称科学研究法律的法律经济分析,其主流是新古典经济学,缺少制度面向,但披上了数学与统计等似乎科学的外衣。科斯（Ronald Coase）一再痛陈此种＂黑板经济学＂之失,但其交易费用2转向之提出,却被借力使力,反成此坏经济分析的护身符。＂科斯定理＂（Coase Theorem）被窄化为完美制度下的市场交易结果,从而制度为何而生,即被漠视了;而现实世界既然交易费用无所不在,则高权介入也就无所不在了。

谈天说地论神人——从《古新圣经·化成之经》前二篇看贺清泰的解经学

法籍耶稣会士贺清泰在乾嘉年间中译武加大本《圣经》,全书近半系注解。本文讨论《化成之经》前二章所解的天主及其化成天地与人等问题。贺清泰随明代耶稣会士解经,结论为天主无形、三位一体或天主无中生有等化成天地与万物的大能。他顺此续谈圣号,总论宇宙万象,结为托勒密及第谷一脉的地心说。贺氏复援引天主教的传统释经,而在人类这方面,关怀的是夏娃取自亚当的肋骨,目的在夫妻互敬互重,又回应了明末耶稣会士的相关论述。

电信民营化与自由化之冲突与调和——两岸比较参鉴

民营化与自由化改革关系密切,亦存在张力与冲突。我国台湾地区民营化后的中华电信仅短暂经历移动通讯市场龙头地位不保的局面,旋即凭借剩余独占市场地位,搭配网络效益,以及民营化后的灵活营销手法,屡屡限制市场竞争,使得所有其他新进业者都仰赖其移动与固定网络,消费者权益未获应有保障,与电信自由化政策目标相去甚远。中国大陆电信业改革实践中也同样遭遇超高定价攫取超额利润,严重损害消费者利益和宽带低效掣肘产业发展无法释放带动效应等问题。两岸比较下,后民营化时代我国台湾地区应从行业管制和公司治理两个层面进行革新:前者包括制度面尽速开放用户回路,执法面强化管制与加强协调;后者包括变更持股机关、强化董事会功能、明定中华电信政策任务。而中国大陆民营化和自由化审慎缓进过程中则宜记取民营化与自由化不可混为一谈,彻底民营化与自由化并无必然关联,批发部门功能分离应作为三大电信公司治理的基本原则,并尽速制定颁行富有前瞻性和回应三网融合的《通讯传播法》。